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格非的写作也佐证了他的观点——文学的意义，绝非展现繁华碎片，而是需要提供能够穿越空间碎片，能被时间长河所印证的意义。

作家格非。

随着社会变迁与城市化进程的逐步加快，许多从乡村走出来的人已徒有乡愁，不见故乡，作家格非也许就是其中之一。他位于长江边、自宋代起就存在的家乡，如今是工业化城市中常见的“新区”，而童年时那些人、事、景，如今也仅能够以记忆的形式清晰留存在他的脑海里。“再不去写，它可能真的就悄无声息地湮灭了。”这种深切的回望，是他长篇小说新作《望春风》的缘起。

在刊发于今年首期《收获》杂志的《望春风》上部中，格非以一个少年的视角刻写村庄由简朴、内敛到在时代发展中逐渐变化的全过程。主人公“我”自小与身为算命先生的父亲相依为命。有一天，父亲突然自杀，他成了孤儿，这个身份，也让他成为观察村人各种事端和闹剧最好的旁观者角色。格非曾表示，作品讲述的是上世纪60年代他在乡村的童年经历，“告别乡村已经很久了，经过充分的记忆沉淀，现在再来讲述反而更合适”。对于格非的读者而言，《望春风》并不陌生，其中的落笔与韵致与“江南三部曲”是一脉相承的。格非也曾坦言，这部新作源自于写作“江南三部曲”时不断“溢”出来的新想法、新叙事。

在结构上，《望春风》上半部为一种回想式的呈现，并数次插入当下作家身份的旁白叙述，这使得作品带有很浓的个人历史的印记，而不是大而化之的乡村史。这让人想到格非对于个人出发的历史片段的表述：“回过头来看，上世纪80年代的新奇、冲动、走极端甚至凌空蹈虚，给我的创作打上了特立独行的印记，但也留下了过于注重技术修辞的隐患；这30年来，对普通人与普通生活的‘发现’让我打破了通俗与精英二元对立的思维，这种观念的变化无疑会反映到创作中来，成为我个人文学观念的一种重要调整。”

而在经由“我”描述村邻时，格非着重勾勒了村子里千丝万缕的人际关系，整个村子似乎因为这些人际关系而在某种方面达到了微妙的平衡和内部和谐，在外界因为“文革”而翻天覆地时，村子里却因为村领导的种种善意而让大家较为平稳地度过了这段极端年代。在这样一个村子里，似乎天大的秘密，都能守住，人们可以埋葬过去，平静度日。可以说，对这个村子里的人事刻写，格非都是留有余地的，从为陈毅弹过琴的赵孟舒、美艳的妓女王曼卿、立志一生办三件大事的赵德正，到来历不明的老菩萨唐文宽，以及带着秘密自杀的父亲，《望春风》中每一个人物都有自己的道德标杆和行事法则，他们的愿望，只是在村子里默默度过一生。这种对笔下人物的尊重，也是格非写作中一向秉持的态度。在他眼里，写作如果变成简单的道德是非评判，就没有意义了。“它应该协调自我和他者的关系。所以对我影响最大的是写作本身带给我的思考——我看到的这些就是真相吗？背后还有没有其他的东西？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学是我们社会中一种重要的力量，它带给我们不同的视角，还有平等心。”

在格非的书写中，充满意味的历史片段一向是他所偏好的书写对象。从《江南三部曲》所聚焦的辛亥革命前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新世纪之初这三个各自完整、能够形成独立意义的历史片段，到《望春风》中村庄从动乱中基本维持完整，却在时代发展中逐渐分崩离析的书写，格非始终在思考，并不断调整着对于当下书写的切入角度：“历史感的获得，让我不断反省作为一个作家，自己究竟是在用什么样的眼光打量现实、描绘现实，批判意识也罢，抒情传统也好，可能都有自己生存体验的影子。归根结底，我们是用自己的眼睛在与时代、社会和记忆对话。”

在前不久举行“人文清华”的讲坛上，格非所提及的文学的时空观的更改，也许是包括他在内所有写作者都需要警惕的一种现象——时空观在改变，从属于时间意义的空间意义逐渐成为占据我们生活主要部分的大量空间碎片，每个人都被裹挟其中，难以逃脱。《望春风》中，“我”的家乡所面对的就是这样一个节点：一切都在加速改变，山被移平，道路重修，年轻人出走去寻找新天地，那些沿着历史逐代积累下来的传统和品格随着空间的延展和碎裂一并消逝。格非的写作也佐证了他的观点——文学的意义，绝非展现繁华碎片，而是需要提供能够穿越空间碎片，能被时间长河所印证的意义：“没有对时间的沉思，没有对意义的思考，所有的空间性的事物，不过是一堆绚丽的虚无，一堆绚丽的荒芜。如果我们不能够重新回到时间的河流当中去，我们过度地迷恋这些空间的碎片，我们每一个人也会成为这个河流中偶然性的风景，成为一个匆匆的过客。” （文/张滢莹）

编辑谈：低处的桃花源

2015年，第九届茅盾文学奖颁给了格非，颁奖词中说：“格非的‘江南三部曲’，以对历史和现实郑重负责的态度，深切注视着现代中国的壮阔历程。”今年，他又推出了新长篇《望春风》，仍然延续了“注视”的主题，聚焦的是上世纪六十年代至2000年后一座村庄的流变与消失。

作品开头的题记，作者引用了刘禹锡的一句话：“唯兔葵、燕麦，动摇于春风。”文中又以字幅的方式引用了王国维的一句诗：“履霜坚冰所由渐，麋鹿早上姑苏台。”“兔葵燕麦”和“鹿走苏台”，这两个典故都暗喻光景的颓败，透露了作者创作这篇作品的意图。

有胜景才有颓败，颓败前的“胜景”是什么样子呢？《收获》发表的《望春风》是作品相对独立的上半部分，正好通过描绘江南某乡村从解放初到改革前的生活图景，为读者暗示了一个颓败前的“胜景”。

这个以赵姓居多的村子被人称为“儒里赵”，邻近丹阳县，号称祖先来自山东琅琊，“是世代簪缨的高门望族”。祖先曾出过一个右丞相、六位进士、两任方伯，还有一个武状元。昭明太子在读书之余，常到这一带赏玩山野风光……“就是如今在上海做大官的陈毅，也曾请赵孟舒给他弹过琴呢！”

所以，可以说“胜景”特点之一是这个村子还存有文化意蕴。

首先，村子里有饱学之士。

给陈毅弹过琴的赵孟舒算得上村里的文化耆宿，住宅名“蕉雨山房”；自幼学琴，入广陵琴社，“与扬州的孙亮祖（绍陶）、南通徐立孙、常熟吴景略、镇江金山寺的枯竹禅师相善，时相过从”；他有三床琴，“枕流”、“停云”和“碧绮台”，都是传世珍宝；其子为国军，在国共会战中丧生，从此痛恨新政府，发下毒誓，“他的脚绝不踏上新社会的土地”，方法是吃喝拉撒都呆在“蕉雨山房”中。曾做一谜底为“黨”的诗谜：“小字当头，两手叉腰。开口说话，一团漆黑”，差一点因此被逮捕；在一次挨批斗时，把屎拉在了裤子里，大概觉得有辱斯文，当晚服毒自杀，也遂了自己早就“有死而已”的心愿。

赵锡光，在村里有“刀笔”之称，帮人写文书可以暗藏杀机，还可以观天象，预知村里的时局变化，曾经在解放前夕将自己的碾坊、油坊连同七八十亩田地，全都卖给了他“唯一的知己”赵孟舒。所以后来他评了个中农，赵孟舒则成了严打的地主。但是，他闲时也能教教孩子读书。当某家儿子劁猪的本领超过父亲时，赵先生可以用很文雅的词语形容为“出蓝之概”。

村里还有一个外姓人，人称“唐菩萨”的唐文宽。解放前夕落脚于此，是个独臂中年人。“见人就鞠躬，说话三分笑”，是仁厚知礼之人。会讲古，《封神榜》《绿牡丹》讲得不仅小孩出神，喊小孩回家的大人也迷而忘返。村里建起第一座学校，他是学校的第一代教师，后来身份暴露，被赶出了学校。原来他在北平读过书，去缅甸参过战，胳膊是被日本飞机炸掉的。他能说一种奇怪的话，连做好了不笑准备的孩子也会被他的怪话逗得笑瘫。当他离开学校时，用这种怪话跟接替他的女知青说了一通，把知青惊得脸色发白。唐文宽说的是标准英语，翻译过来的意思是这样的：“一年当中，有三百六十个日日夜夜。这些日子就像一把把刀、一把把剑，又像漫天的霜、漫天的雪，年赶着月，月赶着日，每天都赶着你去死……”

赵云仙，是主人公的父亲，一个算命先生。“早年在上海虹口的一家南货店当学徒，快要满师时，突然投到一个名叫戴天逵的命相师门下，干起了算命这个行当。”他告诉儿子算命的诀窍多是靠察言观色，留心环境，于细微处发现秘密。但是几次都能准确地判断出人的生死命运，说明他还是有真经。他在村里被人称为“赵大呆子”，实际上深谙人情世故，对村里每个人的善恶智愚以及未来的运途像镜子一般清楚。自决前，谆谆告诫年幼的儿子：“一个人只要还没有躺到棺材盖子上，你就不能把人看扁了。”算得上古人说的“达士通人”。

还有一位“具有文化气息”的人物叫王曼卿，是赵孟舒丧子以后从外地带来的貌美如花的妓女。她陪着赵孟舒度完余生，并且在他的葬礼上用“碧绮台”弹了一曲《杜鹃血》，为赵先生送行，然后下嫁给了唐文宽。她是村里男人们的梦中情人，与村里政要私通，也与年轻人勾连，开启他们对肉体的热爱，用作品里的人物的话说：“其实王曼卿的身体，本身就是一座巨大的花园。”

另外，还能显示村子文化意蕴的是村里有宅院、花园以及名胜。赵孟舒的“蕉雨山房”就不用说了。赵光锡的庭院，春有海棠，夏有大丽花。海棠“丝丝缕缕，有一种黯然神伤的幽逸”；大丽花则“顾盼之间，流波横溢，摄人心魄”。而王曼卿的花园，用唐文宽的话说：“有经年不败之景，四时不谢之花。”名胜则有邻村的半塘寺，这座半塘寺，修建于宋代。其伽蓝殿，传说中，人一旦走进去，“几乎立即就会做起梦来。在梦中，你不仅可以看到自己的前世，也能看见未来。一生的吉凶祸福，都在其中”。

“胜景”的特点之二，是这个村子风俗淳，人情厚。

村里的书记赵德正幼年失怙，是吃百家饭长大的。后来因为赤贫，做了农会主任，立志一生要做三件大事，其中一个是开山造田，一个是建学育人。作品的主人公在母亲离家、父亲自缢身亡后也是在村里人的照顾下长大的，连婚姻大事都被邻居包办下来。他父亲死后，因为无人哭坟，怕死者不安，邻居大婶就替他母亲到坟上痛哭了一场。即使有“逢人配”雅号的王曼卿，有时在气头上，邻居会在背后说她狐狸精，当面还是好乡亲。眼里进了沙子，手上扎了刺，大家还会找她帮忙翻眼皮，挑刺。因为她擅长这两项。主人公小的时候，甚至就照着她的样子想象母亲，长大了则觉得她这座花园“藏埋了我们多少青春期的缤纷忧伤”！

如果这些还是“人之常情”，不足道，但是当这些“常情”经受住了政治的蹂躏而不失色，就显得弥足珍贵了。

赵孟舒的琴，村里人是听不懂的，但是大家都仰之如山。他作了反诗，工作队要拿他，贫雇农出身的仆人持刀守护。村里的书记赵德正也带领一伙人和稀泥转移目标。他经受的唯一一次批斗，也是村里领导求着他去的，并且用独轮车把他推到现场，还派专人照顾。用看热闹的人的话说：“你们这哪里是去批斗地主啊，分明是给劳模颁奖嘛……”

当书记自己遭人诬陷，公社武装部派人来抓他时，村里的精壮年挺身而出，而且是以一对一的方式打垮了那些抓捕者，故意不配合他们打电话求助，还把书记藏了起来。这些精壮年有的也是村里的干部，属于“体制内”，但是关键时刻，他们选择了“村子”，违逆了政策。即使一个一直跟书记作对的村干部，在书记稀里糊涂要赴鸿门宴之前，也是百般暗示，多方阻扰。虽然没有改变什么，但是其心可叹。(上接第3版）这样一处村庄，好像有点桃花源的味道。在“江南三部曲”之一的《人面桃花》里，格非就写到过桃花源，当然那是陆老爷完全不能实现的梦想，而且停留在“广种桃花”的层面。现在《望春风》里出现了一个真实的古风盎然的村庄。这是作者心目中的桃花源吗？虽然作为一个村庄，它斯文犹存，人情具足。但是在文化意蕴深厚的背后也有对文化的背叛；在人情充盈之间，也有薄恩寡情。这个村庄同样不乏斗争、绝望，像唐文宽用英语说的那样：“年赶着月，月赶着日，每天都赶着你去死。”像主人公的父亲因为是藏在大陆的特务身份，过的日子一天胜似一年。所以这赵家村离桃花源似乎还有一点距离。但是，奇怪的是，当你阅读这部作品的时候，又不免感觉作者笔下的这个村庄隐隐具有桃花源的气象。这其中的原因大概是作者将桃花源这样一个意象隐秘地置于历史之中了。中国的桃花源从来不是理性推演的结果，而是感性直觉的结果，是对匮乏的补偿，桃花源都是相对的：此时差强人意的人间常境，彼时却可能成为幻想的天堂。不在于“常境”有多美，而在于颓败有多深。欧阳修有句话说：“是以尧舜三王之治，必本于人情，不立异以为高，不逆情以干誉。”我想，处于三皇五帝时代的人大概不能理解欧阳修或者后来的人何以把“三王之治”捧得如此之高；但处于颓败中的我们，却能深深体味“立异”“逆情”之后的社会有多么的低。从低望高，则不免处处桃花源。茅奖授奖词说格非“深切注视着现代中国的壮阔历程”，从中国历史变化的幅度上讲，可以说是“壮阔”的，但从人文精神的趋向看，则是越来越狭窄，狭窄到人不能措手足，也只有在回望过去的时候，才依稀看到“希望”。这也是为什么《望春风》里作者在写过去的赵家村时一改清冷的语调，写得温情脉脉，而且也确实写出了真切可感的温情。从另一个角度讲，这温情也来自于年龄。年轻的时候，人都充满希望，所以敏感于“伤口”“隐痛”。等到老了，绝望渐深，才发现一生中最好的时光在童年就过完了，才能真正定下心来注视童年的吉光片羽。当然，这也是回望。

相对于“江南三部曲”，《望春风》的语言更加朴实，更加写实，而从主题上讲又深具象征意味，于“壮阔历程”的颓败中用文字为读者打开一个小小的山口，看过去，“仿佛若有光”。（文/王继军 《收获》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