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思运:洛夫诗歌中文化意象的生成探究

作者:赵思运   2017年10月25日 11:22  《北方论丛》    1681    收藏

[摘  要] 洛夫站在古今中外的诗学坐标上,完成了本土性“天涯诗学”的建构与实践。他的诗歌中的本土传统体现在历史题材的选择、历史人物的重构、历史文化意象的复现等方面。我们要从文献学层面深入到发生学层面,从文化通约深入到精神通约,通过对洛夫诗中的文化意象生成驱动力的研究,来破译他的精神密码,进一步研究这种心灵密码是如何外化到其创作之中。洛夫晚年创作的《唐诗解构》体现了“文化标本”的悖论:对古典诗学的现代修复带来的却是个体生命体验的隐退。

[关键词] 文化意象;生成研究;《唐诗解构》;洛夫


一、“洛夫在哪里,中国诗学便在哪里”


1998年8月20日洛夫在《洛夫小品选》自序《独立苍茫》里写道:


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作家托玛斯曼流亡美国,有一次记者问他,放逐生涯是不是一种极大的压力?当时他理直气壮地答道:“我托玛斯曼在哪里,德国便在哪里!”今天我却无法说出如此狂妄的话,因为我不知道我的中国在哪里,至少在形式上我已失去了祖国的地平线,失去了生命中最重要的认同对象。临老去国,远走天涯,割断了两岸的地缘和政治的过去,却割不断长久养我育我、塑造我的人格、淬炼我的智慧、培养我的尊严的中国历史与文化。

我倒认清了一点:一位流放作者不论他立身何处,生活形式起了多大的变化,他都需要一个庞大而深厚的文化传统在背后支撑。今天我在这极度尴尬而又暧昧的时空中,唯一的好处是我能百分之百地掌控着一个自由的心灵空间,而充实这心灵空间的,正是那在我血脉中流转的中国文化,这就是为什么我有去国的凄惶,而无去国的悲哀。[1]

 

洛夫的人生轨迹十分丰富,从大陆到台湾,再到加拿大,再到今天属于全世界。他一次次对托玛斯曼语言行为的转述,其实也正是洛夫个人诗学追求的自证。我们可以稍微夸张一点地说,“洛夫在哪里,中国诗学便在哪里”。洛夫在很大程度上,活成了中国诗学的某种人格符号和载体。尤其是晚年的长诗《漂木》以气势恢弘的人类命运的主体建筑,完全超越了意识形态的、民族的、地域的界限,从对个体命运轨迹的回眸升华到对整个人类命运的观照。这首长诗也可以说是洛夫“天涯诗学”的载体,体现出洛夫对“现代中国汉诗美学”的担当。2004年首届“新诗界国际诗歌奖——北斗星奖”授予洛夫,颁奖词是:

 

在地理之“隔”,空间之“孤”,时间之“伤”中,洛夫毕生致力于诗意的发现和回归,用创造性的形象、意象、感觉和语言,重塑生命的意义。他的现代汉诗创构,既保持了前卫的姿态,又对接并融合了伟大的中国诗歌传统;诗质重思维,诗形谋变奏,以形似与神似、视像与心象、感性与灵思之间的张力,凸现了知性与抒情相融的追求向度。他对现代汉诗本土性与现代性融合的成功探索,体现了凤凰涅槃后自在的飞翔。[2]

 

洛夫站在古今中外的诗学坐标上,完成了本土性“天涯诗学”的建构与实践。他的诗歌中的本土传统当然体现在历史题材的选择、历史人物的重构、历史文化意象的复现等方面,但是我们要做的并不仅仅是文献学层面的梳理,而应该深入到发生学层面,从文化通约深入到精神通约,去感知洛夫的灵魂的跃动与搏斗,以及这种心灵历程如何外化到其创作之中。

洛夫灵魂的跃动与搏斗通过一系列文化意象体现出来。洛夫的诗中出现了大量的传统文化意象群落,如雪意象、酒意象,悲秋意象,清明意象,月亮意象、登高意象,古典诗人意象。我们通过考察洛夫诗歌中的文化意象的生成,来破译他的精神密码。本文主要论述“雪意象”和“古典诗人意象”。

 

二、洛夫诗歌中“雪意象”的生成

 

文化意象往往是心象,而非物象。比如,洛夫在1979年创作《我在长城上》一诗时,尚未到过长城,直到1988年才登临长城。“长城”是一个心象和意象。“雪”亦如是,因为“雪堆积在我们的内部”(《雪崩》)。

洛夫嗜雪。他有三本诗集书名含“雪”:《葬我于雪》(北京中国友谊出公司1992)、《雪崩——洛夫诗选》(台北书林出版公司1993)、《雪落无声》(台北尔雅出版社1999)。其他每本诗集都有很多写雪的作品。散文集有两本以“雪楼”命名:《雪楼随笔》(台北探索文化公司2000)和《雪楼小品》(台北三民书局2006)。洛夫写雪的散文有不少,如《雪祭》《板门店之旅》《诗人与酒》《雪落无声》《如是晚境》《雪楼小记》等。洛夫在诗集《雪落无声》的代序里写道:“选择‘雪落无声’作为书名,主要是因为我很喜欢这个意象,它所呈现的是将我个人的心境和自然景象融为一体的那种境界,一种由无边无际的静谧和孤独所浑成的宇宙情怀,至于集子里有没有这首诗,并不重要。”[3]

洛夫关于雪的记忆,最早是从童年时期诵读柳宗元的《江雪》开始:“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雪意象”构成洛夫大陆童年记忆的载体。在散文《雪,一首又白又冷的诗》里,他说:

 

遗憾的是,在台湾,在这烟尘滚滚、熙熙攘攘的闹市中,雪就像诗一样的陌生。在这四季如春的岛上住了数十年,不要说见不到雪,就连三二知己围着红泥火炉,享受一点“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的乐趣都没有,更何况玩雪球、堆雪人、打雪仗、吃雪花,捧着一大把雪贴在脸上轻声叫“好妹子”!这些经验于今只有从消逝的童年中去寻找,从淡淡的乡愁中去寻找。

多年前,因思家心切,有一次梦见大雪纷飞中回了家,早晨醒来,枕上一片濡湿,发现泪水竟然仍是热的。[4](p104)

 

《雪崩》写于1965-1967年间,与《石室之死亡》风格类似,以超常规的意象组合方式,营构出一个超现实主义的想象世界,意象密集,扭曲变形,弥漫着浓厚的死亡意识。这个艺术世界对应的是特定历史语境下生命异化的外化,也是对于精神故乡的绵邈呼唤。他无数次憧憬着“红泥小火炉”的雪意和情趣。而这种雪意,只有在故乡才有。“我隐隐听到远方传来另一种声音/当谷物开始在地下/骨肉交错” (《雪》),但是,“红泥小火炉已熄/酒已凉趿起鞋子,我扫雪去了”(《雪》)。《今日小雪》里写道,今日适逢小雪,却是一个手抚日历竟然毫无寒意的日子。无酒,无雪,无火炉。因而,乡愁是“久久不愈的宿疾”。他在散文《雪,一首又白又冷的诗》里说:“人过中年,故乡的往事就是一面镜子,不敢照而又不得不照。照镜子时,最令人心惊又无奈的事,是发现两鬓又多了一撮白发,这就是人生冬寒岁末所降的雪吗?”[4](p106) 确实,“雪”一直与洛夫的心境和灵魂紧密相连着。最沉痛的是那首《葬我于雪》:

 

用裁纸刀

把残雪砌成一座小小的坟

其中埋葬的

是一块炼了千年

犹未化灰的

火成岩

 

他把几十年的精神重压凝练为雪下埋葬的意象“火成岩”,情感十分饱满。这是一个带有洛夫个体生命体温的诗歌意象和文化意象,他的生命和精神在这个文化意象里得以保存永生。

《湖南大雪——赠长沙李元洛》写于洛夫第一次回湖南探亲前一年的1988年。此时洛夫与李元洛尚未见过面。值得注意的是,写作时间是5月初,并不是冬天,为何写出这么一首“湖南大雪”?原因在于这场“湖南大雪”凝结了洛夫几十年颠沛流离的人生之路。“载我渡我的雨啊/奔腾了两千年才凝成这场大雪”。由于思乡之深,洛夫虚幻出这场“湖南大雪”,在想象中与李元洛相聚,虚构出“红泥小火炉”边的“雪夜相聚”。他们雪夜煮酒,谈诗论史,五十年代的惊心,六十年代的飞魄,带来了彻骨的风寒与黑暗。“火炉上的酒香/渐渐祛除了历史性的寒颤”,“今夜我冒雪来访/不知何处是我明日的涯岸/你我未曾共过/肥马轻裘的少年/却在今夜分说着宇宙千古的苍茫”。

组诗《汉城诗抄》是洛夫因1976年汉城之旅期间所写。组诗共17首诗,绝大部分篇什都与雪有关系,表达的是“雪中诗意”和“雪中乡思”。思乡之情借助故土的近邻——韩国得以间接表达出来,以缓释多年的淤积。这次访问汉城之后,洛夫接着又去日本东京游览了3天。在东京,洛夫竟然毫无诗意和灵感,原因在于日本和台湾建筑并无二致,一首都没有创作出来。为何洛夫在韩国诗兴大发?原因有二:

其一、这组诗也是洛夫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替代性补偿性体验。唐文化作为中国文化的重要象征,出现在汉城,对洛夫就特别具有亲切感。洛夫在这里获得了民族文化的精神补偿。《云堂旅社初夜》的后记里说:“房门及廊柱均悬有刻着中国古诗的木板,初抵该处,几有置身唐朝之感。”[5](p217) 所以,诗歌的开篇就具有充分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代入感:

 

除了雪

一切都是唐朝的

门的款式,窗的高度

坐下去桌子顿然矮到膝下

庭院中

大概就是那一株寒梅着花未吧!

檐铃自风中传来

王维的吟哦

 

他在《晨游秘苑》里想象的也是唐诗中“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的兴味。《半月阁夜饮》所写韩国诗人徐廷柱在“半月阁”夜宴招待客人,完全是中国化的意境:白雪皑皑,月正半升,人正半醉,壶正半空,意正半浓,晚钟长鸣,弹筝助兴,颇饶唐味。“雪意象”成为洛夫心中的中国文化的重要元素。

其二、韩国与朝鲜被三八线分割,与大陆与台湾分治,二者的政治语境相同。洛夫体验到的民族分离之痛是痛彻的。这是引发洛夫创作欲望喷发的最大内因。落在韩国的雪,同样凝结在洛夫的灵魂深处。

他在《云堂旅社初夜》和《午夜削梨》里两次写到“削梨”这一细节。“梨”与“离”谐音,隐喻着骨肉分离、民族分离之意。削梨时,“满地都是/我那黄铜色的皮肤”,触目惊心。他看到“一株腰斩的白杨”,都会想象成被斩成的一部断代史。年近中年的洛夫,在韩国民俗村荡秋千的时候,唤醒了自己的童年记忆:“回首,乍现昨日秋千架上/冷白如雪的童年/迎面而来”,“啊!雪的肤香/秋千架上妹妹的肤香/如再荡高一些,势将心痛/势将看到院子里渐行渐速的/蓟草般的乡愁”(《雪地秋千》)。他阅读韩国民民俗的时候,“雪,摊开如一部近代史/我们愈读脸色愈白/且常在冷中骤然惊醒”。这难道不是洛夫怀着自己个体命运的沉痛在感受中国近代史吗?他由“雪地的秋千”想到“半悬的中年”,想到“摆荡的人”的命运。他身在韩国,但灵魂一直在惊悸于族国的命运。他听徐廷柱酒后诵诗,却仿佛是“传自晚唐的悲笳”。他食韩国泡菜,却把泡菜比作“比杜少陵的乐府还清脆的诗”,嚼出的是“一种越嚼越暧昧的/乡愁”(《小店》)。

《不归桥》一诗的后记里写道:“这次访韩,印象最深的是板门店之旅,该店既不卖酒,也无处打尖,却加深了我们的历史感。我们在一山头哨亭远眺,只见朝韩分界线旁卧有石桥一座,桥名不归(Bridge N Return),乃暗示南北双方过桥者即成棋盘上的卒子,来得去不得,去得来不得,这能不说是人类历史上千万愚行之一?田园将芜胡不归,这时停战村的暮色渐起,我们有旅人的哀愁,也有征人的激奋。”[5](p232) 目睹朝韩内战的不幸,回首惨烈的国共内战,具有同样历史境遇、漂居台湾的洛夫,怎能不惆怅万千呢?所以,他才有“哀愁”兼“激奋”的的乡愁与反战思想。在《如果山那边降雪》的后记里写道:“在板门店山头眺望,透过远方重重的峰峦,我们似乎看到了长白山的大雪纷飞,听到了黑龙江愤怒的咆哮。在感觉上,此处距故国河山好像比古宁头距厦门还近。这时,仰首拭目,手帕上竟是一片濡湿的乡愁。”[5](p235) 这种感受在洛夫的散文《雪,一首又白又冷的诗》里说得更详尽:“鸭绿江那边不正是我大陆东北,神州故国吗?再过去,也许偏南一点,那不正是曾经孕我、育我、哺我、成长我的故乡吗?现在,那片迷过我、飞过我的风筝的天空是否正在下雪?雪还是那么纯白吗?那些打雪仗、堆雪人的儿时游伴是否也像我一样在时间中老去?或早已逝世,只剩下墓碑上的一堆残雪?”[4](p111) 因此他在诗中写道:“高中地理课本上的河川/仍在我的体内蜿蜒”。洛夫的诗歌意象都是在自己心灵深处打捞出来的灵魂之盐。

1996年4月,洛夫携夫人陈琼芳移民加拿大温哥华。书斋名曰“雪楼”。正是在这个极富传统诗学和文化意蕴的“雪楼”上,洛夫创立了“天涯美学”说。“天涯美学”强调悲剧意识和宇宙情怀。雪,不仅仅是诗歌意象符号,更与他的生命相关联,乃是他灵魂里分泌出来的结晶,构成冰清玉洁、孤傲独立的人格隐喻符号。

 

三、古典诗人意象:洛夫的精神镜像

 

洛夫诗歌中出现了大量古代诗人角色,如李白、杜甫、李贺、阮籍、李商隐、屈原等等。在很大程度上,这些诗人角色成为洛夫自我诗性人格的外化,构成了洛夫的精神镜像。洛夫说:“我从事现代诗创作20多年后,渐渐发现中国古典诗中蕴含的东方智慧(如老庄的禅宗思维)、人文精神、生命境界以及中华文化中的特有情趣,都是现代诗中较为缺乏的,我个人日后所追求的正是为了弥补这种内在的缺憾。四十岁以前,我很向往李白的儒侠精神,杜甫的宇宙性的孤独感,李贺反抗庸俗文化的风骨,但到了晚年,我却转而欣赏王维恬淡隐退的心境。”[6](p14) 因此,我们在洛夫诗中的古代诗人身上可以感知到洛夫的生命温度和诗学纹理走向。

洛夫在选择哪些诗人入诗时有一个共同的取向,那就是,这些诗人都具有怀才不遇、人生多舛、备受压抑、报国无门等特点。在他们身上也可以折射出洛夫自己的人生境遇、审美取向。洛夫连写两首诗歌《水祭》《写在水上的诗》献给“楚国诗魂”屈原,也是与洛夫本人同根同源同乡的伟大诗人。《水祭》前引屈原《离骚》之诗句“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城之所居”,以表敬意。他歌颂屈原“爱国忠君”“纵冤死而尸骨犹香”,“投身于江水的冰寒/钢铁于焉成形/在时间中已锻成一柄不锈的古剑”。面对20世纪80年代初日益恶化的台湾局势,洛夫深感苦闷与彷徨。洛夫借李商隐浇内心块磊,在他身上寻找心理慰藉。“……夕阳无限好而命不好的李商隐/蓝田日暖,被成吨的铅字压得/两眼冒烟的李商隐/纵然昨夜的那支蜡烛业已成灰/历史中仍悬着一滴/固体的泪”(《书之骚动》)“夕阳无限好”既是洛夫内心惆怅之表现,也是台湾社会的时代隐喻。李贺是洛夫的又一个精神镜像。《与李贺对饮》着实是在为“诗鬼”李贺画像,石破天惊的才华、功名无成的哀愤孤傲,都熔铸进洛夫的诗行:

 

来来请坐,我要与你共饮

这历史中最黑的夜

你我非等闲人物

岂能因不入唐诗三百首而相对发愁

九品奉礼郎是个什么官?

这都不必去管它

当年你还不是在大醉后

把诗句呕吐在豪门的玉阶上

喝酒呀喝酒

今晚的月,大概不会为我们

这千古一聚而亮了

我要趁黑为你写一首晦涩的诗

不懂就让他们去不懂

不懂

为何我们读后相视大笑

 

洛夫一方面借屈原明志,借李商隐和李贺浇内心块垒,另一方面,在李白寄托自己的傲岸不屈的精神人格。《李白传奇》把李白誉为巨石之下的鹏鸟化身而成,描绘了李白那副诗酒溢满三江五湖而又独立傲岸、不侍权贵的肖像。在月下独酌,对饮三人的情境下,洛夫迸射出警句:“江湖注定是你诗中的一个险句”也融进了洛夫自身的沉痛的人生经验。

洛夫嗜酒。他曾借司马相如之口盛赞酒文化:“酒如琴韵,如诗趣,妙不可言。对善饮者而言,山无酒不秀,水无酒不柔,花无酒不香,云无酒不幻,石无酒不奇,夜无酒不幽,文无酒不雅,诗无酒不高,和尚无酒则俗,君子无酒则迂,男人不善饮,犹如一只脱水茄子”,他得出一个结论:“如果没有酒,中国文学史怕只是一杯白开水。”[5](p355) 洛夫以“酒”作为媒介将不同时代的诗人阮籍、李白、杜甫、司马相如、卓文君等人组织到同一个时空的舞台上,演出了极具特色的荒诞诗剧《借问酒家何处有》。事实上,让他们能够同台演出,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洛夫本人,因为阮籍、李白、杜甫恰好代表了洛夫精神人格的几个侧面。这些诗人真正体会到了司马相如所赞赏的如此境界,借助酒意,敞开了自己的灵魂。阮籍是在官场虚与委蛇十余年,饮酒避祸的诗人,他内心却是一个“无君论”者,真诚地反对假道学。他有句名言:“喝酒唯一的好处是,当我们舐伤口时不致太痛”,他渴望“像太白先生那样借酒化去这一身臭皮囊。”阮籍还特别讨厌白居易,说他是学院派,“满身的头巾味,他把诗经解释得死气沉沉,像条磨坊的牛,只会绕着某个定义转。”李白精通酒具,主张“以酒赋诗,以酒会友”,其诗观是“随心所欲不逾矩”,诗作体现的是“鹏翔鹰扬,傲游八荒”的浪漫主义精神。杜甫是“语不惊人死不休”,他的诗观是:“无非是感时忧国,都是我个人情感的宣泄,生命情采的观照。无奈我杜某生不逢辰,命运多舛,手触到的无非是带血的荆棘。脚踩过的无非是坎坷与泞泥,身上缠着一条大蟒蛇,你越挣扎它把你缠得越紧,写诗吧!写诗就是我采取的唯一报复手段。”他还借杜甫反驳了简单化地强加于他身上的“社会主义诗人”和“大众化诗人”标签。司马相如和杜甫还批评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胡适、陆侃如、冯沅君等人对于杜甫“秋兴八首”的误读。并且慨叹“时代愈进步,诗道越沦落,庸俗之辈,又多喜爱谬论,知诗者,一代不如一代。”洛夫同期创作的《秋辞八首》盖受杜甫影响。借卓文君之口,批评了“一无诗才又喜忸怩作态的人,写两句歌词,诌几行打油,文不文,诗不诗,作品既无血泪,又鲜有灵性,自己写诗如吐痰,批评起别人如喷血,别人砌墙,他们拆房子……”他们反对把李白贴上浪漫主义标签、把杜甫贴上“社会主义”诗人标签的机械主义思维和做法。

阮籍醉酒避祸背后的压抑和隐痛、李白“随心所欲不逾矩”的浪漫诗风、杜甫感时忧国和生命情采的观照,以及把写诗当做报复的手段,甚至司马相如的酒观和诗歌理解,都构成了洛夫的精神世界和诗歌审美取向的若干侧面。

在洛夫的这些精神镜像中,最凸显的角色便是杜甫了。最醒目的呈现在于组诗《车上读杜甫》(1986)、组诗《边陲人的独白》(1987)、长诗《杜甫草堂》(1988)。这是洛夫在初次重返大陆前后郁积于心的巨大压抑的总爆发。《车上读杜甫》(1986)组诗包括八首,题目分别是:“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正好构成杜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的全文。《边陲人的独白》(1987)组诗四首题目分别是:“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洛夫向杜甫致意的意图是很明显的。在诗中,洛夫自己的身世经历与杜甫的战乱语境,构成互文关系,唐代与现代穿越,台北市政会议与北京天安门闪回,表达了战乱、和平、乡愁母题。“酒,是载我回家唯一的路”,沉痛感力透纸背。《边陲人的独白》的结尾令人心惊:

 

唯对镜时才怵然怔住

当手中捻弄着

历经风的革命

雪的浩劫

而今藏身于梳子牙缝中的

一根苍发

 

1988年,洛夫终于得以拜谒杜甫草堂。面对杜甫这部“倾斜的历史”,洛夫激动地写下长诗《杜甫草堂》。诗小序里写道:“这前后数小时的盘桓,既是对大师真诚的瞻仰,也是对时隔千载一次历史性的诗心的交融。”[7](p249) 洛夫深入地捕捉到了杜甫“无奈中的无奈/郁积外的郁积”:“脚步杂沓,游客穿堂入室/一个个摸着你青色的脸/轻抚之下/又瘦了一寸/瘦见了骨/暴露出金属深处的寒颤”“大风吹袭茅屋的那一夜/我见你的双眉随之飞起/哀伤/高过成都所有的屋顶”。洛夫与杜甫在灵魂深处产生了强烈的共振与共鸣:

 

而今,我找到的你

是火的兄弟,盐的姊妹

是大地的子嗣,是河流的至亲

是石灰,铁屑,绵纸,磁铁

一块视为图腾的石头

那么绝对,那么唯一

那么坚持

那么硬

重凿之下火花四射

剖开来内部似乎又一无所有

我们和你一样空茫,宿命的无有

我们拼命写诗,一种

死亡的演习

 

如果联想到洛夫反复把“写诗”比作对抗“死亡”的手段,则更容易看出洛夫与杜甫的精神通约——在洛夫身上看到杜甫的影子,而在杜甫这一面镜子里映出的诗洛夫的风貌。

 

四、《唐诗解构》:意象生成动力的转移与稀释

 

近年来,有一个颇为引人注目的现象,那就是向古代经典致敬之作频繁出现,比如孟冲之的《杜诗重构》、洛夫的《唐诗解构》、向以鲜的《我的孔子》《唐诗弥撒曲》、长征的《读经笔记》等。洛夫晚年致力于对唐诗的现代重构,并于2015年在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结集出版了《唐诗解构》。

为何会出现《唐诗解构》?洛夫自己说过:“我受中国古典诗的影响其实很早,只不过在1954年倾注全力经营《创世纪》诗刊时,便一头栽进了西方现代主义的迷宫,波德莱尔、兰波、里尔克、艾略特等现代诗人已取代了李白、杜甫等在我心灵中的位置。”[6](p20)但是,晦涩和远离读者的做法,在20世纪70年代引起极大争议。后来洛夫进行了反思,对中国传统诗学重估的结论是:“古典诗中那种幽玄而精致的意象语言,那种超越时空的深远意境,远非西洋诗可比。除了探寻到唐诗中那种比超现实主义更为周延的‘无理而妙’的表现手法外,我更从苏东坡那里找到了一把开启诗歌密宫的钥匙。”[6](p21)1998年12月《创世纪》发表的洛夫与李瑞腾的对话里说:“到现在我还没有完成现代性,因为我受到很多传统的影响。”[8]

从发生学角度讲,洛夫的意图是对旧体诗中的神韵的释放:“我认为这个‘中国之神’就深藏于唐诗中,而唐诗中的神奇、神性、神韵却长期封闭在僵化的格律中,‘解构’的作为就是对唐诗中的‘神’的释放,也可说是一种变形的重生。”[9] 他对古典诗歌传承的意义具体有二:一是重新体认、建立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哲学思考和现实反思。二是寻回失落已久的古典诗中意象的永恒之美。从中可以看出,《唐诗解构》的发生并不是个体生命与灵魂疼痛的艺术抚慰,与1988年之前洛夫返回大陆之前的生命沉痛相比,关注的更多的是艺术本体,而不是个体灵魂的需要。正如他自己所言:我在唐诗中也“怅望千秋”,却无“一洒泪”的情绪,而是知性地拆解它,又感性地重建它,给予它一个全新的生命。可以看出,洛夫制作“唐诗解构”的原动力不是个体生命情感,而是艺术绵延之所需;不是精神性对话,而是艺术性互文的结果。1988年以后,随着异域与大陆内在紧张关系的消失与稀释,交流的频繁。洛夫个体精神的紧张关系也得到舒缓,取而代之的是艺术的回归。

洛夫在台湾、温哥华时期,孤独漂泊的生命体验是十分锋锐的,创作驱动力是充沛的。1988年洛夫首次回大陆探亲以后,随着两岸交流的繁密和世界一体化进程的加速,洛夫的乡愁在一个相对自由的空间里得以释放和缓解,于是艺术创作的生命原动力减弱,取而代之的则是对诗艺的追索。他早期的乡愁转化成了传统诗学的回眸与重现。他把这种“古诗新铸”的创新作品称之为“一项突破性的实验工程”,“这是一种对旧体诗的重新诠释和再创造,一种试以现代语言表述方式、全新的意象与节奏,来唤醒、擦亮、激活那曾被胡适等人蔑视、摧毁、埋葬的旧传统,并赋予新的艺术生命。”[9] 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唐诗解构》体现了“文化标本”的悖论:艺术立场的彰显带来的却是个体精神体验的隐退。生命体验向艺术体验的转化,叠影出的是传统诗学意象向现代诗学语象的转化,最终实现的仅仅是关于古典的现代技术修复。洛夫早期诗歌中创作的郁勃的生命驱动力和情感驱动力转化成为艺术本身的追求。

《唐诗解构》里有5首重写王维的新诗:《竹里馆》《鸟鸣涧》《鹿柴》《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终南别业》。如果跟洛夫的《走向王维》相比,内在的意味完全不同。《走向王维》写于在1989年10月。此时,两岸关系刚刚解冻,洛夫多年的郁积之情借助王维释放出来。况且,1989年10月这个时间节点,对大陆来说,也还处于一个极其特殊的时代氛围和精神氛围之中。洛夫描摹晚年王维的生命回眸,并没有选择普通读者所熟悉的闲适意义层面的王维,而是剖视王维精神世界的暗物质:“一到下午/体内体外都是一片苍茫/唯有未干的砚池/仍蓄满了黑色的喧嚣”,“晨起/负手踱蹀于终南山下/突然在溪水中/看到自己瘦成了一株青竹/风吹来/节节都在摇晃/节节都在坚持”,洛夫写道:“我走向你/进入你最后一节为我预留的空白”,洛夫与王维在精神层面产生了共振,形成了同构关系。而《唐诗解构》里重写的5首王维之作,除了《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系亲情表达,其余均为恬适冲淡之作。

《唐诗解构》技巧的处理越来越纯熟,但是内在的精神体验力度明显耗散了。《登高》一诗,把杜甫原作的第一人称改成第三人称“他”,这种间离处理的效果稀释了杜甫《秋辞八首》特有的那种猿啸凄厉的悲凉与寂寞之情,稀释了内在生命的紧张性。柳宗元的《江雪》孤高人格意识,也因处理得更加散文化而被淡化了。同样写“月光”,洛夫此时重写李白的《月下独酌》,早已没有了洛夫早期作品《床前明月光》《月问》《时间之伤》里的浓烈乡愁。《月问》中有“今夜,当我仰首向你/我的泪便顺着发根往上流/流向天河”,悲凉之气沛然;《月亮·一把雪亮的刀子》中“床前月光的温度骤然下降/疑是地上——/低头拾起的一把雪亮的刀子/割断/明日喉管的/刀子”,情感思绪锋锐。《时间之伤》中“月光的肌肉何其苍白/而我时间的皮肤逐渐变黑/在风中/一层层脱落”,精神体验异常深切。而重写版《月下独酌》尾句抖出一句“摇啊摇,摇出了一个醉汉/一卷熠熠生辉的盛唐”,光明的尾巴无疑冲淡了原诗寂寞孤独之情。20世纪80年代初在《清明读诗》写道,读自己的诗,“全都吞下去了……每个意象都被强烈的胃酸溶解,吐出来时,竟是一大堆热得烫手的铁钉”,这种锋锐的生命感受,在《唐诗解构》里是再也寻找不到了。

 

[参  考  文  献]

[1] 洛夫.独立苍茫(自序),洛夫小品选,台北:小报文化公司,1998.

[2] 董正宇.洛夫研究综述[J].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2011(1).

[3] 洛夫. 序言,雪落无声[M]台北:尔雅出版社,1999.

[4] 洛夫.大河的潜流[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0.

[5] 洛夫.洛夫诗全集:上卷[M].江苏文艺出版社,2013.

[6] 洛夫.洛夫谈诗[M].南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5.

[7] 洛夫.洛夫诗全集:下卷[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3.

[8] 李瑞腾.诗的跨世纪对话:从现代到古典,从本土到世界 [J].创世纪,116期,1998(12).

[9] 洛夫. 自序,唐诗解构[M].南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5.

 

                          (原载《北方论丛》2017年第4期)


责任编辑:苏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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