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与哲学是近邻》是郑敏老师早年的一本著作，用这个题目，希望能够接近陈超老师的诗学思想。陈超的诗学思想受西方哲学很大，特别是20世纪的西方人本主义哲学与语言哲学，浓厚的哲学思考，形而上的探索，使陈老师的诗学思想高蹈、高迈，在生活化、世俗化、物质化的今天，陈超对诗歌的见解，闪烁着神性的光辉。英国唯美主义作家王尔德说：“我们生活在阴沟里，一些人却仰望着星空。”陈超就是仰望星空的诗人。学者孙基林这样概括陈超的诗学思想：“陈超基于诗歌本体论依据之上的生命诗学,是坚持着一而二亦即生命/生存本体论与语言本体论双重指向的，但同时又有着二而一的整一归趣；或者说生命和生存与语言形式有着同构互涉的本质关联。[1][P150-151]。这个概括是非常恰当的，本文将从生命本体论与语言本体论两部分来探讨陈超的诗学思想。
                        一 生命本体论
1994年，陈超出版了著作《生命诗学论稿》，可以说，陈超的诗学体系就是以生命本体为核心。中国的传统文论，一直有着“诗言志”，“诗缘情”之说，却对生命本身关注甚少。中国的生命诗学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产生的。五四时期郭沫若、宗白华、田汉等在西方诗学影响下张扬起了生命诗学的旗帜。生命诗学，文化渊源应该上溯到西方的生命哲学。西方生命哲学的第一个时期应该产生于18世纪和19世纪之交，就是浪漫主义文学时代。另一个时期产生于1900年左右。第一个时期的代表人物是德国的浪漫主义思想家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他在1827年发表了《生命哲学讲座》一书。第二个时期的代表人物有尼采，伯格森，西美尔，叔本华，狄尔泰等人，以及后来的现象学家胡塞尔，存在主义哲学家海德格尔等人都对生命哲学做了发展。这是20世纪非理性主义思潮的兴起时期的哲学，强调人本主义精神。生命哲学进入文学批评领域，形成了生命诗学。生命诗学是个宽泛的概念，吴投文认为生命诗学大致含义“是指直接指向人的生命，以生命观照为核心内涵，展示生命形式，同时赋予生命以审美关怀。”“[2]（P7）谭桂林认为“生命诗学乃是以生命作为根基,从生命出发来思考和阐述诗的本质、作用乃至技术的一种诗歌理论。”[3][P94]。这是一种与生命密切相关的诗学理论，一种来自于西方哲学而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语境中成长起来的批评方法。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西方的人本主义思潮大量进入中国的背景下，陈超《生命诗学论稿》诞生了。那么，陈超的生命诗学有何特点呢？
   首先，第一个特色是精神的向度，灵魂的求索。西方存在主义哲学对陈超影响很大。19世纪上半期，德国浪漫主义诗人荷尔德林（1770-1843）面对这日益技术化的世界，唱出了很多神的赞美诗。海德格尔专门对荷尔德林的诗歌做了阐释。在《林中路·诗人何为》一文中，海德格尔认为“在贫困时代作为诗人意味着，吟唱着去摸索远去诸神之踪迹，因此诗人能够在世界的黑夜里道说神圣。” “诗人的天职就是还乡，还乡使故土成为亲近本源之处。”海德格尔提出了“天地人神”的四重思想，但如今的技术世界，四维世界的“神”却缺席了，诗人作为先知，他的使命就是为人类寻找神的踪迹。真正的存在被遮蔽，艺术家就是要努力重建人们对“存在”的记忆，重建诗性艺术与神圣存在的原初关联，使诗性艺术成为存在的歌唱。这些思想对陈超都有很大的影响。陈超的诗论中的“本真”、“纯粹”追求的都是灵魂的真实呈现，是存在的澄明，刺入生存的本质，道出真理、真相。
 这种对神性，对存在的寻找，是一种对信仰的寻找，对精神家园的渴望。这个高度是很多伟大诗人的高度，比如但丁、里尔克、艾略特、梵高、卡夫卡、鲁迅、陀思妥耶夫斯基、艾特玛托夫等。从文化批判的角度来讲，体现了一种救赎精神。刘小枫先生有名著《拯救与逍遥》，极大地肯定了基督教文化的救赎与担当意识。诗人是人类的良心。陈超作为诗人，也担当了如此的使命。当然，这种信仰和救赎却不是宗教意义上的救赎。陈超反对用教徒对宗教的信仰比拟诗人和诗歌的关系。因为宗教否认了个体，宗教徒只是单向的要求精神沐浴，要求一种承诺、拯救。如果用对“神“的观念来理解陈超，那么，他的“神”应该是海德格尔的“神”的观念，而不是基督教的“上帝”。“真正的诗人永远是在离心中历险，在古老的信仰中经受失败。”[4](P30),“诗歌只是作为“信仰”而信仰，作为“乌托邦”而乌托邦。”[4](P30)面对生存和生命，诗人永远在准备牺牲的路上。诗人从来也没有达到过真正的宗教徒的安泰和平和，只能在焦虑与自省中，去无限接近神，仰望神，希望自己结束在异乡的漂泊返回家园，诗意地栖居。
 其次，围绕着生命诗学，陈超提出了很多观念。其中一个概念是“诗歌信仰与个人乌托邦”。陈超充分强调了个体生命的体验。这是对人的主体性的强调。中国文化是重视群体的文化，西方文化是重视个体的文化。这正是中西文化的一个重要的文化根源的差异。西方文化的源头从古希腊开始，就充分强调了人本主义精神。经历了将近一千年的中世纪的封建社会，人的主体性被极大地压抑。从文艺复兴开始，西方社会开始了对“神”的祛魅（此处“神”指基督教中的上帝），人的主体性得到极大的弘扬。到启蒙运动时期，现代性的原则即主体性的原则正式确立，基督教的“上帝”对个体的压抑进一步崩溃。这是人的发现与觉醒。个体生命体验，不是对时代、对现实的逃避，而是像鲁迅先生所言“真的勇士，敢于直面淋漓的鲜血，敢于正视惨淡的人生。”“如果我们不走向个体生命的核心，不拥有个人的语言立场和隐语世界，那末，我们才是真正的逃避呢。”“当代文化的一个根本的标志，就是在时代的物化和媚俗中，保持独立个人的精神性。”[4](P29)。这种思想具有启蒙的意义。“诗歌将人类照亮，使之与权力和下滑抗衡，这种尊重个性、维护人的尊严的东西，难道不正是现实本身的应有之义么？” [4] (P29),强调个体灵魂的觉醒，保持个体精神独立性是陈超诗学的一个重要特点。中西诗坛上有很多这样的诗人，鲁迅、王小波、“白洋淀诗群”，帕斯捷尔纳克，曼杰施塔姆、索尔仁尼琴，米兰·昆德拉等，在媚俗时代，乌合之众的喧哗声中，个体艰难地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在个体和整体的关系上，陈超强调了生命个体对人类整体性生存的巨大包容性，如P·蒂利斯所言：“敢于在已失去意义的世界中独自承担焦虑的勇气，并通过个人对整体生存的包容，精心培植出诗的花园。” [4] (P162)
  关于陈超的生命诗学，还有很多内容，比如“本真”、“虚无”、“漂泊与定居”、“暴力”、“激情”、“瞬间”等等，大体上来说，西方哲学与文学对陈老师的影响甚大，精神的突围，灵魂的求索，在当今社会，仍然具有现实意义。诗人的警钟，永远为人类敲响。
                      二、语言本体论
20世纪的西方文论，发生了两个著名的转向，一是“非理性转向”，二是“语言论转向”。前者是就人本主义文论而言的，构成了陈超生命诗学的基础；后者则是科学主义文论的兴起，构成了陈超语言观的基础。
20世纪之前的西方传统的语言观认为语言是一种手段和工具，而20世纪西方哲学发生了一次语言学革命，语言上升到本体论的地位，成为“存在之家。”（海德格尔语）海德格尔认为“诗的活动领域是语言，因此，诗的本质必须经由语言的本质去理解。” [5]（P147）。陈老师也认为语言本身就是自足的构成，是一种本体的存在。“语言不再被仅仅视为工具,它所展开的是与生命同构的空间。语言和生命是互为因果、互为表里的完整形式,是一种相互发现和照亮的过程。” [4] (P223)“语言在诗中不再是一种单纯的意义容器，而是个体生命与生存交锋点上唯一存在的事实。”[6](P8)诗人应当思索写作过程中碰到的语言表达的问题，“诗人在这个意义上，意味着人类中那些对作为“存在之家”的深度语言沉思的人。从诗歌特殊的生成因素看，是认识信教者。但他所信奉的宗教是语言。” [6] (P44)诗者，言寺，用语言道说神圣，让存在祛蔽、敞开、澄明。
20世纪语言论转向的结果是各种各样的科学主义文论的兴起，包括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结构主义、符号学等等。其中，英美新批评的研究方法对陈老师影响最大。在他的诗论中，新批评的术语比如悖论、反讽、肌质、构架、外延，内涵等都有很多应用。文本细读更是他经常使用的方法。他的著作《中国探索诗鉴赏辞典》、《当代外国诗歌佳作导读》等都是文本细读的典范。但可贵的是，陈超成功地避免了新批评方法的弊端，他的著作从来没有仅仅停留在孤立的文本，而是引入了更多的历史---文化因素，试图挖掘出隐藏在语言和形式之下的意义和价值。他的生命本体论和语言本体论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不可分割。他曾经这样总结自己诗歌批评的两项任务：“其一，立足文本细读和形式感，并经由对诗历史语境的剖析，揭示现代人的生命---话语体验。”“其二，稍稍逸出诗学的个别问题，将之放置到哲学人类学，在坚持诗歌本体论的前提下，探究其审美功能。” [7] (P206)而贯穿在其中的一条线索，就是生命---语言之间的紧密相连。形式、语言很重要，精神内质、灵魂自白也很重要，不存在与生命无关的语言，也不存在不依傍语言表达的生命呈现。法国象征主义诗人瓦雷里曾经提出“纯诗”的理论，强调了诗歌的形式美、音乐美以及在诗歌创作中的全神贯注的无功利的审美活动等内容。陈超的“纯粹”的意义则首先是指一种灵魂的天生需要：深切的交流和体谅。[4] (P34)诗人必须寻找合适的语言表达生命的体验，他也不是无拘无束地表现自我，而是主动寻求一种限制，说明历史语境中最有价值的东西，必须去寻找那仅有的言辞。在拜金的时代，技艺至上的美文最受青睐，而陈超寻求的仍然是纯粹的揭示深层生命意志的诗歌----交流灵魂，揭示生存。他是诗人，是艺术家，爱美，喜欢语言的纯粹，但从来也没离开过生命的纯粹。他的诗学向往纯诗又超越了纯诗，结合了唯美又超越了唯美。
                            三、结语
陈超说：“接近诗歌是一件危险的事情，但不去接近更为危险”。[6] (P179)作为诗歌的烈士和殉道者，陈超的精神将永远激励我们前行，让我们在这个并不美好的世界里有勇气与种种黑暗、丑恶、愚昧斗争下去，在黑夜里仰望天空，期冀与伟大的语言碰撞交锋，形成伟大的诗歌庆典。
 
参考文献
[1]孙基林．陈超生命诗学述评[J]．诗探索，1996（2）。
[2]吴投文．沈从文的生命诗学[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7年
[3]谭桂林. 现代中国生命诗学的理论内涵与当代发展[J]. 文学评论,2004,（06）
[4]陈超．生命诗学论稿[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
[5]朱立元．当代西方文艺理论[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
[6]陈超．打开诗的漂流瓶[M]．石家庄：河北出版传媒集团，河北教育出版社，2014年。陈
[7] 苗雨时．陈超的现代诗学体系—评<</span>打开诗的漂流瓶—现代诗研究论集>》．诗探索，200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