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档案 徐成淼，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贵州省散文诗学会会长。1960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1957年发表散文诗处女作。现为贵州民族大学教授，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专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著有《散文诗的精灵》《燃烧的爱梦》《我的复旦四年》《歌无止境》等十余种文集。获中国散文诗90年（1918-2007）重大贡献奖、全国首届冰心散文奖、国家民委首届社科优秀成果奖、全国首届会龙散文诗大赛奖等。

“从《劝告》开始，与散文诗结缘”

记 者：徐老师，您写的第一首散文诗是《劝告》，从此，您与散文诗结下不解之缘。能谈一下您创作《劝告》的初衷吗？对于您来说，这首散文诗意味着什么？

徐成淼：2017年是《劝告》发表六十周年，也是我文学写作六十周年。六十年在人的一生中，应当算是很长的一段时光了。在中国的纪年方式里，一个甲子，从来都是要郑重其事地对待的。那么我们就以此为契机，也来“郑重其事”一回吧。

我一直以为，人的一生，许多事情，并不以自己的意志为转移。比如说把我和散文诗摽在一起，就不是我的本意。这事儿我在许多场合都提到过，说得比较透彻的，是2007年出版的《一代歌王：徐成淼散文诗选》序言。在那篇序言中，我这样写道：

1957年早春，我还是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二年级的学生，刚满十九岁。记得那是一个阳光明亮的日子，我们小班在老化学楼里上课。课间休息的时候，大伙儿跑到门外休息。那儿有一溜花坛，春花在阳光下开得正旺。有个和我同姓的同学一边赏花，一边叹了口气，说这花开得多好，可惜不久就要谢了。听了这番感慨，我心头一动，有些什么话想说。接着上课的时候，我就在小本子上写下了几句话。意思是说花谢是为了结籽，不应该为此而伤感的。

那时我正读泰戈尔的《园丁集》和《飞鸟集》，读冰心的《春水》和《繁星》。课余时间就试着写一点短小的散文诗，并冠以《星星集》的总题。文前有一个小序：“我零星的思想，像涓涓的水流，从眉宇间滴下，滴在我朴素的诗篇上，缀成颗颗繁星……”。课间在化学楼门外花坛前的那一点感触，后来被我写成了一首题为《劝告》的散文诗。我把《劝告》和其他几首散文诗一起，寄给《复旦》校刊。校刊上有一个文艺副刊，叫“大草坪”。不久，我的《星星集》就在“大草坪”上发表出来，其中就有后来引发了“严重后果”的那首《劝告》。

那年6月，我到杭州日报实习。实习期间，《文艺月报》编辑陈家骅到复旦大学组稿，把校刊上的《星星集》带走了。8月，我从杭州回到上海，看到《星星集》中的《劝告》和《给荣军》已被《文艺月报》以《〈劝告〉及其他》为题，发表在该刊八月号上。

人生有时候就是这样地由一连串的“不经意”连接而成的。要不是徐姓同学在花坛前说了那通话；要不是我站在他身旁，听到了那番感慨；要不是陈编辑到复旦大学组稿，看到了我的散文诗；要不是他选中了其中的《劝告》，把它发表在《文艺月报》上；要不是有这一串“不经意”连接在了一起，我这一生就可能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

但这许多“不经意”居然就这样连成一串了，可以说，从那时候起，我所有的遭遇，都是从《劝告》开始的。我就这样和散文诗结下了不解之缘，怎么也脱不开了。

这应该是对《劝告》事件说得最周详的一个版本了。

至于“这首散文诗意味着什么呢？”最简明的回答就是：意味着命运。《劝告》这件事表明，人的一生并不是事先有严密的设计，然后按照蓝图一步一步去实现的。人的命运中有许多偶然的因素，是许多偶然连接成人的一生。

“开始另一种散文诗写作，作品的内核已明显硬化”

记 者：您前期写的散文诗《向日葵》《春雪》等与后期写的《太阳瀑布》《河之魂》《生命节日》等在内容以及情感上有很大不同，能谈谈产生这样的变化有什么原因吗？

徐成淼：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时间。我写《劝告》那组散文诗的时候，还是个年仅十九岁的少年,人生刚刚开始。等到我重新握笔，再次发表散文诗的时候，已年逾不惑了。而且这二十多年中，我经历了常人难以承受的疾风暴雨，心理和情感都起了根本性的变化。我在《一代歌王》自序中曾写过，“生活已彻底改变了我的心境，我已经不能完全按学生时代的节奏，来继续我散文诗的歌唱了。我开始了另一种散文诗写作，作品的内核已明显硬化，那里面充盈着一种坚实的东西。”

1997年2月20日，李开格在上海《文学报》上发表评论：《韧性的攀登——徐成淼的文学道路漫评》，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最初，他的散文诗，表达的还是一般的“善恶”情结和“再生主题”，但很快徐成淼就将自己的身世与身外意象交结为独特的散文诗语言，写出了一系列表达生命状态的独具艺术个性的散文诗作品。在艺术追求上，也从以写实手法为主而跃上融汇了诸种现代手法的全新的层面，艺术风格独树一帜而引人嘱目。

对此予以关注的，还有一位知名评论家王幅明。他在《从〈劝告〉到〈太阳瀑布〉》中，对我散文诗风格嬗变的轨迹，进行了具体的梳理：

《劝告》是一篇不满两百字的短章。现在读这篇作品，看不到它有特别的过人之处。甚至会对它曾有过的遭遇和传奇产生费解。从中看出，上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中国的文学观念与审美。一种单纯的劝喻。其源头可以追溯到《诗经》和儒家的诗教。收入自选集《太阳瀑布》中的同名作品，则要另当别论。这是一首不折不扣的现代诗。“太阳瀑布”是一个繁复的意象。作者在大气磅礴狂放恣肆的咏叹中，讴歌了生命的毁灭与再生。对生命本质的叩问，在自我批判中渴望新世界新人类的重铸，为崭新理想不惜用牺牲实现超越……凡此种种，都使作品呈现出强烈的现代色彩和形而上的哲学意蕴。

《劝告》和《太阳瀑布》，可视为徐成淼散文诗两个重要符号。《太阳瀑布》是最能体现诗人成熟期风格的代表作。告别《劝告》，完成《太阳瀑布》的洗礼和嬗变，徐成淼进入到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散文诗行列。

你看，时间的力量是不是非常巨大？它能把一个人改变得判若两人。

“散文诗是用散文式的语言表现内容的一种自由体诗”

记 者：有相当一部分人不了解散文诗，或者不知道如何创作散文诗。您觉得应该怎样诠释散文诗或者散文诗创作？

徐成淼：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我着手写作《散文诗的精灵》。那时候，散文诗刚刚走出沉寂，重新登上舞台。《散文诗的精灵》中有相当篇幅做的就是普及和辅导工作。书中列有“散文诗的特点”“散文诗的类别”“散文诗的写作”等章节。在“散文诗的特点”一节中，我明确指出：

散文诗是用散文式的语言表现内容的一种自由体诗。

自由体诗是五四文学革命的产物。朱自清在1929年《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中指出：“10年来的诗坛就不妨分为三派：自由诗派，格律诗派，象征诗派”。可见自由体诗在新诗中所占地位的重要。

自由体诗三个特点：内容自由地表达，自由是格，感情是律；形式“无定型”，“随物赋形”；语言追求散文美，口语入诗。

不过，这种自由体诗，仍是分行排列的，大多押韵。这种分行排列，有助于醒目地显示韵脚，标示节奏。待到自由体诗继续发展，需要用更“散文”的形式来表现“充满散文的时代”的时候，韵的外衣就被扬弃了，节奏渗入到诗的内部肌体中去；形式上的分行排列，对某些自由体诗，特别是那些比较短小机锋、典雅隽永的自由体诗来说，就失去了原有的意义了。

于是，摒弃了分行排列的形式，貌似散文的一种新的变体，就从原来的自由体诗中分化出来，有了相对的独立性。这就是散文诗。

这种新面貌的散文诗，不像格律体诗那样要求韵律周严、节奏整饬；也不像自由体诗那样分行排列、讲求节律。它突破了格律和音韵的约束与限制，显得更为自由。

“八十年代起，贵州散文诗逐渐成长为一个品牌”

记 者：1961年您到贵州工作，对您的创作或更准确地说对您的散文诗创作有没有产生影响？

徐成淼：人在哪儿呆久了，哪儿就成了实际的故乡。来贵州五十多年了，人生的几个关键时段都在这里度过。我的写作包括散文诗创作受贵州地理和人文的影响，应当是题中应有之义。

记 者：这么多年，是什么让您坚持散文诗创作？您是贵州散文诗学会会长，您觉得贵州散文诗的发展现状以及发展前景如何？

徐成淼：其实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就已经着手把自己从散文诗中剥离出来了。我自信我的散文可以比散文诗写得更好，于是我转向了散文。但散文诗就像附体的幽灵，真要剥离，并不容易。二十多年来，我与散文诗依旧相伴相随，其间还出版了两部散文诗集，和一本包括“散文诗研究”在内的文学创作论专著。

就拿这几年来说，2015年，我的散文诗新作《独舞雷区》（外三章）在《散文诗世界》第2期发表，很快，著名散文诗理论家陈志泽先生就在“佳作赏析”专栏中对《独舞雷区》予以赏析，并确定为我的又一代表作。2017年，我的散文诗《雾海孤帆》（外一首）在《文艺报》发表，并入选花城出版社出版的《2017散文诗年选》。2017年7月，我的长篇朗诵体散文诗《风的奏鸣曲》，在《贵州民族报》“诗歌中国”栏目发表。与此同时，我的散文诗理论研究也在继续。如评论《散文诗：寻求多种解读的可能性》2015年7月9日发表于《文学报·散文诗研究》；论文《加速完成当代散文诗的现代性转变》在2011年第5期《贵州民族学院学报》发表。以上实绩，都表明我的散文诗写作和研究并未完全中断。

上世纪八十年代起，贵州散文诗逐渐成长为一个品牌，“贵州散文诗现象”在全国广为人知。多年来，贵州省散文诗学会克勤克俭，砥砺前行，坚持不懈，在全国散文诗界独树一帜。贵州散文诗作家要加倍珍惜来之不易的成果，同心同德，矢志不渝，让贵州散文诗在原有的基础上，更上层楼。一切损害贵州散文诗这个品牌的言论和行为都是错误的。特别要强调的是，近年来，一批更年轻的散文诗人脱颖而出，给贵州散文诗带来了新的气息。他们更少固定观念的束缚，更少对旧物的羁恋。他们的作品更开放，更具时代性，有着更强烈的内心表达的冲动。他们更倾向于现代美学，更乐于汲取人类文化的滋养。新一代散文诗人的出现，给长期凝滞的散文诗带来了新的活力，希望在他们身上。

“希望贵州散文诗彰显强劲、豪壮、神奇、峭丽的一面”

记 者：贵州是多民族聚居的地方，民族文化绚烂多彩，您认为贵州应该如何有效利用民族文化或者资源发展文学、发展散文诗？

徐成淼：首先要纠正一个偏见，就是把民族文化看成是与现代文化对立的东西。实际上，许多新进的，属于新时代、新世界的文化，正蕴含在民族文化之中。历届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中，有不少来自第三世界。他们都不是西方国家、西方文学的代表，却在文学道路上走在了时代和世界的前列。贵州少数民族文化和文学也是这样。贵州傩戏，被称之为中国戏剧的活化石；傩戏面具的夸张变形，正是现代美术的显著特色；贵州少数民族的蜡染、服饰、刺绣，内含许多现代艺术符号；贵州侗族大歌的多声部和声，令欧美音乐界叹为观止。

在从本土文化中汲取养分方面，贵州有得天独厚的条件。贵州多的是溶洞瀑布，悬崖陡坎，峡谷危石，丛莽密林。这是一块威猛而极具个性的土地，自然环境把这里的人们磨砺得更为刚强，更为坚韧。有不屈的意志，有坚忍不拔的灵魂，有更强烈的美好生活的愿望。贵州少数民族的文化和文学，刚而不俗，美而不媚，喷涌着一股浓烈的生命之火。贵州作家理当从少数民族文化中汲取更多的文化艺术营养，创作出更多更好的作品。希望贵州散文诗进一步彰显强劲、豪壮、神奇、峭丽的一面，写出更多直抵人心的大起大落的伟岸篇章！

“责任和担当是‘现代性转变’的基本内涵”

记 者：近些年，您写了一系列呼吁散文诗“质的飞跃”和“现代性转变”的评论和论文，您能谈谈“质的飞跃”和“现代性转变”的具体内容和做法吗？您强调“现代性转变”会不会距离精神和传统的东西越来越远？

徐成淼：所谓散文诗的现代性，是指作品的审美观念和艺术基质的总体倾向。它以现代语言，反映事物的多义性和复杂性；表达的，是现代人观察和理解世界的角度和方式；抒发的，是现代人的欢乐和忧伤，执著和迷惘。

以现代的姿态表达题旨，其意义的边界是开放的，它有无数通向理解彼岸的途径，有着诞生更多生命形态的可能性。世俗的实况经过现代艺术的提炼和蒸馏，升华为哲学层面的抽象思考，继而从一个高度跃向另一个高度。

需要强调的是，我们不应把现代性转变和本土的东西对立起来，而应当从本土文化中挖掘出现代的内核。贵州地处偏远、山高水深。但这样的地方在文化和文学上并不注定要落后，很多时候恰恰有可能走在时代的前沿。

我们生活在互联网的时代，生活在向太空迈进的时代，生活在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时代，人类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模式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这个史无前例的时代，作家和诗人，有责任和担当，写出无愧于全新时代的杰出作品。这正是“现代性转变”的基本内涵。

“我自信我的散文可以比散文诗写得更好”

记 者：您除了写散文诗，同时也写散文。2002年，您获得“全国首届冰心散文奖”。第二年，您的《渡口对岸是沈从文》入选《全国首届冰心散文奖获奖作家作品集》，对于散文方面的成就，您如何看待？

徐成淼：我说过我自信我的散文可以比散文诗写得更好。为此一开始我就把起点定得很高。从上世纪九十年代起，连续二十来年，我几乎每年都要在《散文》《散文百家》《散文天地》《海燕·都市散文》《散文家》《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解放日报》等报刊发表散文作品。作品多次被《散文》年选采用，还曾入选《读者》《青年文摘》《中华文学选刊》《新世纪文学选刊》《百年美文》《二十世纪中国散文大系》《世界散文宝库》等重要选本。曾获 “中华精短散文大赛奖”“华夏散文大赛奖”等。2017年，《贵州作家》第二期“点击名家”栏目发表《徐成淼散文选》，以四万字集中推出我的十一篇散文和两篇专家论评。说明我的散文写作是有成绩的，受到学界的肯定。在散文理论研究方面，我有一系列论文在《文史哲》《散文》《贵州大学学报》《贵州民族学院学报》等刊物发表，还在文学理论专著《再造梦想》中以整整一章作散文专题研究。相关论文和专著曾获冰心散文奖、贵州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贵州省文艺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