【“桃花源”原型】

“林尽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便舍船，从口入。初极狭，才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这是晋时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这处令人神往的世外桃源到底在哪里呢？一直争个不休。据说重庆、江苏、河南、安徽、江西、湖北、湖南等地现在都在争“桃花源”归属地。

不妨坦率地指出，这些地方争“桃花源”，显然不是源于做学问的考据热情，也未必是出于对陶渊明这位古代隐逸的景仰，无非是想争到一块正宗“桃花源”的牌子，吸引游客前往旅游，以拉动当地经济发展与政府财税收入。不能说发展旅游业有什么不对，只是，这么多地方争夺一个连陶渊明自己都不知道在哪里的世外之地，跟争“孙悟空故里”一样，多少显得有些滑稽罢了。

“桃花源”是陶渊明塑造出来的一个微小型“乌托邦”。在这个“乌托邦”中，人们“不知有汉，无论魏晋”，象征着将国家权力区隔在外；而远离国家权力的桃花源人，通过自治建立起“怡然自乐”的治理秩序。这样一个被陶渊明命名为“桃花源”的与世隔绝之地，可能只存在于陶渊明的理想中。换言之，世上并没有一个“桃花源”。

不过，“桃花源”也并非隐逸文人全然凭空想象的产物，它应当有原型，陶渊明是参照这一原型来塑造“桃花源”的。

上世纪30年代，历史学界大咖陈寅恪先生曾在《清华学报》发表《桃花源记旁证》一文，提出《桃花源记》既是“寓意之文，亦纪实之文也”，“桃花源”的原型就是魏晋—南北朝时北方普遍存在的坞堡组织。魏晋之世，北方战乱频仍，为了在乱世中生存下来，许多地方豪强、豪族领袖都组织当地居民或迁入山林，或据山川形要，结成坞堡。“《桃花源记》为描写当时坞堡之生活，而加以理想化者，非全无根据之文也。”

后来，另一位历史学界大咖唐长孺先生又撰文质疑了陈寅恪的考证，认为汉末南方社会的宗部组织才是“桃花源”的原型。东汉末年，政府昏暗，赋役繁重，江西鄱阳一带的农民为逃避赋役，逃亡于山林川泽，结成氏族公社性质的宗部组织。“陶渊明既然祖籍鄱阳，迁居的浔阳亦距离不远，故老流传，应熟知旧事，而且东晋以来逃避赋役而入山的事仍然在继续”，因此，他“会很自然地与他自己的见闻结合起来，写成《桃花源记》”。

“桃花源”的蓝本到底是北方坞堡，还是南方宗部，史无定论。但陶渊明创作《桃花源记》必有所本，则是可以肯定的。那么学界对“桃花源”原型的争论，是不是跟今天很多地方对“桃花源”归属地的争夺一样无聊呢？当然不是。争夺归属地，无非是为了“山寨”出一个挂名“桃花源”的旅游景区；探讨原型，则有助于我们理解“桃花源”到底从哪而来，又当如何重建“桃花源”式的治理秩序。

【无终山都邑】

我个人倾向于认为“桃花源”原型为魏晋坞堡，在北方出现的所有坞堡中，有一个“无终山都邑”，很可能便是陶渊明创作《桃花源记》的直接参照物。据《三国志?魏书》，东汉末年，儒士田畴为避战乱与政治迫害，“率宗人避难于无终山，北拒卢龙，南守要害，清静隐约，耕而后食，人民化从，咸共资奉”。田畴所建立的这处堡坞，就是“无终山都邑”。

“无终山都邑”的形成，很有意思，值得分析。让我先来引述《魏书?田畴传》的记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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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畴，字子泰，右北平无终人也。好读书，善击剑。……率举宗族他附从数百人，……遂人徐无山（即无终山）中，营深险平敞地而居，躬耕以养父母。百姓归之，数年间至五千余家。

畴谓其父老曰：“诸君不以畴不肖，远来相就。众成都邑，而莫相统一，恐非久安之道，愿推择其贤长者以为之主。”

皆曰：“善。”同佥推畴。

畴曰：“今来在此，非苟安而已，将图大事，复怨雪耻。窃恐未得其志，而轻薄之徒自相侵侮，偷快一时，无深计远虑。畴有愚计，愿与诸君共施之，可乎？”

皆曰：“可。”

畴乃为约束相杀伤、犯盗、诤讼之法，法重者至死，其次抵罪，二十余条。又制为婚姻嫁娶之礼，兴举学校讲授之业，班行其众，众皆便之，至道不拾遗。

北边翕然服其威信，乌丸、鲜卑并各遣译使致贡遗，畴悉抚纳，令不为寇。袁绍数遣使招命，又即授将军印，因安辑所统，畴皆拒不受。绍死，其子尚又辟焉，畴终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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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这段文字简略的记载，首先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无终山都邑”是自发形成的，原来只是田畴带着族人避世于此，后来，“百姓归之，数年间至五千余家”，形成一个相当繁华的都邑。这一点非常重要，与后世那些以强力绑架人民参与的巨型“乌托邦”实验区分开来。

其次，“无终山都邑”也是作为士君子的田畴有意识地自觉构建的结果。当归依的人越来越多之后，田畴跟众父老商议说：“愿推择其贤长者以为之主。”“畴有愚计，愿与诸君共施之，可乎？”显然，田畴意识到，治理一个共同体需要秩序与权威，因此，应当与众父老推选出领袖，组成“政府”，并立法施行。

众父老都表示同意，并推举田畴为都邑之主。田畴的领袖地位，既来自他作为“无终山都邑”创建者的自发性权威，也来自众父老的授权，经过了一个民主选举的程序。

当选为都邑之主之后，田畴征得众父老的同意，开始立法制礼，包括制订刑法：“乃为约束相杀伤、犯盗、诤讼之法，法重者至死，其次抵罪，二十余条。”制订民法：“又制为婚姻嫁娶之礼。”可以推断，田畴所立之法、所制之礼，不会是凭空设想，肯定是基于传统的礼法积累。田畴又建立了基本的公共服务：“兴举学校讲授之业，班行其众，众皆便之。”通过田畴有意识的构建，“无终山都邑”形成了优良的治理秩序：“至道不拾遗。”

最后，我们还要指出，“无终山都邑”的公共治理是自治的，官方始终没有参与进来，袁绍父子都想辟田畴为官，但田畴都拒绝了。这一自治性质，跟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社会是一致的。

写《桃花源记》的陶渊明比田畴晚出生一百多年，但田畴建立的“无终山都邑”让陶渊明深为向往，他曾千里迢迢跑到无终山一游，并写了一首诗来抒发思古之幽情：“辞家夙严驾，当往至无终。问君今何行？非商复非戎。闻有田子泰，节义为士雄。斯人久已死，乡里习其风。生有高世名，既没传无穷。不学狂驰子，直在百年中。”当陶渊明在文字世界中搭建一个叫做“桃花源”的“乌托邦”时，他不可能不会想到深深向往的“无终山都邑”。

【张謇的自治计划】

不过，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丝毫不涉一个共同体的秩序构建过程，只泛泛称“先世避秦时乱，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不复出焉，遂与外人间隔”。倒是他对“桃花源”的描述，让人不由想起老子“小国寡民”的理想社会：“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人复结绳而用之，至治之极。甘美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问题是，这种“有什伯之器而不用”的无政府状态与“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原子化生存，能不能形成优良的治理秩序呢？很可能连一场大暴雨都抵御不了。陶渊明虽然羡慕田畴，但两者却是完全不同的两类人，田畴是士族领袖，儒家士大夫，有入世的抱负，也有组织共同体的权威与能力；陶渊明只是一介隐士，追求的是个性自由，小清新一枚。他可以运用浪漫的想象描述“桃花源”的“怡然自乐”秩序，却没有能力解释一个共同体如何建构“怡然自乐”秩序的公共治理机制。

怪不得宋代有一位叫王令的士大夫，要在他的《桃源行送张颉仲举归武陵》诗中提出一连串诘问：“桃花源”这地方，“上无君兮孰主？下无令兮孰随？身群居而孰法？子娶嫁而孰媒？既弃此而不用，何久保而弗离？”这些问题，估计小清新的陶渊明是回答不了的，而士族领袖田畴则交出了他的答卷。

也正因为如此，陶渊明讲述的“桃花源”显得非常不真实——跟我们读《魏书?田畴传》的感受完全不同，以致唐代时，很多文人与诗人都将“桃花源”当成了不存在于人间的仙境。到了宋代，士大夫才将“桃花源”拉回人间，认为“桃花源”是逃避战乱的先民建造出来的。

既然“桃花源”在人世，那么它便是可以构建的——跟田畴建立“无终山都邑”一样。后世真的有士大夫以田畴为典范，尝试创建一个“无终山都邑”式的人间桃花源。这个人就是晚清的大绅商张謇。

张謇不仅是一名实业家，更是一位领导社会建设的领袖，毕生致力于家乡南通的社会自治实验。1921年，他在《呈报南通地方自治第二十五年报告会筹备处成立文》上自述:“窃謇抱村落主义，经营地方自治，如实业、教育、水利、交通、慈善、公益诸端，始发生于謇兄弟二人，后由各朋好之赞助，次第兴办，粗具规模。”按张謇雄心勃勃的规划与实践，南通的社会自治事业包括：发展作为“自治之本”的实业，实业利润用于地方公益与公共治理；建立一个涵盖了博物苑、图书馆、剧场、阅报社、公共体育场、医院、医学堂、新市场、公园、“恤嫠、保节、育婴”公益组织等在内的公共服务体系；设置议事会、市会、警察、民团、改良监狱、罪犯习艺所等公共治理机构；培育乡亲的“民治精神”……这一切，均不假之于官，全由社会达贤主持。可以这么说，南通自治计划便是“无终山都邑”的升级版，“桃花源”的路线图。

事实上，张謇在南通展开的社会自治事业，不仅汲取了当时西方与日本的自治经验，也从“无终山都邑”历史与“桃花源”理想中获得灵感。幼年时听过张謇训导的南通人秦延海说，张謇仰慕的就是“桃花源”的世界和田畴的都邑。张謇创办的通海垦牧公司中，有一块张氏手书的匾额“慕畴堂”，这里的“畴”即指田畴。张謇规划的南通新商业区，主干道命名曰“桃坞路”，“桃坞”即桃花源。说明张謇确实是将他的南通自治事业当成“无终山都邑”与“桃花源”的再造工程。

从田畴的“无终山都邑”，到张謇的南通自治计划，显示出中国士君子经营的“桃花源”并非欧陆哲人王凭空设想、设计出来的那种“乌托邦”，而是确实存在过的社会自治样本。“桃花源”的“源”在哪里？就在士君子重建社会的抱负与行动中。

当今之世，不见张謇式的士君子再造“桃花源”自治秩序，却来争夺“桃花源”归属地，可谓“让其大者，而争其小者”。换成大白话，就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