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完译稿后查看资料时才发现，到今年7月12日，我们翻译的这位奇人已诞生200周年了，而我仿佛刚刚从他在瓦尔登湖畔的木头小屋归来，岂止是一种时空穿越之感！

亨利·戴维·梭罗，1817年7月12日生于马萨诸塞州康科德，1837年毕业于名校哈佛大学，但按爱默生的说法，他“在文学上是一个打破偶像崇拜的人，他难得感谢大学给他的益处，也很看不起大学”（爱默生《梭罗》，张爱玲译，《爱默森文选》，三联书店1986版，本文所引爱默森的话均出自该篇）。毕业后梭罗在家乡一个私立学校教书，并受到同住在康科德的爱默生的激发和影响，几年后完全转向写作。他给爱默生主编的评论季刊《日晷》撰稿，并协助编辑该刊。写作之外，也到处演讲，倡导废奴，主张回归自我和自然。1845年，梭罗为践行他的生活理念，在距康科德两英里的瓦尔登湖畔建造了一个小木屋，靠双手劳动养活自己，体验独立、简朴和接近自然的生活。他的散文集《瓦尔登湖》（1854年出版）详细记载了他在那里两年零两个月又两天的生活。1847年9月6日，梭罗因爱默生一家需要，离开瓦尔登湖，重新回到康科德城。1862年5月6日，他因肺病医治无效逝世，时年仅44岁。

在同时代人眼中，梭罗不过是一个爱默生的追随者，一个偏执而怪异的人，直到十九世纪末期他才得到广泛认识和推崇。梭罗一生创作了二十多种散文作品，尤其是他的《瓦尔登湖》，在美国十九世纪文学中独树一帜，不仅被视为自然随笔的经典，而且“变成了处于迷惘状态的人们的生活指南”。其他有影响的作品首推政论《论公民的不服从义务》（又译为《消极抵抗》、《论公民抗命》、《公民不服从论》），面对政府、法律的强权和不义，为公民拒绝服从提出辩护。梭罗所主张的这种依靠个人力量的“非暴力抵抗”，后来对列夫·托尔斯泰、圣雄甘地、美国黑人领袖马丁·路德·金和美国民主主义、民权运动都产生了很大影响。在有的《瓦尔登湖》版本中，最后也收有这篇，它和《瓦尔登湖》其实也有直接联系：在瓦尔登湖生活期间，梭罗因为拒交“人头税”而被捕，虽然他只在狱中蹲了一宿就被友人在未经他本人同意的情况下保释出狱。为解释他的抗命行为，后来他作出了这个著名的演讲。

同我的许多同代人一样，我在早年上大学期间读的也是徐迟的译本（现在据说已有数十种译本了）。徐迟先生不仅首次将《瓦尔登湖》译介到中国（1948年），其译本在“文革”结束后重版，也吸引了广大读者，像苇岸、海子这样的作家和诗人就深受其影响。徐迟先生舒展自如、优雅而富有韵味的译文风格在那时也颇为人所称道。

但是，如同历史上的一些经典，《瓦尔登湖》也正是一部需要反复阅读，需要不断重新认识和发现的作品。

而对我来说，最好的阅读方式就是翻译。我自己的工作虽然主要在诗歌领域，但是，因为接受了出版人的约稿，因为有这个机缘“以翻译的方式”来重读，我还是深深地激动了：一个众说纷纭的梭罗更真切地出现在我的面前。我不仅通过翻译真正抵达了他的“在场”，而且对一个繁茂而深奥的文学世界、自然世界和灵魂世界有了更多、也更能给我带来喜悦的发现。

比如说《瓦尔登湖》的第一章“Economy”，有的中译本译为“简朴生活”，我认为这样译就有些问题，问题可能来自人们对梭罗的某种惯有的简单化读解，也来自对“诗意地栖居”这类当下愿景的迎合。《瓦尔登湖》记载了梭罗在湖畔林间的独居生活，梭罗的口头禅也是“Simplify，Simplify，Simplify”（简单，简单，简单），但梭罗并不是人们所想象的那种避世隐士。与其说《瓦尔登湖》是一曲田园牧歌，不如说它是英雄诗篇，是对那个时代和社会的挑战，而这在爱默生看来也带有一种“英雄”和“先知”的气质：“这时候他是一个强壮健康的青年，刚从大学里出来，他所有的友伴都在选择他们的职业，……他这种能够抗拒一切通常的道路，保存他孤独的自由的决心，实在是难得的——这需要付出极大的代价……惟其因为他完全正直，他要自己绝对自主，也要每一个人都绝对自主，所以他的处境只有更艰难。但是梭罗从来没有踌躇。他是一个天生的倡异议者。……他的目标是一种更广博的使命，一种艺术，能使我们好好地生活。”

爱默生的描述，真实地表露了梭罗的精神状态和前往瓦尔登湖畔居住的社会背景和心理动因。这种我行我素、不计代价对生活理想的践行与通常的那种隐逸是有很大的差异的。实际上，梭罗渴望宁静独处，但同时又是一位很有责任感和参与精神的社会批评家，他写有许多政论，一生支持废奴运动，反对美国对墨西哥的战争，倡导公民权利和“公民的不服从”，必要时甚至甘愿为此坐牢。入住瓦尔登湖畔时他还不到三十岁，有着“健壮的严肃的蓝眼睛，庄重的态度，五官敏锐，体格结实”，即使在瓦尔登湖畔期间，他也常常与人交往，并保持着对社会的关注。他只是不想循规蹈矩成为所谓“文明社会”的寄居客，而宁愿“绝对自主”，去过那种更合乎本性的生活罢了。他在瓦尔登湖的来去都合乎他性格的逻辑。他并没有想到瓦尔登湖畔日后会成为一个圣地，他也并不希望别人来追随他，他只是痛感于人们在生活中的迷失，“还包括那些貌似富有却于所有人中极为贫瘠的人们，他们积攒了些无用的财产，却不知如何使用或摆脱”，他要通过自己的实践向世人证明何为自由和人生之价值，他写下这部书，也“并非为自己，而是为人类；我身上的缺点和矛盾，并不影响我的陈述的真理性。尽管我也有很多浮夸和虚伪的时候——我感觉它们就像麦麸，很难从我这麦子上分离……我下定决心，决不低声下气地做魔鬼的辩护人。我要努力为真理说话。”

触动我的，就是梭罗的这种坦率和真实。他并不想充当一个圣人。他来到瓦尔登湖畔探索生活的意义，但他绝不自欺，也不给他的乡邻和读者提供任何廉价的、靠不住的承诺。他正是我所赞赏的那种“彻底的思想家”(radical thinkers)。如第十一章《更高的法则》”的这个开头，就使我深感惊异：

“当我提着一串鱼，用鱼竿探路穿过树林回家的时候，天色已经相当昏暗了。那时，我突然瞥见路上有一只土拨鼠悄然横穿而过。一种野性的快感使我不自觉地颤栗，并使我强烈地想要捉住它，将它生吞活剥；并不是因为我那时饿了，只是为了它表现出来的那种野性。……我曾发现在我内心里面，和大多数人一样有一种追求更高的或者称之为精神生活的本能，至今也还是如此。但同时，我又有另一种本能朝着原始的队列和野性走去。我对这两种本能都心存敬畏，对野性的狂热也并不亚于善良。……我有时候喜欢粗劣地对待生活，更愿意像动物一样过日子。”

由此可见，梭罗来到瓦尔登湖畔并拿他自己做“实验品”，如用诗人勒内·夏尔的一个说法，既是“对顶峰的寻找”，也是对“基础”的重新勘探（夏尔的一部诗集即是“对顶峰和基础的寻找”）。即使是“诗意地栖居”，首先也要把它建立在一个真实可信的基础上。

正是基于这种“总体”上的了解，我们把第一章“Economy”按其本意译为“经济学”。这个看似不那么“诗意”的开场白，却更能还原梭罗生活和思想的出发点。当然，随着阅读的深入，我们会发现梭罗的“经济学”，远远超出了一般层面，而具有了人生和伦理的意义。

《瓦尔登湖》一开始就充满了争辩之声，自辩，与邻人和社会的对话，以及爱默生所说的“异议”。人首先是一种肉体的物质存在，是社会和经济生活的一员，而且人人都得独立谋生。争辩就是从这种常识开始的。十九世纪中期，随着工业革命对社会生产力的高速推进，传统的生活方式受到冲击，人们对物质文明的追求也相应递增，人们不是忙于生计，就是在追逐所谓的更奢华与舒适的生活方式。

但是，对于“别给我金钱，别给我名誉，给我真理吧”的梭罗来说，这一切的意义和价值何在呢？他看到的是，在表面的光鲜和富有下，“芸芸众生都过着一份平静而绝望的生活”。他以自己的切身经验向人们呼吁：

“据我自己的经验，目前在我们国家，只需要一把刀、一柄斧头、一把铁锹和一辆手推车等少数工具就足够生活了，对于好学之人，还要再加上灯和文具，以及能读上几本书。这些东西仅次于必需品，花一点点钱就能得到。”

而为了发现生活的必需品都有哪些，以及该如何获得，梭罗甚至在第一章中精细地列了一份份账单，比如全部造房的材料费，豆地的花销与收入，等等。“总之，信仰和经验使我确信，只要生活得简单而智慧，维持一个人在世间的生命并不是一件苦差，而是一种消遣。”他甚至以他富有个性的方式说：“我宁愿坐在一颗南瓜上，将它完全据为己有，也不愿和众人拥挤着坐在天鹅绒软垫上。”

梭罗的这种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在今天已为更多的人所认同和接受（比如在今天就有“必要的贫穷”、“清洁精神”等说法），但在当时的那种社会习俗下，按爱默生的评价，却是“革命性”的。梭罗自己在《瓦尔登湖》中也讲到这样一个细节：“我要订做一件款式特别的衣服，女裁缝神情严肃地告诉我说：‘他们现在可都不是这么做的’……就好像她引用的是命运女神那样一位非人间的权威。”“在给我量尺寸的时候，如果她不考量一下我的性格，而只是量我肩膀的宽度，就好像我是那挂衣服的钉子，那这种丈量又有什么用呢？我们所崇信的，不是美惠三女神，也不是命运女神，而是时尚女神。她纺线、织布、剪裁，十足的权威姿态。巴黎的猴王带上旅行帽，全美国的猴子都群起仿效。我有时感到绝望，在这个世界上，要借助人们的力量完成一件哪怕十分简单、朴实的事情也是不可能的。他们必须先经过一次强有力的压榨机的挤压，好把旧观念挤压出去，如此一来，他们一时之间也无法站稳脚跟……”

这就是梭罗所生活的那个时代，这也是他的“挑战性”之所在。爱默生就曾这样充满钦佩地描述：“有几个人几乎崇拜他，向他坦白一切，将他奉为先知，知道他那性灵与伟大的心的深奥的价值。……当然，他的美德有时候太趋极端。……而这严肃的态度使他非常孤独，他虽然是自愿做隐士，却并不想孤独到这一个地步。……钦佩他的人称他为‘那可怕的梭罗’，仿佛他静默的时候也在说话，走开之后也还在场。我想他的理想太严格了。”

但还有一点，梭罗对自己当然是严格的，在《瓦尔登湖》中他力求证明自己，说服别人，但他并不试图让别人按他的方式生活。他自己的生活，在他看来不过是天赋良知的一种昭示：

“年轻人可以搞建筑、种植或航海，只要能做他跟我提过的他喜欢做的事情，不妨碍他就好了。我们的智慧，就体现在通过计算而得到的那个精确的点，就好比水手或者逃跑的奴隶的眼睛总要盯着北极星；这种方法足以指导我们一生。或许我们不能在可预测的时间内到达预定的港口，但仍会保持正确的航向。”

可以说，梭罗的这种对世俗虚荣的拋弃，对物质文明和中产阶级生活方式和价值观的抵制，在后来对重塑“美国精神”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美国上个世纪60年代的黑人民权运动、反越战运动、嬉皮士运动和“垮掉一代”那里，我们就可以明显听到其回响（纵然有些人学到的只是皮毛）。且不说“垮掉派诗人”，“新超现实主义”或“深度意象”诗人们也明显和梭罗有一种血缘关系，如罗伯特·勃莱的“贫穷而听着风声也是好的”、詹姆斯·赖特的“我突然感到／如果我能脱出自己的躯体，我就会／怒放如花”，等等。

在我喜爱和认识的诗人盖瑞·斯奈德身上，也能看到梭罗的影子。上个世纪50年代末期，他通过翻译寒山，创造的正是一个类似于“瓦尔登湖”的新神话：“他是一名山中狂人，属于古代中国衣衫褴褛的隐士中的一类。当他说‘寒山’之时，不仅指他自己，也指他的住所和他的精神状态。”比如他把寒山的“寄语钟鼎家，虚名定无益”译为：“Go tell families with silverware and cars，／What's the use of all that noise and money?”（去告诉那些拥有银器和汽车的人家吧，／拥有那些热闹和财宝又有何用？！”）

重要的是，同梭罗一样，斯奈德的人生也正是“知行合一”的一生。1955年从伯克利毕业后，他与森林公园签约，成了一名山道维修队的工人，整天在荒郊野岭户外工作。与他翻译的寒山诗同时出版的，是他自己的成名诗集《砌石》（Riprap），他声称这是“为了纪念双手的工作、对岩石的置放以及我开始将宇宙视为整体的那一刻……”“我猜这些诗歌之所以被欣赏，不仅仅是因为其中的艺术，还因为其中的汗水。”

的确，我热爱这位诗人，他那些书写大自然和户外劳作、间或向中国古老大师致意、带着汗水闪光和靴子的吱嘎声的诗篇，不仅让我深感亲切，在我看来，还是对我们这个时代的某种必要的“纠正”：“作为一个诗人，我依然把握着那最古老的价值观，它们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晚期：土地的肥沃，动物的魅力，与世隔绝的孤寂中的想象力……我力图将历史与那大片荒芜的土地容纳到心里，这样，我的诗或许更可接近于事物的本色以对抗我们时代的失衡、紊乱及愚昧无知。”

多么孤绝而又富有历史洞见的诗人！正因为如此，在当今这个所谓后工业的时代，他却在完成着一种“大地神话”的重构。在这方面，梭罗就堪称一位先行者。梭罗在瓦尔登湖畔黎明即起，到冰封的湖中取水，他所迎来的，正是那片新大陆“大地之诗”的“第一道黎明的光线”。他也仍将为未来的人们提供启示和范例。

以上主要介绍了梭罗回归自然和本性的生活实验，他所发现的人生真谛及其对后人的激励和启迪。《瓦尔登湖》引人入胜，也绝不单调，而是如大自然一样丰饶。如同书中的梭罗是一个生活实践者、修行者，也是一个诗人、哲人、预言家，是一个有责任感的社会批评家，也是大自然的勘探者、博物学家、鲁宾逊式的拓荒者、生态和环境保护主义先驱……在他这部作品中，蕴藏着巨大的复杂性、多样性和启示性。

梭罗的洞察力、感悟力和他的实践能力一样惊人，爱默生就这样描述：“有一天，他与一个陌生人一同走着，那人问他在哪里可以找到印第安箭镞，他回答，‘处处都有’，弯下腰去，就立刻从地下拾起一个。……在特克门的山谷里，梭罗跌了一跤，跌得很重，一只脚扭了筋。正当他在那里爬起来的时候，他第一次看见一种稀有的菊科植物的叶子。他健旺的常识，再加上壮健的手，锐利的观察力与坚强的意志，依旧不能解释他简单而秘密的生活中照耀着的优越性。我必须加上这重要的事实：他具有一种优秀的智慧，一种极少人数特有的智慧，……然而在他，这却是一种永不休息的洞察力；……他永远服从那神圣的启示。”

或者说，在他的身体力行中，携带着他的生命哲学和光照。按照人们通常的说法，梭罗是一个“超验主义者”，他相信人能凭直觉认识真理，能凭心灵的力量提升生活，使生活变得崇高。瓦尔登湖不仅是他在喧嚣的世界中寻得的一个去处，也是他精神的家园，这个地方不仅给他提供了豆地，冬日的篝火，思考的空间，也给他提供了认识自然和自己的各种机遇。“古代诗歌和神话至少表明，农事曾是一项神圣的艺术”，不仅是农事，他在这里感受到的一切都不能不让人称奇。他在这里观察、倾听、思考，并且梦想，如他所称，他含蕴、养育着他的珍珠，直到它完美之时，就将它奉献于社会。

在《瓦尔登湖》中，有大量篇幅是关于动物、植物和自然环境的观察记录，这是全书最精彩、最吸引人的内容之一。梭罗花费了大量精力观察湖水和树木的变化，鸟类、动物的习性，有时还深入到地质考古学的层面，这使《瓦尔登湖》的许多篇章初看上去像是有关自然的文献。但是，梭罗展示自然的财富，是为了让它成为人性的、精神的资源。他的这种贡献，让我不禁想起阿赫玛托娃对帕斯捷尔纳克的赞颂：“整个大地成为他的遗产，／他要每个人与他一起分享。”

爱默生也非常看重梭罗对大自然的探索：“他决定研究自然史，纯是出于天性。……他与动物接近，使人想起福勒关于养蜂家柏特勒的记录，‘不是他告诉蜜蜂许多话，就是蜜蜂告诉他许多话。’……很少有人像他这样深知大自然的秘密与天才；这种知识的综合，没有一个人比他更广大更严正。”爱默生还提到当地居民起初只认为梭罗是个怪人，后来雇他测量的农民很快就发现他稀有的精确与技巧……的确，梭罗对自然的观察、体验和发现每每让人惊叹。他不是简单地记录下事实与感受，他笔下的种种事物也不是静态的，而是充满了活力和启示。他笔下的大自然不仅洋溢着一种原始的生命力，有一种粗犷苍郁之美，甚至还深具一种神秘性，有一种神话般的性质：

“啊，瓦尔登湖的梭鱼啊！当我看到他们躺在冰面上，或在渔夫所凿的、有一个小孔来引入活水的冰井中时，总是会惊奇于他们那罕见的美，仿佛他们是传说中的鱼类，对我们的街道来说如此陌异……他们拥有一种相当炫目而超验的美……他们不似松树的青绿，不似石头的灰褐，也不似天空的蔚蓝；但是，在我眼里，他们确有罕见的色彩，……他们，当然是全然无损的瓦尔登；在动物王国中也是小小的瓦尔登，瓦尔登教派！我惊异于他们在此处被捕获——这集金黄与祖母绿于一身的伟大鱼类……随着几下痉挛般的游转，很轻易地，他们就挣脱了自己在水中濡湿的幽灵，仿佛一个凡人在升入天堂那稀薄空气前的时刻里，挣脱了自己的肉身。”

这种对瓦尔登湖梭鱼的赞颂和神话般描述，不可能不对人们的感受力和后来的文学、诗歌产生影响。在伊丽莎白·毕肖普的名诗《鱼》的最后，我就感到了这位女诗人对梭罗的“致敬”：“……直到那船舷上缘／直到每一种东西／都成了虹彩，虹彩，虹彩！／我把鱼放回了大海。”

梭罗是大自然的探索者和赞颂者，也是大自然的翻译者，在翻译中他认出宇宙的律动，也认出人与自然的“血亲”关系。如第十七章中对冬去春来之时的瓦尔登湖的描述：“瓦尔登湖在迅速融化……一块巨大如野的冰从其主体中破裂出来。我听见一只北美歌雀在河岸的灌木丛中歌唱——讴利，讴利，讴利——叱，叱，叱，掣，咤，——掣，微嘶，微嘶，微嘶。”这是多么动人啊。而在最后一章中，也即向他钟爱的瓦尔登湖告别之前，梭罗打通了人与自然，向生生不息的宇宙生命献上了这样的颂歌：“我们体内的生命，就像河流中的水。它今年的水位，可能升高得为前人所无法想象，并漫上焦渴的高地”，然后他的笔触竟转向了一只强壮、美丽的虫蛾：

“谁听了这个故事，不会强烈地感受到它对复活与不朽的信仰呢？又有谁会知道，这个何等美丽的、长着翅膀的生灵，它的卵已经埋葬在木头的年轮中，进入生如死灰般的人类社会好多年了，先是封存在苍翠鲜活的树木中，后来这树木渐渐变成了它枯冢的外壳——当一家人围坐在节日的餐桌旁，它持续多年的啃噬声，碰巧被这家中的人听见——会出人意料地从这社会中最不起眼、随手转卖的家具中飞出来，终于享受到它完美的盛夏！”

最后，我简单谈一下梭罗的艺术风格、艺术成就和我们的翻译。《瓦尔登湖》一多半内容草成于梭罗居住于瓦尔登湖畔期间，后来经过了补充和重写。鉴于他的第一部书《康科德和梅里马克河上的一周》的失败，在写作和修改《瓦尔登湖》时，梭罗格外慎重，他没有仓促写就和出版，而是静下心来对经验进行过滤和提炼，一次次地对文稿进行修改，使之达到完美。

《瓦尔登湖》早已是美国现代文学中散文作品的典范。它是生活和精神的传记，也是语言的艺术创作。如梭罗在日记中所说，他的写作以真实经历为依据，但“事实只是我的画像的框架”“是我正在写作中的神话中的材料”（参见杜先菊《<瓦尔登湖>简介》），《瓦尔登湖》的最后成书，让我感到的，也正是一种如叶芝所说的“把大地转化为神话”的卓越努力。这不仅在于他对《圣经》，古希腊、罗马神话和典籍（如古罗马加图的《农业志》）、印度和中国古老智慧的大量参照和有机引用，更在于他对平凡事物的诗性转化和神话重构，正如爱默生所指出的：“他性灵的知觉上有诗的泉源。……他也善于在散文中找出同样的诗意的魅力。”这就是为什么在《瓦尔登湖》中，会处处闪耀诗性的元素和神话的光辉。

《瓦尔登湖》的风格独树一帜，融自叙、观察、思考、想象、批评为一体，像一部雄浑的交响乐。梭罗的文笔雄健有力，元气充沛，富有思想性和鲜明的个性。他把敏锐的感受力、精准的观察力和“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的想象力与概括力结合为一体。在行文风格上，有人已指出过他的特点：语句直截了当（straight forward）、简约精炼（concise）、言说切题，往往一语中的（to the point），完全不像维多利亚中期散文那样散漫、朦胧、堆砌和矫情。

在翻译时，我们也时时感到了梭罗的语言天才，感到了他在语言上非凡的创造力。正如他自己声称，他要创造出“一个腐朽的时代所无法理解的语言”，他要拋开一切陈词滥调，“回到语言最原始的类比和衍生意义上”，这给翻译带来了极大的挑战。梭罗的语言，往往是叙述、观察、哲思、雄辩和诗性隐喻的难以拆解的综合，密度大，难度高。在翻译时我们纵然耗尽了心力，但不敢说就完全达到了满意的程度。此外，怎样在今天重建梭罗的语调和文字风格，这也是我们面对的课题。在已有大量译本的背景下，我们所做的，是尽量忠实于原文而又能在译文语言上有所刷新和创造，重要的是，要让人能听出那活生生的语调。不管怎么说，纵然留下了一些不尽人如意之处，我们还是深深感谢这个翻译的过程。我们不仅从中学到了很多，感受到很多，它对我们的震动和启示，也深深抵及我们生命的深处。这一切，正如爱默森在《梭罗》一文中所引用的梭罗自己的诗句：

我本来只有耳朵，现在却有了听觉；

以前只有眼睛，现在却有了视力；

我只活了若干年，而现在每一刹那都生活，

以前只知道学问，现在却能辨别真理。

我们衷心希望，这不仅是我们，也是读到这部伟大作品后更多的读者所能获得的珍贵感受！

（本文系王家新、李昕译《瓦尔登湖》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