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个诗歌大国，然而历来是热心写诗的人多，而热心评诗的人少。宋代诗人洪适早就说过：“好句联翩见未曾，品题今日欠钟嵘”；金代诗人元好问也曾发出：“谁是诗中疏凿手，暂教泾渭各清浑”的呼唤。进入现当代，这种局面仍未曾改观。翻开刘福春编撰的《中国新诗书刊总目》，可以发现，所收录的诗人、诗集的数目比起诗评家、诗歌评论集的数目，要多出几十、几百倍，完全呈压倒优势。这种情况表明文人心中普遍存有一种重创作、轻评论的倾向，同时也说明想当一个称职的诗评家，其实也的确不易。也正由于如此，当我读到罗麒所著《21世纪中国诗歌现象研究》时，就不只是对书中所写的内容感到惊喜，更为我们的诗坛出现了一位热心评诗的青年评论家感到欣慰。

这位青年评论家带给我们的不是某一首诗歌的评点，也不是某一个诗歌问题的专论，而是全景式地对中国新世纪诗坛的考察。写这样一部书是需要有实力、有眼光、有胆气的。我在回顾新世纪诗歌前十年状况的时候，曾写过一篇文章，叫《仰望天空与俯视大地——新世纪十年中国新诗的一个侧面》，我没敢全面论述新世纪十年的诗歌，只选了一个角度来写，故副标题小心谨慎地称之为“一个侧面”。而罗麒则颇有些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气魄，居高临下，视野宽阔，敢于正面强攻，针对新世纪以来的诸种诗歌现象写成了一本专著，显示了一个青年批评家的理论抱负。

罗麒是新世纪诗坛的亲历者，是沐浴着新世纪的阳光与风雨,伴随着新世纪诗人一路走来的。他阅读了新世纪诗人的大量诗作，目睹了这十余年来大大小小的诗歌事件，对新世纪诗歌有一种先天的贴肉感，对新世纪的诗人，尤其是青年诗人怀有深厚的情感。在对各种诗歌现象的描述中，罗麒采取的是客观、公允的立场，他更多地是寻求对诗人的理解，即使是对某种诗歌现象予以批评，也是摆事实，讲道理，而绝无某些网络批评的自以为是、口出狂言、恶语伤人。正是怀着对诗歌的热爱，对新世纪诗人的深情，才使他分外留心这一代诗人走过的匆匆脚步，记录下他们的创新与实验、挫折与进取、追求与梦想，从而使这部书具有一定的实录性，为当代学者的进一步研究，也为后代学者的诗歌史写作，提供了丰富的资源。由此看来，罗麒不愧是新世纪诗坛的一位忠实的书记员。

罗麒对新世纪诗歌现象的研究，属于共时性的研究，即研究者与研究对象处于同一个时空之中，它的好处是有一种现场感、贴肉感，当然也容易有跳不出现场的局限，聪明的作者会懂得如何利用与评论对象同在一个现场的优势，但又要避免“只缘身在此山中”的局限。

要打破“只缘身在此山中”的局限，就在于评论家要有较深的理论素养与较高的理论视点。《21世纪中国诗歌现象研究》显示了罗麒对现象学的深入理解与把握，他意识到现象学主张“回到事物本身”，“现象”的本意就是显现出来的东西。当罗麒把这部书的题目确定为“诗歌现象研究”的时候，其实他始终没有忽视本质。他所指的现象是与本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在描述新世纪诗坛种种现象的同时，其实也是在揭示诗歌创作的某些规律性的东西。因此罗麒在论述新世纪诗歌现象的时候，并不是把诸种现象单摆浮搁地并置在一起，而是思索现象与现象之间的关系，现象与本质之间的关系，力求对诸种现象做出较为合理的评析。由于21世纪的诗歌现象极其丰富与驳杂，在具体地探究每一种诗歌现象的时候，他还分别借鉴了历史的、美学的、社会学的、性别学的，以及文化研究的种种方法，从而使一片现象世界迸发出理论思辨的火花。

对诗歌评论家而言，仅仅停留在诗歌现象的描述与对诗歌文本的品味上，还是不够的，他既要入乎其内，又要出乎其外。正是理论思维的介入，使这部描述诗歌现象的书没有停留在现象本身，不是自然主义地有闻必录，也不是流水账式的大事记，而是精心采集、比较，把近似的内容集中在一起，把诸多现象视为研究的载体，按照“文本——作者——读者——世界”的结构纳入到整个中国诗歌生态圈中，在对相关文本的研读及对文本与作者、读者、世界的关系探讨的基础上，完成对诗歌现象的阐释，从而获得了一种超越性。

罗麒描述新世纪的诗歌现象的时候，还注意到一个最核心的现象，就是所谓的“诗歌热潮”。这种热潮是由诗歌现象、诗歌事件以及这些现象和事件中的主体创作所共同组成的，“这其中文本是各种诗歌现象与事件的最基本元素，也是当下诗歌的核心组成部件，诸多诗歌现象林林总总，但其根本上是由文本与其作者主体、读者以及世界的不同互助方式决定的，其运行模型为‘什么样的人为了什么样的事件写了什么样的诗，被什么样的人阅读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并形成什么样的现象’，……将不同诗歌现象纳入到同一个相对科学的研究体系内”（《21世纪中国诗歌现象研究•绪论》）。罗麒所称的纳入到同一个相对科学的研究体系内的诗歌现象，实际上已构成了思想史、诗歌史领域中涉及的“学案”。诸如作者在书中论述的“网络诗歌”、“打工诗歌”、“底层写作”、“地震诗歌”、“下半身写作”、“新红颜写作”、“新及物写作”、“梨花体”、“羊羔体”、“余秀华现象”等，均可以视为诗歌的“学案”。作者把这些内容丰富又有一定的内在联系的诗歌现象，以“学案”的形式予以考察和描述，凸显了问题意识，既包括丰富的原生态的诗歌史料，又有作者对相关内容的疏理、综述与论断。这是一种全新的对新诗发展的叙述，从内容上说，它更侧重在新诗与社会的关系、新诗对社会上不同人的心理所产生的影响；从叙述形式上说，它以“现象”为核心来安排结构；从方法上说，它侧重在考据与论断的结合。因此这种论述的价值不只是在诗歌美学上的，而且也是在诗歌社会学、诗歌伦理学、诗歌文化学上的。

写诗与评诗，虽说是紧密相关的，但二者毕竟是两个行当。相对诗人而言，诗评家要有特殊的修养。唐代史学家刘知几在《史通》中提出论者须兼具“才、学、识”三长，三者之中，以识为先。有了这种独到的眼光，方能穿透层层云雾与迷瘴，直抵诗人的心灵，才能在纷纭复杂的诗歌现象中挖掘出背后的真谛。当然，具有这样一种独到的眼光也是很不容易的。陆游晚年曾说：“六十余年妄学诗，工夫深处独心知”；宋人吴可亦有“学诗浑似学参禅，竹榻蒲团不计年”的说法。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我在诗歌的海洋中经过四十年的沉潜寻觅，不敢说有多么深的体会，但是对陆游、吴可的学诗不易的说法却是深感共鸣的。罗麒正处在最好的年华，愿他把已取得的成就作为新的起点，把诗歌评论作为自我实现的手段，让自己的生命在与诗歌的碰撞中发出灿烂的光辉。

                 2018年7月7日

吴思敬 ，诗歌评论家。现任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副主任，《诗探索》主编，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顾问，中国诗歌学会副会长。

罗麒：1986年生，黑龙江哈尔滨市，南开大学文学博士，现任教于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与当代新诗研究。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光明日报》、《当代作家评论》、《文艺争鸣》、《南方文坛》、《扬子江评论》、《江汉论坛》等期刊上发表论文二十余篇，其中数篇被《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主持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一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