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开厚厚的一部《全唐诗》，天才诗人李白“酬和”其他诗人的作品不少，却找不出一首和唱王维的诗作，反过来王维也是，莫非他俩人不认识？这似乎不会。李白有不少酬和孟浩然的诗，而孟浩然恰恰又是王维的至友，即便是李白和王维不相识，俩人完全可能由孟浩然作中介而相识。

    唐开元十八年（730年），李白经河南南阳至长安。在此之前，他漫游天下，行至湖北安陆，娶了故相许圉（yǔ）师的孙女，遂定居下来。这期间，多次向地方长官上书自荐，以求闻达。地方长官置之不理。李白遂下定决心漂流至京城长安，以谋求发展。唐代诗运兴隆昌盛，应归之于诗人的狂放。何为狂放？尽情尽性，我行我素，不在乎别人咋看，不理会别人咋想，用诗写我心写我情就是了——所以说唐朝的诗才是真诗。尽管李白不停地干谒诸侯，但一生仍未得到重用。李白认为他的文学艺术资本应该就是政治资本，但在统治者眼中，他仅仅是个能写诗能写出好诗的一介文人。

    李白对自己的文学底蕴很是自负，请看他的《上安州裴长史书》中的一段话：“前礼部尚书苏公出为益州长史，白于路中投刺，待以布衣之礼，因谓群僚曰：‘此子天才英丽，下笔不休，虽风力未成，且见专车之骨，若广之以学，可以相如比肩也。’四海明识，具如此谈。前此郡督马公，朝野豪彦，一见尽礼，许为奇才。因谓长史李京之曰：‘诸人之文，犹山无烟霞，春无草树。李白之文，清雄奔放，名章俊语，络绎间起，光明洞彻，句句动人。’”文中“投刺”就是投名片，名片上虽没有现代人的什么董事什么会长什么理事等虚职，到可以看出这位李大诗人对自己的诗文极为自负。李白在益州路上碰到前礼部尚书，投个名片给他，“苏公”对众官说：此李公子是天下英才，虽羽毛还不丰满，只要广以才学，就是司马相如再世啊。而另一位“郡督马公”也认为李白是“奇才”，极力赞扬李白诗文之美。还有一封《与韩荆州书》，将自己的老资本强调到极致。“白陇西布衣，流落楚汉，十五好剑术，遍干诸侯。三十成文章，历抵卿相。虽长不满七尽，而心雄万夫，王公大人许与气义，此畴曩心迹，安敢不尽于君侯哉？幸愿开张心颜，不以长揖见拒。必若接之以高宴，纵之以清谈，请日试万言，倚马可待。今天下以君侯为文章之司命，人物之权衡，一经品题，便作佳士。而君侯何惜阶前盈尺之地，不使白扬眉吐气，激昂青云耶？”李白认为自己有“卿相”之才，在自吹的同时把对方也好好吹了一番，称对方是“君侯为文章之司命”，统管天下士人文章的神明。

    据宋·洪迈考证，那个安州裴长史不知何许人。安州裴长史也好，荆州韩朝宗也好，能帮李白什么？这些官场人物、政客，也只是傍几位舞文弄墨的文人、诗人作家，装饰门面，作风雅状而已。随便夸赞李白几句，是不交税的，于他何损？这些政客在内心压根儿是不把文人当回事的，这一点中西方都是如此。公元1812年6月，只有1.68来米高的拿破仑率军大举进攻莫斯科，曾经带了一个连队的诗人同往，准备在攻这座城池时让诗人们大势歌唱一番，谁知出师不利，大败而归。副官问这小个统帅，拿这帮诗人咋办？拿破仑也不加思索地便说：统统编入骡马辎重队当力夫。那些诗人手中有根能流出花样文字的鹅毛笔又怎样？李白之所以在官场上处处碰钉子，问题就出在这里：李白过高的估计了自己在政客心中的地位。

    正当李白在长安找各种门路推销自己时，那位信佛的王维也准备来到长安。那是开元十五年（727年），王维离开河南淇水，丢掉那份小官差，抱着与李白同样目的来到京城。开元盛世也正是这两位大诗人创作的黄金时期。王维的诗被其后的苏东坡喻为“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涵蕴大雅，有于天籁。李白的诗高昂如黄钟大吕，金声玉振，低回则浪漫奇绝、灵思奔涌。二人作品中那无与伦比的创造力想象力震撼力，以及美学价值，构筑了盛唐诗歌的繁荣昌盛景象。

    两位诗人的名气大，而地位低下，这种名位不相称，似乎弄得大诗人食不甘味，寝不安席。王维23岁就举进士，巴结等待多年，也就混个九品下的官位，相当于现代的“科级”。李白虽娶了故相的孙女，沾了一点门阀之光，也未“释褐”，仍是白丁、布衣。其实，在某种特定时期或对某个人而言，文学和政治就如水火难溶，两者的长处很难统一到一个人身上。王维、王缙兄弟自小随母信佛，家在当地是有名的地主，物产丰厚，过着与世不争、无忧无虑的生活，作政客的那种勾心斗角的本领他有吗？损人利己的“厚黑”手段他有吗？王维、李白恰恰缺少的就是这些。在俩位一生下时，上天就已经为天才诗人安排好了，俩人在政治上注定是个侏儒。但俩位诗坛巨子在长安做相同的“干谒”之事时，为何却没有往来呢？这一点让历史和诗学研究者很不理解：在俩位全部的作品中找不到涉及对方的一字一句，正史和野史中也找不到俩位在某处相会过雅集过的丁点文字记载资料。这又为何？

    王维生卒年为公元701—760年，李白生卒年为公元701—762年，俩人年龄相仿，写作相类，名声相当，也想在政治上有一番作为，难道就真没有在一起赋诗唱和、论道参禅、品书谈画？据史料记载：从开元十八（730）至二十一（733）年，从天宝元年（742）至三（744）年，王维和李白有5年时间同住在长安首善之区，却是“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这又是为何？这事让人想起民国两位大文人鲁迅和胡适，两人的文学观点不同，政治立场也大为相左，还常写文章相互指责，都在北平教书做事，却并不妨碍二人相互往来，二人也常在前门外厚德福饭庄吃铁锅蛋，在中山公园的来今雨轩品雨煎茶。李白和王维到底怎么啦？  

    在天宝年间，李白和王维第二次相集长安，李白被唐玄宗由布衣擢为翰林学士，王维也升为从七品上的左补阙大官，相当于现在的准“部级”，同在一个天子脚下出入，难道就不相识？连相互问候的几个字也不曾留下？也许是两人太旗鼓相当，都是诗情奔涌之辈，一处水渊中不能有两条龙，两人就干脆不认识、不往来，或是认识而从不交换“名刺”，从不相互酬唱。

    如果李白王维不是有意闹别扭，二人完全有机会碰头。唐长安广设寺院，城内外“有僧寺六十四，尼寺二十七，道士观十，女观六，波斯寺二，胡天祠四”。遍布里坊间的声色歌舞之所就更多了，歌伎胡女，僧人尼姑，比邻而居，正是当时长安开放社会的一大特色。王维是位虔诚的佛教徒，“在京师日饭十数名僧”，他应该是寺庙的常客。而李白是“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也是离不开美酒声色寺尼之人。王维在辋川别业没修建好时，到京城多住在弟王缙的家里。清·徐松《唐两京城坊考》认为，李白在京城没有自己的宅子，每游京城或住旅店，或寄宿在崇仁坊、平康坊的各地进奏院，进奏院相当于今各省驻京招办，与王维王缙兄弟所居的道政坊只一街之隔，二人绝对会狭路相逢。王维和孟浩然的友情非同一般，孟吃海鲜发疽死后，王维写下《哭孟浩然》一诗，情感真挚。李白也有《赠孟浩然》等诗，可见李孟二人也非泛泛之交。如果李白王维是因闹别扭而不相往来的话，孟浩然夹在中间肯定作过一番努力，但也无法促成二人的交往。

    唐开元十八（730）年前后，李白第一次到长安，王维已是三度进出。李白初来长安是一路风光无限，自我感觉良好。而王维早先就吃过苦头，跌过跟头，处处小心翼翼。李白到长安来，可能是靠妻子娘家帮忙，打通右丞相张说的关节，张说才为其找关系。他的诗也为张说儿子张垍（jì）这位驸马爷看重，并答应为他举荐。在唐朝，无论是科举还是求仕，举荐人非常重要，举荐还是合法的正当行为，朝廷中就有专事举荐的官员。李白攀上张说父子后，大有稳操胜券之势，似乎不太把王维放在眼里。但李白估计错了，王维是长安市民，有住地户优势，李白到长安只能算个外来户，一个漂族。当办同样一件事时，本地人和外来户就会露出明显的差别。事实也正是如此：李白和王维所要“干谒”的“诸侯”是同一个人，唐玄宗的姐姐玉真公主，只要她首肯，谁就会一跃龙门而平步青云。王维23岁中试后，就被任命为大乐丞，相当于现代的国家交响乐团团长之职，史载他的属下伶人因随便演只能给皇帝看的《黄狮子》舞，被降职贬谪。音乐也是王维的强项，当时的诸侯富豪们很看重他，《旧唐书·王维本传》：“凡诸王驸马豪右贵势之门，无不拂席迎之，宁王、薛王待之如师友。”“尤为岐王所眷重。”而李白正是少了这些王侯的“眷重”。从王维所写的《从岐王过杨氏别业应教》等诗作可以看出，他与“好学工书，雅爱文章之士”的岐王有至密关系。《集异记》说：王维“妙年洁白，风姿都美”，“风流蕴藉，语言谐戏”，完全是位美男子的形象。王维还擅长绘画，其水墨雪景山水为其首创。而李白是“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说得好听是“酒仙”，难听点则是个酒徒酒棍。与王维交往的多有皇亲国戚，有武、中、睿三朝宰相韦安石之子韦陟、韦斌兄弟等人，王维结交的都是当权派、实权派、一言九鼎的大人物。李白结交的多是文人墨客，酒徒胡伎之辈，关键时上不了台面的人物。

    两人几乎同时住进了玉真公主的别馆。李白有一首《玉真公主别馆苦雨》诗：“秋坐金张馆，繁阴昼不开。空烟迷雨色，萧飒望中来。翳翳昏垫苦，沉沉忧恨催。清秋何以慰？白酒盈吾杯。吟诗思管乐，此人已成灰。独酌聊自勉，谁贵经纶才？弹剑话公子，无鱼良可哀。”此诗写得凄冷，是李白诗中少见的灰调作品，诗中说自己等来等去等得昏昏欲睡，只好用酒强撑着。首句的“金张”指西汉宣帝刘询时期的权贵金日◇﹙此字左石右单dī﹚和张安世，古诗中常用“金张” 借称权贵家族，此处指公主别馆。“公子”应当指张垍，“无鱼良可哀”中的“鱼”在古时借指书信，诗句是说好长时间等不到张垍向公主引见自己的音信，等不到玉真公主招见他的书信。心“已成灰”的李白就这样凄凄冷冷的离开了。“吟诗思管乐”，也许就在李白吟诗时、也许就在李白离开公主别馆之时，玉真公主正在美美地听着王维演奏“管乐”呢。

    《唐才子传》载：“维，字摩诘，太原人。九岁知属辞，工草隶，娴音律。岐王重之。维将应举，岐王谓曰：‘子诗清越者，可录数篇，琵琶新声，能度一曲，同诣九公主第。’维如其言。是日，诸伶拥维独奏，主问何名，曰：‘《郁轮袍》。’因出诗卷。主曰：‘皆我习讽，谓是古作，乃子之佳作乎？’延于上座曰：‘京兆得此生为解头，荣哉！’力荐之，开元十九年状元及第。”当王维拿出他的诗作时，唐玄宗的九姐玉真公主说：“这些诗作都诵读﹙习讽﹚过了，还以为是古人之作呢，竟然出自你的手啊？”这头是王维得到玉真公主的赏识，其乐融融，那头是李白在别馆里喝闷酒写闷诗而孤凄等待，继而凄凉离去。

    如果让张说、张垍父子和岐王、玉真公主举荐同一个人，唐玄宗会看重信服哪一头？当然是皇亲这一头。自家人肯定要偏向自家人。所以说，李白虽然傍上右丞相张说，还是要输定的。因为举荐王维那头的分量太重了，唐玄宗只能偏向那头。此后的王维一直把干谒玉真公主当作卖艺求荣的可耻之事，但他干谒求官，毕竟把李白给干下去了。王维终其一生，一直处在“干谒”王侯、又以“干谒”王侯为耻的矛盾心理中，读他干谒宰相张九龄《献始平公》一诗就可明了：三四句“不用食梁肉，崎岖见王侯。”表明自己对天天“食梁肉”的荣华富贵很蔑视，不愿为显达而拍王侯们的马屁。中段又将张九龄好好吹拍了一番，到十三、四句来了个急转弯：“贱子跪自陈：‘可为帐下不？……’”俺给您大宰相跪下了，能让我在您手下作个小官吗？不只是王维，诗人们这种违心的干谒王侯之事在当时像家常便饭。比王维还下作下流的更多，据《朝野佥（qiān）载》：宋之问为武则天的男宠张易之端尿壶，还做个不堪入目的丑态。那个貌美的崔湜﹙shí﹚更绝，为谋得一官职，甘当太平公主的“面首”、“鸭子”，竟将老婆和两个女儿送进东宫让太子奸玩。在人人都能作诗的大唐帝国里，杜甫、李白、王维之所以能在当时和后来享有崇高的地位，也应与他们不折权贵的品性有很大的关系。杜甫一生只为小吏，像他的祖父杜审言一样，一身耿骨，不媚权贵，自个也是多灾多难，对那些巴结拍马屁的诗人很是看不惯。王维可能因家族为大户人家的原因，虽然正面不与当权者扭着筋来，心底也是蔑视权贵，既不和权贵闹别扭，又不愿真诚合作，只好干谒个薪水不薄的官职，亦官亦隐，有事时就到长安跑跑，没事时就躲在辋川别墅里念佛吃斋，写诗作画。李白虽然后来在天宝年间蒙圣恩干谒个翰林学士的文职，本可以给权贵们好生溜须拍马，清闲清闲，可李白是个天生的贱骨头，喝醉了酒来个“天子呼来不上船”，当着众官面，还把脚向高力士一伸：脱靴！这种人能让他在宫在呆久吗？没多久就脱出局了。李白好不容易干谒个官职，又失去了，到了晚年只好依附在族叔李阳冰身边。干谒，干谒，干谒玉真公主，这就是李白和王维不得已为之的事，抱撼的是，两位大诗人竟差不多在相同的时间内踏上了同一条贼船，也许就因为这个“干谒”之事，让俩位大诗人结下老死不相往来的仇视。于是，在中国诗史的页面上就少了俩位大师那诗情画意的友情链接。

    或许真实的历史并非如此，或许李白和王维既无仇视也无友情，俩人原本就不相识。李白和王维不相往来，两人就像两座插天的高山，两人的诗情就像那山上的两条源流，各自沿着特定的路线往下奔，再化作滔滔东去的大江大河，最后汇集到华夏大文化的诗海诗洋中。无论是仇视也好，不相识也好，都不会影响俩人在中国诗史上的重要地位，都不会影响俩人在华夏后人心中的重要地位。如此，种种猜测都是多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