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2015年11月2日，英国伦敦，泰晤士河上的威斯敏斯特桥笼罩在清晨的浓雾之中。

前几天，东北多个城市PM2.5超过1000让世界震惊。“雾霾”已经成为很多中国人日常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了。当我们讨论中国日益严重的雾霾现象时，也时常将之跟历史上的英国伦敦雾霾作比较，毕竟后者时常出现在历史、文学、影视作品中。如今讨论伦敦雾霾，也可以从文化史角度来研究。

剑桥大学学者克里斯汀·科顿（Christine Corto）最近为伦敦雾霾史写了本“传记”《伦敦雾》（London Fog），她从文化历史的角度另辟蹊径：在梳理伦敦污染史和抗霾史的同时，更将社会历史和丰富的古怪轶闻结合起来。尽管伦敦早已甩掉了“雾都”的帽子，但雾霾不仅悄悄潜入了英国人的家里和身体里，也渗透到人们的思维中。如果雾霾是城市生活中不可避免的一部分——正如狄更斯著名的《荒凉山庄》里一样——它同样也是文化想象中无处不在的元素。

剑桥大学学者克里斯汀·科顿的《伦敦雾》（London Fog）

漫长的抗霾史

17世纪的日记作家约翰·伊夫林（John Evelyn）哀叹伦敦的“恶臭和阴暗”，建议将城里所有制造浓烟的工业设施都搬出去，用散发扑鼻香味的花朵与优雅的树篱环绕伦敦。18世纪，作曲家约瑟夫·海顿发现伦敦的雾霾已经重到“可以将它撒在面包上”。但是直到1830年代，伦敦人口超过200万时，伦敦雾霾才成为著名的地狱般“黄色浓雾”。

以往，伦敦11月初就开始的湿冷冬雾让希思罗机场航班被迫取消，然而遍布伦敦的黄色浓雾（又称“豌豆汤”雾）却是另一番景象，受家庭和工业燃煤烟尘的污染，人们咳出的唾液都是黑色的。成千上万的烟囱制造了城市浓浓的黑烟。到1840年代，“大烟雾”迅速变成“大窒息”，伦敦慢慢地被浓雾环绕。

1853年，《泰晤士报》写道，伦敦雾霾“将人类的咽喉变成病怏怏的烟囱”。1921年，伦敦每立方英寸样本的空气中含有34万煤烟颗粒。1952年著名的“伦敦雾霾事件”，情况严重到原定在沙德勒之井（Sadler's Wells）剧院上演的歌剧《茶花女》被迫取消，因为雾霾渗入了剧院内部，没人能看清舞台。

1922年，浓雾中的伦敦。

治霾的困难在于，雾霾不同于污水，不属于重大公共工程项目之列——虽然曾有人建议用管道将新鲜空气从农村输送到伦敦。而政府的监管却出现两难，出台政策禁止燃煤意味着立法者与资本主义社会的两大支柱——“自由市场”和“私人财产”——对立了起来。工厂有权购买最便宜、烟雾最多的煤，居民也有权使用炉火，政府担心得罪强大的实业家，所以任何正确的抗霾立法措施都注定失败。

“雾霾是无形的。”科顿指出，“所以它可以通过多种多样的形式展现出来。”例如，雾霾折射出的人性被商业利益所战胜。从伦敦东部贫民区蔓延至全城的惊恐，就像城市良心上的一个污点。因为经常刮西风，所以住在伦敦东边的人要承担更多风险。有钱人纷纷搬家，东部成了下层阶级居住的所在。

尽管1952年出现“杀人大雾”，1.2万民众死亡，政府仍然没有立刻觉醒。保守的房屋部长哈罗德·麦克米伦（Harold Macmillan）仍然对公众的期待多有抱怨，并建议成立委员会：“我们无法做很多，但是我们似乎很忙——现在才成功了一半。”直到1956年，固执的下议员杰拉德·纳巴罗(Gerald Nabarro)才努力令《空气清洁法案》得以通过。对此，《经济学人》评价道，这是一本丰富且层次多元的著作，揭露了雾霾的政治含义。

1936年伦敦市中心的夜晚。

渗透进文化的“雾霾象征”

当然，雾霾并不仅仅涉及公共健康问题。在插图的帮助下，科顿生动地描述了雾霾带来的一系列混乱——行人摸索前进、交通拥堵、车祸、犯罪和醉酒飙升。此外，她还敏锐地注意到一些细节，比如1870年代出售的防雾护目镜。更为重要的是，雾霾渗透进了英国文化氛围中，影响延续至今。

“伦敦城多雾的一天，”弗雷德·阿斯泰尔在1937年音乐剧《少女落难》中低声吟唱，他若无其事地吸着雪茄，穿过森林，在好莱坞烟雾机的效果下，一半的舞台烟雾缭绕。

美国作曲家格什温的歌词也召唤出伦敦的昔日光景，“伸手不见五指，低沉的马蹄声踩在鹅卵石上。”1857年，美国作家纳撒尼尔·霍桑对伦敦的油腻天气有着精妙描述：“泥土的幽灵，死去泥土的精神中介”。

小说家从雾霾中看到了各种可能性，文坛大家如查尔斯·狄更斯、亨利·詹姆斯、约瑟夫·康拉德、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及大量迷人却被遗忘的通俗文学，都通过“隐喻的雾”来表达道德、心理和社会解体。

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使用雾霭弥漫的形象和隐喻，创造出充满威胁的感觉，逐渐揭示出善良的杰克尔博士的另一个邪恶人格所作出的神秘行为。在生活中，史蒂文斯是个温和的人，毕生都受呼吸道疾病困扰。他说自己深沉的抑郁感“不为别的，就因为这棕褐的色调”，这也正是邪恶的海德身上披挂的“巧克力色的尸衣”。

安娜·麦克斯韦尔·马丁在《荒凉山庄》中的演出。

与他相反，狄更斯陶醉在雾霾之中，赋予它个性。特别是在《荒凉山庄》中，狄更斯把它描述为一种恶毒而滑动着的存在和力量，用雾来象征法律无尽的残酷和复杂所带来的神秘性。在其最后一部完整长篇《我们共同的朋友》中，他用雾来隐喻因金钱欲望导致的道德腐败。

亨利·詹姆斯则为雾霾赋予了社会意义，在他笔下的工人阶级场景中，总是缭绕着阴冷的雾霭。此外，他还用雾作为一种隐喻来探索《一位贵妇的画像》女主人公伊莎贝尔·阿切尔的精神状态。赫伯特·乔治·威尔斯的《爱与刘易舍姆》，则透露出雾霾对独居女性的潜在危险。

马克·吐温到烟雾弥漫的伦敦演讲厅演讲“艰苦岁月”，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观众摸索着来到这里，几乎看不见台上的他，他只好缩短了这场不幸的讲演。马克·吐温抱怨这团看不透的黑暗雾霾，这让人们知道，遍布伦敦的黄色浓雾不仅仅是街头才有。

如今任何一部关于“开膛手杰克”的电影，如果没有硫磺雾霾的背景，就不可能完整，尽管开膛手所有凶杀案都发生在晴朗干净的夜晚。荧屏上的福尔摩斯也几乎伴着雾霾，甚至比华生还要形影不离。雾霾让福尔摩斯想象一个谋杀犯是如何悄悄走过浓雾，“如同猛虎走在丛林，只有突袭时才现出身形。”尽管柯南·道尔在这部作品中很少提到雾霾。

“雾都伦敦已不复存在。”科顿最后总结道。但事实上，从她的书却可以窥见完全不同的结论。打开电视，或者阅读一本小说，会发现雾霾已经远不再是伦敦的怪天气，它是英国文化氛围的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