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是一种“心学”

李  东：您因大量写自然的诗歌，而被亲切称为“自然诗人”，您的诗歌为什么会聚焦自然？您如何评价自己的创作？

李少君：近年来一些评论家称我为“自然诗人”，可能是我的诗歌中关于自然的内容比较多。自然，确实是我诗歌写作的灵感来源地，甚至是我世界观、生活方式最重要的参照物。我一直认为：自然，可以说是中国古典诗歌里的最高价值。也是我的信仰来源。自然是中国人的神圣殿堂。这也被称之为一种诗性自然观。在一个污染严重、雾霾横行的时代，我觉得有必要恢复或者说重建这一根本价值理念。

我曾经把自己的诗歌概括为“湖海以远”。湖海，是指我生活过的湖南、湖北和海南。湖南湖北以洞庭湖为界，在这里，我建立起关于江湖的概念，为人处世总带些江湖气。后来到了海南，天涯海角在人们心目中是最遥远的地方，也给予人无限的想象力。我向往远方，也在这里培养起了海阔天空的胸怀，这些，也都成为我对自然的直观直觉的认识，并建构起我关于自然的信念。

我个人对自然的尊崇，也许与成长环境、生活方式乃至个人性情、思想认同有一定关系。湖南：我从小在乡下长大，大自然就是我的客厅，我基本每天都以自然为家。从小在大自然中摸爬滚打，撒野撒娇。我的出生地和读书的湘乡小城是一个风景秀美的地方，城边有东台山，在城里任何一个角度抬头就可看到，还有涟水河绕城而过。我每天早晨在河边看书朗诵，安静的河水也培养了我的情性和涵养。湖北：大学我就读的武汉大学号称中国风景最美的大学，坐落在东湖和珞珈山之间。我走遍了珞珈山的每一寸土地，经常在樱花树下躺卧看云。海南：大学毕业我又来了海南，中国生态最好的地方，水和空气质量从来处于第一的位置，森林覆盖率一直名列前茅，满天的不断流动的云彩让人产生飘飘欲仙的感觉。自然山水从来就是我的老师，启蒙我对于美、对于人生的概念。

我现在还记得，我五岁左右爬山去看一个湖泊，被风景吸引，越走越远，又在湖边看了很久落日，回来时差点迷路，天黑了我还没回到家里，把我奶奶都急坏了，派我叔叔伯伯们打着火把去找我。但我那时没有害怕，自己寻回了家。因为我对自然很熟悉。我也曾在老家的山上不小心摔下来，小胳膊脱了臼。但好了后继续去爬山。大自然就是我的游戏场，而且从不厌倦。还有那些树、那些花、那些植物也启迪我，让我认识世界和人生。你看根扎得深就长得高，多通俗又多深刻的道理啊。还有小动物很少贪婪，很少寻求超过其所正常需要的东西，只有人有多拿多占的怪癖。我会经常在林子里散步，独自行走，至今如此，所以我和自然是一个多年默契的关系，是相得益彰。

海南是一个看天生活的地方。每天出门前都要看看天气决定带不带伞，甚至是决定出不出去办事。我觉得这种生活方式很好，跟自然保持了一种密切关系。不像一些大城市的生活，其实是反自然的，夏天空调，冬天暖气，把人对自然的敏感性完全破坏了，人也压抑得麻木了，出点汗都很难，想方设法用香水掩饰人的自然气息，整容更把人变成一个物品，就这样，在都市里，人变成了一个精致的精心包装过的现代产品，很可怜。

因此，我把自然作为一个参照作为一种价值是自然而然的事情。自然和我的内在是融合的，我与自然没有什么隔阂隔膜，也没有什么冲突和矛盾。

而且，在我看来，自然就是中国文化的最高价值。这是由几个原因导致的。一是古代的自然观，古代中国人就习惯以自然作为一切的最高价值和标准。比如造字就是象形字，文字与自然是对应的关系。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有一种解释是这里的自然是一个时间概念，意思是自然而然。我不这么看，我觉得还是一个空间概念，意思是人们的行为都是参照自然的。道就是规律，世界的规律就是以自然为参照的。比如苏轼说：“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可见人的情感是参照自然的。尤其中国古代那些神，什么雷神、龙王等等，完全是以自然作为基础来构思的。所以这里的自然具有时间和空间的双重属性。而中国文化因为是建立在象形字的基础上，就更能看出自然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了。象形字里本身就藏着自然，是具有实指性的。因此中国人不需要经过学习，有些字如“日”、“月”等也能认识，而拼音文字是做不到的。所以在中国，人们学习文字也就是向自然学习，模仿自然。由此，日月雷电皆神，花草树木皆有灵，万物有灵，是相当古老的中国人的观念。

其实现代人都热爱自然向往自然，比如每年几千万人到处旅游、游山玩水，就可看出来，现代人并不反感抵制自然，在现代生活体制下，他们有一定被迫性，被现代生活方式绑架了，他们在无奈之余也会逃离或反抗。我的诗歌在城市里有很多读者，而且很多是高级白领，是离自然似乎最远完全城市化的一些人，也能说明这个问题。他们工作在城市，生活在别处，心在别处。他们和我一样，都是想寻求一种对世俗生活的精神超越。所以评论家何言宏说我的超越其实就是一种反抗和批判，以超越的方式反抗和批判时下的流行观念，表达了一种社会性和公共性。他说的有些道理。这算一种反抗和批判吗？我不知道。

李  东：您说过您的诗歌是“道法自然”，并谈到您的自然观，在一个环境生态普遍污染的时代，这样的追求很有意义，能说说您的具体想法吗？

李少君：我曾经说过：雾霾时代，写诗是值得怀疑的，雾霾是反诗意的；雾霾时代，诗人何为？

中国传统，自然至上。道法自然，自然是中国文明的基础，是中国之美的基础。中国之美，就是青山绿水之美，就是蓝天白云之美，就是莺歌燕舞之美，就是诗情画意之美，《文心雕龙》很早就将自然与人文的对应关系阐述得很详尽：“日月叠璧，以垂丽天之象；山川焕绮，以铺理地之形：此盖道之文也。”

中国之美，是建立在自然之美的基础上的，是自然之美与人文之美的结合，其最高境界就是诗意中国。盛唐融疆域之广阔壮美与人文之自由、多样和开放包容于一体，乃诗意中国之典范形象。

很长一个时间段，江南之美曾是中国之美的代表。古人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江南是中国人最理想的居住地。自然和生活融合，理想和现实并存，诗意和人间烟火共处。江南最符合中国人向往的生活方式、观念与价值：道法自然。江南将“道法自然”变成了现实。“道法自然”是诗意的源泉，江南文化因此被称为“诗性文化”，是中国文化中最具美学魅力的部分。“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此江南也；“青山隐隐水迢迢，秋尽江南草未凋。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亦江南也；“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钓叟莲娃”，还是江南；“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最难忘江南……江南曾是自然、生活与诗意的最佳结合之地。但是，江南之美现在也蒙上了雾霾的阴影。

曾几何时，美丽中国不再。神州大地，目光所及，山河破碎，污染横行，雾霾笼罩，垃圾遍地……美，无处可觅；诗，隐而不见，美丽中国只剩下一小片净土，已毫无诗意。我们已退到天涯海角，再无可退。幸亏还有海南之美，聊可慰藉。

雾霾时代，作为一个诗人，我又能做些什么？海南岛之碧海蓝天、椰风海韵殊可珍惜，但也危机暗伏。常有砍伐原始森林，珊瑚礁遭破坏，沙滩上垃圾遍布等等消息传出。我提倡一种个人式的“道法自然”，这不是强制的外在戒律，而是自我约束的内心律令，我也许无法改变世界和他人，但我可以改变自己，可以要求自己尽量不给世界添麻烦，不是贪婪索求，而是给世界减少负担，甚至，最大可能地付出和给予。

在生活中，过一种相对节俭的生活。比如交通以散步、自行车和公交为主；吃饭，以健康、不浪费为原则；人事，能自己处理对付的尽量自己解决，不给别人压力。遵循古人的教导：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们无法强求别人，但我们可以约束自己，节省资源，降低欲望。保护生态环境，从自己做起，从点点滴滴小事做起，积小成大，自己先做一个示范。海德格尔曾痛陈技术至上取代精神价值之坚守带来的陈弊，诗人应坚持以对美的追求取代对功利的追求，守护山河大地的神圣性与神秘感。

在诗歌中，境界唯高。何谓境界？我的理解就是指个人对自然的领悟并最终与自然相融和谐共处。唐僧园晖所撰《俱舍论颂稀疏》称：“心之所游履攀援者，故称为境。”哲学家冯友兰认为：“中国哲学中最有价值的部分是关于人生境界的学说”，学者张世英说：“中国美学是一种超越美学，对境界的追求是其重要特点。”境界，就是关于人的精神层次，但这一精神层次的基础就是自然与世界，反映人的认识水平、心灵品位。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称：“有境界则自成高格”。境界里有景、有情，当然，更有人——自我。最高的境界，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是“游于艺”，是“天人合一”。追求境界，就是寻找存在的意义，其本质是一种内在超越。学者胡晓明称：“境界的要义，就是创造一个与自我生命相关的世界，在其中安心、超越、生活”。好的诗歌，就应该追求境界。古人称写诗为“日课”，诗歌是一种个人化行为，诗歌也可以被视为一种个人日常自我宗教。我则视诗歌是一种“心学”，是对自然与世界的逐步认识、领悟，并不断自我提升，自我超越。诗歌感于心动于情，从心出发，用心写作，其过程是修心，最终要达到安心，称之为“心学”名副其实。

境界的相关条件是自然，或者说，没有自然作为前提，就没有什么境界。古人早就说过：“山水映道”，瑞士哲学家阿米尔也称：“一片自然风景是一个心灵的境界”。学者朱良志说王维的诗歌短短几句，看似内容单调，但他实则是以情造出了一个“境”，比如“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还有：“飒飒秋雨中，浅浅石溜泻。跳波自相溅，白鹭惊复下”……都独自构成了一个个清静自足但内里蕴涵生意的世界，是一个个完整又鲜活的“境”。在此境中，心与天地合一，生命与宇宙融为一体，故能心安。而按海德格尔的哲学，境界应该就是天地人神的循环之中，人应该“倾听”、“领会”与“守护”的那个部分，如此，我们才能“诗意地栖居在世界中”。

李  东：您说到山水自然，能否谈谈山水自然与诗歌的关系。

李少君：自然山水是诗歌永恒的源泉，是诗人灵感的来源。道法自然，山水启蒙诗歌及艺术。“外师造化，中得心源”，几乎是中国诗歌和艺术的一个定律。

自然山水本身就是完美的艺术品，比任何艺术品更伟大。比任何一本书都更启迪艺术家。山有神而水有灵，王维称其水墨是“肇自然之性，成造化之功”；董其昌称：“画家以天地为师，其次以山川为师，其次以古人为师”；诗人袁宏道说：“师森罗万象，不师古人。”以山水为师，是众多伟大的诗人艺术家们艺术实践的共同心得体会。

人们还认为山水本身是一种伟大的艺术形式和永恒的精神品格，对此，作家韩少功分析：“在全人类各民族所共有的心理逻辑之下，除了不老的青山、不废的江河、不灭的太阳，还有什么东西更能构建一种与不朽精神相对应的物质形式？还有什么美学形象更能承担一种信念的永恒品格？”所以，人们也以山水比拟人格，“仁者爱山，智者爱水”，成为人物品评的一个标准。

自然山水具有强大的精神净化作用，灵魂过滤功能。诗人谢灵运很早就说：“山水含清晖，清晖能娱人”；汤传楹《与展成》文中称：“胸中块垒，急须以西山爽气消之”；南朝吴均《与朱元思书》里更进一步说：“鸢飞戾天者，望峰息心；经纶事务者，窥谷忘返”……看见山水，人们可以忘记一切世俗烦恼，可以化解所有焦虑紧张，所以古人称“山可镇俗，水可涤妄”，山水是精神的净化器。西方也有类似说法，美国作家华莱士·斯泰格纳认为现代人应该到自然之中去“施行精神洗礼”。

自然山水这种巨大的精神净化功能和灵魂疗治作用，导致中国古代山水诗和山水画盛行，山水诗歌成为诗歌的主流。谢灵运、陶渊明、李白、杜甫、白居易、苏东坡等等都是伟大的山水诗人，写下过大量的经典杰作。山水诗可以安慰心灵，缓解世俗的压抑。

地方性诗歌的兴盛是一种自然现象

李  东：您曾谈到，新世纪诗歌有三支建设性力量：网络诗歌、地方性诗歌和女性诗歌（即新红颜写作）。最近一段时间，您正在做地方性诗歌研究，请您谈谈地方性诗歌对推动汉语诗歌发展的可能性。

李少君： 历史地看，中华文化其实是各种地方文化的大融合。中国地方文化之多样性，可以说是人类文明中非常奇特的一道景观。中国文化本质上是由地方性文化构成的。

这首先与中国地形地貌之复杂性有关。世界上最具有多样性的国家，仅从地形地貌上来说，只有两个国家，就是中国和美国。这两个国家同时拥有沙漠、森林、大海、高山、冰川、雪地，几乎所有的地形地貌都有，其他的国家地形比较单一。而我们都知道，文化与地形地貌是有很紧密的关系的。我们历史上也从来没有中国文化这样一个概念，中国文化的概念实际上是在遭遇现代性危机，和西方文化发生碰撞后产生的。我们以前说文化，我们习惯性地说有所谓江南文化、岭南文化、楚文化、巴蜀文化、齐鲁文化乃至西域文化、藏文化等等，为什么？其实是因为中国历史上文化中心始终在不断移动之中，从未固定在一个地方，这就造成了多元化的各种文化互相竞争、相互融合促进的状况。

费孝通先生很早就指出：“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所形成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过程，它的主流是由许许多多分散孤立存在的民族单位，经过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同时也有分裂利消亡，形成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这也许是世界各地民族形成的共同过程。中华民族这个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还有它的特色：在相当早的时期，距今三千年前，在黄河中游出现了一个由若干民族集团汇集和逐步融合的核心，被称为华夏，像滚雪球一般地越滚越大，把周围的异族吸收进入了这个核心。它在拥有黄河和长江中下游的东亚平原之后，被其他民族称为汉族。汉族继续不断吸收其他民族的成分而日益壮大，而且渗入其他民族的聚居区，构成起着凝聚和联系作用的网络，奠定了以这个疆域内许多民族联合成的不可分割的统一体的基础，成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经过民族自觉而称为中华民族。”费孝通先生谈的是中华民族的大融合问题，文化的发展与此还不完全一致，即使在汉族内部，不同地域也形成不同文化，互相竞争、此起彼伏，最终冲突、吸收并融合为现在我们所说的中华文化。

我个人认为这种文化的多样化及其自由竞争，恰恰是中国文化几千年来能够不断自我更新升华的原因，其原由是常常在一种主导主流文化衰落后，又有新的地方性文化注入新鲜因子，激发其内在活力。所以孔子说：“礼失，求诸野”，可以理解为其实说的是“礼”在当时的中心地区衰败后，可去偏僻边缘地区寻找，那些地方也许保存有，并反过来反哺中心地区；近代最典型的例子是清朝的所谓“中兴”，其实是湘楚文化拯救的，因为中心地区早已衰败。上世纪初的国民革命发源于相对边缘的岭南地区，并依赖海外华侨的支持，也符合这一历史规律。中国历史观里有一种循环观，所谓三十年河多三十年河西，我的理解是每一种地方文化都会有它辉煌的时刻。

当代诗歌的地方化趋势其实从第三代诗歌就已经开始了，并在不断扩大之中。

当代诗歌从朦胧诗算起，是“自上而下”的产物。朦胧诗发源于北京，也局限于北京。一小批高干高知子弟得益于文化专制与垄断，比较早地接触到西方现代主义诗歌，读了所谓的“灰皮书”，向其学习模仿后——而且可能是断章取义的学习，引进至中国语境，没想到给封闭已久的沉闷空间打开了一扇窗口，朦胧诗迅速引起轩然大波，产生广泛影响。但是，这种表面的热闹其实是隐含危机的，具有泡沫化的特征，因为这种自上而下的示范性创作类同于精英号召或领导指示，其实并不一定有什么民意或民众基础，为什么“朦胧诗”被认为“朦胧”，其实说的是这种诗歌并没有广泛的市场和心理需求及基础，并不能真正打动普通民众的心灵，深入他们的内心深处（当然，个别的天才的作品例外，比如多多等，但多多等当时恰恰不受欢迎和重视）。这种震动的情况只不过类似于，因为相信这些高干高知子弟们是见多识广的，他们说的东西可能是好东西，再加上专家们善意地扶持和评论，人们才勉勉强强先接受下来，但其实不一定经得起时间考验，其实可能只具有时代价值而没有真正的艺术价值。这就是为什么最近有年轻一代学者指出：其实是出于一种急切的现代化的愿望，人们将先锋小说过早经典化，但现在看来却有些承受不起。我觉得，朦胧诗的情况也完全类似，以至一个海子出来后，仅仅二十多年，朦胧诗都似乎有被遗忘和遮盖的迹象。

但朦胧诗毕竟开了一个头，随后，诗歌继续发展前行，第三代浮出水面。有意思的是，第三代几乎全是外地的，一个中心开始分散为多个中心，四川、华东（南京、上海、福建等），还有东北等地，诗歌力量开始以地方团体的形象出现。

四川是其中的一个典型。1980年代中期，朦胧诗之后，四川成为中国当代诗歌的一个试验场，也可以说是真正的当代诗歌的发源地。相对于朦胧诗，四川的诗歌更有某种原创性。他们下接地气，比如悠久的巴蜀文化；上承开放诗歌局面之春风熏陶雨露沐浴，四川在文化艺术很多方面走到时代前列。第三代诗人作品以手抄、民刊的方式传播，逐渐被广泛接受。四川诗人是朦胧诗之后最早挑起起义大旗的，他们提出“PASS北岛，超越舒婷”，宣布新的诗歌时代开始了。莽汉、整体主义、非非、四川七君等一支支诗歌队伍各立旗帜，相互既独立、竞争又融合，四川诗歌因此充满活力和创造力，第三代许多优秀诗人接连涌现，成为1980年代的一道诗歌景观。四川诗人的所作所为，后来影响到全国各地，也可以说他们开启了地方性诗歌的风气之先。

到现在，地方性诗歌已经是遍地开花。用一位诗人最形象也最恰如其分的一句话描述，就是：如果说朦胧诗是当代诗歌的第一声春雷，那么，现在大地才真正觉醒，万物萌发，竞相争艳，生机勃勃。确实，进入新世纪以后，借助网络化全球化的潮流，地方性诗歌开始占据主导地位。

此外，地方性诗歌的兴盛恰恰也是对自然的尊重，是一种自然现象，是自然形成的。

李  东：在关于地方性诗歌的讨论中您很推崇昌耀，能阐述一下吗？

李少君：对昌耀我有一个逐步认识的过程。2013年8月，我再次来到西宁，参加青海国际诗歌节。刚到的第一天，我就又买了一本《昌耀诗文总集》，这本书其实我此前已买过两本，这次再买，是表示对昌耀的致敬，同时也想再一次好好读读昌耀。记得自己第一次投入地读昌耀，是《人民文学》为他做了一个专辑，我硬是抄了一遍。2000年，《昌耀诗文总集》刚出版时，我也邮购过一本。这些年多次断断续续地阅读昌耀，每次总会有一些新的认识。这次，在青海，我白天参加活动，晚上读昌耀，深深地感到，我们对昌耀应该全面地重新认识。

我曾经说过，在朦胧诗抱团以集体面目出现时，昌耀却是独自一人，屹立在中国的西北脚，在青海高原上。现在看起来这是一种预兆。历史地看，昌耀确实高过了很多人，包括了很多朦胧诗人。朦胧诗有时代意义，不容否认，但其意义也更多地限于时代，现在重新阅读朦胧诗，隔膜越来越多。但读昌耀不会，昌耀是那种你越读越觉得博大深厚的诗人，他的多元文化交织的生活背景（青海是一个多民族交融共处的地域，有52个民族居住），他的独自一人孤独隔绝的存在背景（高原上的蛮荒与艰苦），还有他在湖湘文化影响下的儒家精神（担当感、进取心与建功立业的冲动），和在革命历史中产生的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激情……昌耀远比一些只是受了一点西方现代主义和革命抒情主义影响的朦胧诗人更耐咀嚼。诗人谭克修有过一个说法，说昌耀是地方主义诗人，是地方性诗歌写作的先行者，颇有洞见。

昌耀显然代表着当代诗歌中的一个方向，如果需要命名，那就是地方性诗歌的方向。而且这个方向如此有吸引力，当时就吸引了一大批年轻学子，比如海子、西川、骆一禾等等，他们有些到青海后专程来拜望昌耀，多么像盛唐之初年轻的李白、王维等去看望地方性诗人孟浩然啊。

当代诗歌，如果从1970年代末算起，朦胧诗更多地代表一种时代意识、批判意识及对西方诗歌的模仿学习，也是一种诗歌的方向。但较之昌耀代表的地方性诗歌方向，朦胧诗似乎已随时代而去。而昌耀的这种地方性诗歌的方向，显然有着更深远的意义，也具有更大的包容性和生命力，比如对自然和大地的关注，对传统的继承，对多元文化和多样性的尊重和吸收，对地域的强调和弘扬，对神性的维护和膜拜（这些曾被朦胧诗等解构掉了），还有他的“草根性”，一种立足扎根于土地的写作，一种真正的自由、自然、自觉的个体创造，我甚至越来越觉得应该称昌耀为百年新诗以来真正具草根性第一人。

确实，关于昌耀总是能引起很多话题，因为他触及的那些命题，至今未过时，还在延续；他作为一位大诗人显示的多种维度，启迪了无数年轻的诗人。在青海的最后一夜，我和潘维、潘洗尘、李森、沉河、郭建强等诗人，就昌耀谈论了整整一夜。

中国文学史是“选本文学史”

李  东：“当代诗歌正处于新诗诞生以来最好的时期，当代诗歌不是没有好诗，而是缺乏诗歌精选工作，把那些真正的好诗选出来，并传播出去。”这是您做“每月好诗选”的初衷。目前各类诗歌选本越来越多，大有泛滥之势，好像有很多人在做诗歌精选工作，真的是好诗歌越来越多吗？您如何看待这样的现象？

李少君：自2010年6月以来，在就在我个人新浪博客推选“每月推荐好诗选”。跟某些舆论认为当代诗歌乏善可陈相反，我一直认为，当代诗歌正处于新诗诞生以来最好的时期，当代诗歌不是没有好诗，而是缺乏诗歌精选工作，把那些真正的好诗选出来，并传播出去。而这一工作如此艰巨，不亚于大海捞针，沙里淘金。

但我很愿意来做这样的一些工作，这也与我一直从事编辑工作有关。我最早编的一些诗选，是从1996年开始编《天涯》诗歌栏目累积下来的。因为喜欢读诗，我的诗歌阅读量是比较大的，这样就可以比较，就可以优中选优，所以《天涯》的“诗歌精选”栏目虽然每年只有一期，很有些影响，是从各种民刊和公开刊物里再精选出来的。比如1997年推出过一个“多多专辑”，是从黄灿然编的民刊《声音》里再选出来的。《天涯》办了几年后，觉得还应该被更多的人看到，就开始编诗歌选集。因为编的顺了，经常有人约我编，就编了不少。后来就开始使用博客，可以说又进入编诗的一个新时期。

其实起初是无意识地，因为每年为《天涯》编一辑“诗歌精选”，我是一个精益求精的人，总希望自己选出来的是最好的诗，这就工作量很大，把自己弄得也很累，尤其在专辑要出来前一两个月，每天看大量的诗歌，从各种途径选诗，自然来稿、民刊或公开刊物上发表过的，还有诗人朋友的推荐。后来又有了诗歌论坛、博客，好诗隐藏在网络的汪洋大海之中，要在短时间内从网上淘到好诗，我每天上网浏览，很辛苦。后来我想改变一下办法，一看到好诗就先留下来，慢慢累积，这样可以轻松一些，这样还分解工作量和压力。我是一个阅读量比较大的人，只要有诗歌我就会瞥一眼，有时无意中也会看到很多好诗。但即使这样，每个月选出来的诗歌就不少了。正好新浪给我开了博客，我想要是我把每个月选出来的诗贴博客上，别的诗人也可以看到，可以让大家分享，是一件多好的事啊。另外我也可以看看我自己选的诗歌别人反应如何，最后再精选一次还可以发《天涯》，还可以编诗集，何乐而不为呢？就这样，选诗变成了一个系统工程。自2009年8月起，我每月推出“每月推荐好诗选”，读的人越来越多，新浪也觉得很有意思，就每期都推荐，读者越来越多。我经常开玩笑，我的每月推荐的读者已经超过很多公开诗刊了。

后来又有了“中国好诗歌”的推出，在形式上受了娱乐节目“中国好声音”的启发，但目的还是为了更好地推荐诗歌。“中国好声音”的成功之处，我觉得是两点：一是海选，二是专家认可。海选不用说了，超女快男就已证明很有效，但那是娱乐，大家对选手的水平还是半信半疑的，还只是把他们当成流行歌手而已。专家认可就又不一样了，就不仅是娱乐，还是专业了，那英、刘欢等四大导师看中的，可能就不是等闲之辈，是有希望成为真正的歌手的。这样一结合，“中国好声音”就很有生命力，也很有权威性。再说，我做了三年的诗歌推荐，读者不少，可别的诗人们究竟觉得如何，我还是不清楚的，我虽然对自己判断力很自信，但我觉得也应该听听其他优秀诗人的意见。就这样，我邀请了雷平阳、臧棣、潘维、陈先发四位诗人来参与，让他们也参与推荐，然后在我综合的基础上，他们再每人每月推荐一首诗歌。这四个人的选择我也是有所考虑的，一是四个人诗歌风格本就不同，二是四个人的搭配也很有意思，臧棣有学院背景，是北大的教授，自己又写诗；雷平阳比较民间化，如今正是名声日隆；潘维是江南才子，特别讲究语言；陈先发是大学时代就很著名，拥有很多诗歌纷丝，又有复旦背景，游离于学院与民间之间。我和他们一说，也都立马答应，可见大家有时候想法差不多。现在看来，选这四个搭配最合适，“中国好诗歌”第一期一出来，就有出版社专门来电话敲定以后要出版。

这些事情，我后来从理论上也进行了一些思考，就变得有意识和自觉性了。中国文学史历史上其实是一个“选本文学史”，是围绕选本来展开的。比如《花间集》、《全唐诗》等等。而我们的现当代文学史，受西方文学影响太深，过于重视思潮、流派和事件，而不是强调作品本身。而且这样的文学史写作，无论左派还是右派，都很容易被观念和意识形态主导，本质上是一样的，容易政治先行，政治第一，这也是很多文学史读来索然无味的原因。这也是当代诗歌始终不能被广泛接受、不能得到广泛传播、也无法深入人心的原因，很多诗歌史里的那些作品就让人觉得写得一般成就不高，而这又鼓励了诗歌界热衷制造流派事件而非专注诗歌本身。当然我希望的文学史写作我自己无力完成，所以就做些资料工作、作品挑选工作，期待既有理论素养又立足诗歌现场关注作品本身的真正行家。

李  东：近几年您为中国诗歌做了许多事情，特别是您和张德明老师提出的“新红颜写作”，在诗坛引起持久而激烈的争论，成为诗歌界一个重要现象。您认为“新红颜”提出的基础条件是什么？引起广泛关注的原因又是什么？

李少君：“新红颜写作”提出已经有四五年了，似乎热潮还未退却。前段时间由于关注“地方性诗歌”的话题，对女性诗歌有所忽略。但我一直注意到，一些有责任感的诗人、编辑在推进女性诗歌的发展，周瓒等人的女性诗歌杂志《翼》持续出版；晓音等人主编的《女子诗报年鉴》始终保持高质量；一些诗歌杂志经常推出“女性诗歌专辑”；张德明先生继续推进“新红颜写作”，与《湛江文学》联合推出“新红颜写作专号”；而郭思思发起编辑《中国诗歌地：女诗人诗选》，也得到了广大女诗人的呼应，这本诗选中就收入了两百位女性诗人的诗作。我们只要回顾一下新诗诞生以来，女性诗人数量比起男诗人何其少，各种权威诗歌选本中收集的女性诗人作品何其少，就知道这其实是具有历史性意义的现象和时刻。女性诗人们正昂首阔步地走上了诗歌的舞台，大张旗鼓地高举各种女性诗歌的旗帜，开始了“美的开疆拓土”的进程。最近接连又出了几本女性诗歌读物，比如《诗歌风尚》、《中国诗歌地理：女诗人诗选》等等，无疑象征着女性的心灵苏醒和精神版图的扩张。地理，是一个空间词汇，说明女性诗歌从早期关注时间推进转移到两性诗歌空间的争夺、占领与平衡。在男性诗歌节节退后（当然，这本来也许就是男性占据过多地盘）的今天，女性诗歌趁机进入,有着复杂的多种原因，我觉得我们要注意这么几个重要因素：

诗歌史上女性的缺席，女性经验与感受的缺位，女性被代言。如果我们追溯得更远一些，就更会发现女性在诗歌史的缺席何其严重。五代十国时期，一部以女性的名义编纂的词集《花间集》，艳丽香软的词风，描绘闺中妇女日常生活情态，里面所收诗歌大多是关于女性的感受、生活与诉说的，但作者全是男性。如果再深入追究，历史上除了李清照等少数女诗人，我们读到的众多以女性名义倾诉幽怨爱恋的诗歌，其实大多是男性诗人创作的，这一风气自屈原自命“香草美人”就开始了。五四以后，女性诗人稍有增多，但新诗史上女性诗人仍寥寥可数，冰心、郑敏、陈敬容直到舒婷、翟永明，何其少也。这一状况，进入二十一世纪才有所改观，女性诗人和女性诗歌已不可忽略。

女性文化素养、教育程度和社会地位的提高。上面说的女性诗歌状态有所改观，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女性教育程度的提高和女性文化素养的增强，导致女性社会地位上升。在古代，“女子无才就是德”，所以基本不鼓励女性读书，贵族家庭也有些女性受到教育，但总体很少，且有相当局限性。现代思潮自由、民主、平等、独立的狂飙猛进，女性社会地位大幅提高，女性读书、工作、走上社会是“五四”期间的一道风景。这一情况在文学、诗歌上也有直接反应，女性诗歌和女性诗人大量涌现。新时期以来，西风东渐，传统受到冲击，女权主义兴起，但女权主义全面铺开之后，女性诗歌内部也开始产生变异、分化乃至分流，是强调共同性逐步与男性同化获取相同权利甚至凌驾于男性之上，还是仍然保持女性差异性特质，但相对自由、独立和平等，这其实也是“新红颜写作”乃至别的女性诗歌潮流出现的一个文化和时代背景。女性是与男性共同组成社会与世界，而非女性的崛起以驱赶压抑男性为前提，否则会造成新的社会不平等，变相产生新的压迫性的权力结构，形成新的压制秩序。

网络带来的诗歌艺术民主化。在网络时代，全球化的交流融汇，女性诗歌写作已成为一种社会风气。女性要诉说自我，自己发言，宣扬自我，张扬性情与思想，在某种意义上是现代性的一个基本标志。女性诗歌，女性诗歌观，女性诗歌史，都成为了一种可能。网络奠定了诗歌民主的基础和平台，女性诗歌借助网络，就像翅膀之于飞翔，女性诗歌因此得以遨游天空，畅游四海。所有创造性的诗歌有福了，无论你是男是女，但考虑到女性以往的弱势地位，新的传播机制显然更有利于女性诗歌和女性诗人，让她们真正地走上了时代前台。

所以，对于女性诗歌而言，现在所处的是一个重要的时刻。正因为以前匮乏，匮乏就是契机，无中生有，“无”产生“有”，正因为以前我们“无”，所以我们现在可以放肆地“有”，但“有”不等于泛滥放纵。艺术与非艺术的一个区分尺度就是“度”，艺术高低的一个评判标准也是“度”，有所为有所不为，有所探索有所节制，这其实也是人类文明的根基。文明，就是人类摆脱兽性，人类之所以成为人类的标志。艺术如此，诗歌亦如此。

“新红颜写作”的出现曾经将女性诗歌和女性诗人推到风尖浪口，但没有什么能阻挡女性诗歌和女性诗人的步伐。

海南价值对中华文明意义重大

李  东：您二十多年生活在海南，能谈谈海南吗？

李少君：我对海南情有独钟，可以说二十七年前，第一次到海南就爱上了这个地方。我一直觉得，海南有大美，一是自然之美，二是人文之美，三是在自然生态和人文结合之上产生的生活方式之美。

海南有自然之美：碧海蓝天，青山绿水，空气质量优异，水资源优质，森林覆盖率高，海南也有人文之美：传统儒家文化、近代南洋文化、琼崖红色文化、农垦知青文化、十万人才下海南的闯海文化、绿色文化、海洋文化……人文之多样性丰富性，让人惊叹。

海南还有在自然生态和人文结合之上产生的生活方式之美：人们和谐地生活在这里。传统与现代相接，自然和人文结合，文化与生活相融。很多古老村落完整地保留了海南人自然人文生态原始标本，原汁原味，海南人的生活方式一览无余，比如土地庙，是对祖先和神明的敬重；河流通畅清澈，每一滴都是自然赐予的资源；农家灶台和牛羊猪鸡圈分开但相距不远，家畜家禽们食用的就是周边的花草果实，一种自然循环的生存方式；房子建造因地制宜，充分利用本地材料，海边住房低矮，考虑防范台风，科学而生态……总之，这里保存着一种健康自然的生活方式，祖祖辈辈人们在这里休养生息的。

在一个到处污染、雾霾笼罩的时代，艺术何为，是值得每一个艺术家思考的。自然生态之美，无疑是今后几十年乃至上百年中国人的最大追求。人文之美，里面蕴藏着未来价值的要素。孔子说：“礼失，求诸野”。祭祖，敬重自然，家庭和睦，人与自然生活和谐，都保留在这里了。这也就是生活方式之美，自然、祖先、神明与人的和谐共处，动物植物也包括其中；同时一直保持一种开放的自由的包容性，千年传统保存完好，现代化之风从海上吹来，海南万物和谐相处，自然协调循环，生生不息。    

李  东：我看到您在一篇文章中谈到海南价值观，您能解释一下吗？

李少君：这个其实是讨论七集人文纪录片《海之南》时提到的，我觉得这个纪录片的意义就是正式提出了海南价值观。

《海之南》第一集“天堂岛”前头有一句话，说因地质运动，海南与大陆隔开成为一个岛屿后，从此开始了独自进化的生态系统。片子还举了“海南有熊而无虎”为例，分析海南开始独立自发生态演进的大致时间。我觉得这一句话奠定了整个纪录片的基调，那就是对于海南独特性的强调。这对以前关于海南题材的纪录片乃至关于海南的文化叙述视角都具有颠覆性，以前这类作品都强调海南仅仅是中华文明中非常边缘的部分，然后展示一下海南岛观光色彩的特别风情。而《海之南》不一样，整个片子采取一种全新的视角，阐述了海南岛独特的生态环境，独特的风物资源，以及独特的人文传统、生活方式和价值理念。

《海之南》第一集“天堂岛”及第七集“祖宗海”，重点就是海南独特的生态环境，热带海洋，阳光充足，雨水丰沛，万物生命力旺盛，大海浩瀚无垠，海南就是这样一个神奇的地方；第二集“沉香”、第三集“黄花梨”、第五集“滋味”，说的其实就是这个独特生态环境基础上产生的独特风物资源，这些风物资源稀少罕见神奇，完全有别于中土风貌，因而非常珍贵，倍受追捧；第四集“人家”和第六集“海口”，则介绍了生活在深山中的黎族和海上的疍家，海南岛是黎族唯一的家园，疍家长年在南海上，他们都有着自己独特的生活方式、人文传统。海口则是一个生长着的热带岛屿滨海城市，正在其现代转型中寻找自己的城市形象，其历史演变颇有独特性和代表性。

海南的独特地貌及历史文化也产生了众多神奇之物，比如黄花梨是植物的代表，还有海南的三大热带雨林原始森林里有着数百种海南独有植物。黑冠长臂猿是动物的代表，黄花梨的价值众所周知，黑冠长臂猿是最接近人类的四大类人猿，全世界已经只剩下二十多只，生活在原始森林里。深山中的黎族，海上的疍家，都有自己独特的生活方式，而且他们都有着强烈的生态意识，正是海南人的生态意识，海南才成为中国现在生态环境最好的地方。而谭门渔民几千年对南海的开拓，是中国海洋文明的创造者，也是中国海洋文明的先行者和探索者。

海南的这种独特性，正是中华文明主流传统中稀缺的，对中华文明的未来是有重要意义的。海南的生态文化具有一种后现代性，可以弥补现代化的缺陷失误；而谭门渔民对于南海最早的探索开拓，不仅守护了祖宗的疆域，这种本土的海洋文明精神，也是未来的世纪里将影响中华文明走向的中国海洋文化的先锋。所以，独特的海南价值，可以说为中华文明提供了一种新的价值，这种价值对于中华文明的发展及未来都具有重要的启迪。至于所谓海南是“文化沙漠”的论调，其实是缘于对海南岛独特价值的不了解、不理解，是一种自我中心主义的根深蒂固的错误认识和思想盲点。

收到访谈之时，西安正处在浓浓的雾霾之中，再看少君老师已取好的访谈标题“雾霾时代，诗歌何为？”暗自佩服他的睿智，真不愧被誉为“自然诗人”。随即拍了照片，在微信“晒出”这个精彩的反问。

“诗歌何为？”我也不禁思考起这个话题，但不可否认，在这个严肃的社会问题面前，写多少首诗歌，都不能让雾霾消失殆尽。

在这样一个时代，诗人能做的，也许只是确保诗歌不被雾霾污染的前提下，用文字的力量，去净化心灵，去唤醒更多的美……

而此刻，我们能做的仅仅是“自强不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