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届新时代诗歌北京论坛发言摘要（1）

第二届新时代诗歌北京论坛发言摘要（3）

何言宏

生长、活力与实绩——新时代以来的中国诗歌

二十一世纪以来的中国诗歌发生了新的巨大转型，这是继1980 年前后和1990 年代的两次转型后，改革开放时代的中国诗歌所发生的第三次转型。二十一世纪以来的中国诗人、诗歌批评家、编辑出版家和诗歌翻译家等，共同促成和推动了这一转型，共同开创了一个新的“诗歌时代”。

首先，我们的诗歌制度更重视诗歌，中国作协和各省、市作协对诗歌越来越重视，如《诗刊》社在已经举办了三十多届、极具诗歌史意义的“青春诗会”的基础上，2010 年新设“青春回眸”活动；鲁迅文学院的“高级研讨班”还于特别开辟了专门性的“诗歌班”；省、市作协中，像江苏省作家协会的《扬子江诗刊》，先后举办二十多场“中国新诗百年论坛”等。

第二个方面，从诗歌文化的角度看，诗歌的节庆文化和媒体文化具有了新的内涵，从前些年的青海诗歌节，到现在上海、成都、厦门的国际诗歌节，促进了世界诗歌的充分交流，世界对中国诗歌的认识更加切实具体。诗歌的媒介文化，除了诸多个人诗集和各种主题性的诗选照常出版外，为了纪念和总结新诗百年，这五、六年中，还出版了像《中国新诗百年大典》《中国新诗编年史》《中国新诗百年志》《百年新诗选》《最美的白话诗》《〈诗刊〉创刊60周年文论选》等。此外，诗歌得网络传播对微信的利用是最好的，还有一些音频平台，如喜马拉雅......

第三个方面，中国的诗歌队伍除了老一辈诗人还在创作，第三代诗人也非常活跃，60后这一代诗人是影响中国未来的诗歌的中坚力量，其中的代表诗人已基本上呈现了一个较稳定、具有经典性的队伍结构。从这几个方面来说是大的框架，诗歌创作、诗歌文化的繁荣发达，还应取决于每个个体的诗歌成就、创造及个体诗学有无清晰的诗歌形象、有无明确的结论，很多诗人通过自己的写作，分别在诗歌主题、题材、修辞、语言，以及对于传统资源，对个体自我、生命自然、人类、日常等很多方面的探索，自觉建构各自具有核心意义的个体诗学，其中像吉狄马加的称之为“为了一种伟大的完整”的、具有突出的人类意识的“完整性诗学”、李少君的“自然诗学”、柏桦的“逸乐美学”、沈苇“混血的诗学”以及陈先发、胡弦和泉子的以王阳明的心学为精神资源的“心的诗学”等等。

新世纪20年了，新时代6年了，大家应不断遴选这些年来代表诗人的代表作，虽然我个人精力有限，在诗歌文坛主编的支持之下，做了一个《诗歌当季》，每个季节选出一些好诗，这件工作特别值得，让人与惊艳的好诗相遇，希望大家一起来做，推动诗歌事业更加繁荣兴盛。

蒋登科

在新时代的开放语境中实现新诗艺术的双向交流

前一段时间有一个刊物约我谈2018年诗歌的出版情况，我做了一个梳理，数据不一定准确，2018年全国出版的新书在30万种左右，过去是40万种，而诗歌类的读物大概在3000种左右，只占1%左右，这个份额并不是很大。另外一个就是我去年10月份去过一趟法兰克福书展，是国际最大的图书交易展览，汇集全世界7000多家出版商，我那几天马不停蹄跑遍了好多个展馆，几乎看不到中国的东西，国外出版中国的东西非常少。新时代有一个很重要的内涵是开放，改革是对内的，开放一般是对外的，那么诗歌对外的时候，我们能够做些什么事情？

过去我们引进了很多外国的诗，中国新诗从诞生到发展，跟外国诗歌关系非常密切，哪一个时代比较开放，借鉴学习别人的东西比较多，我们消化得比较好，那么我们那个时期的新诗就发展得比较好，积累的经验也比较丰富，所以借鉴学习这条路当然不能断。

上午马加主席谈我们的诗有欧化的趋向，翻译体的现象比较普遍，这可能跟翻译质量有关系。我有一个学生熊辉，这些年研究翻译诗歌与中国新诗的发展，他把翻译诗译得好、译得不好，对中国新诗的影响，效果怎么样，他做了很多研究，收集了大量资料。我们引进诗歌，一要选择文本，二要强调翻译质量，一定要找真正懂诗的人，懂外语、懂中文的人，把诗的味道译出来，这是我谈的第一个问题。

第二，过去我们注重引进，但现在新诗一百年过去了，我们要重输出，可以通过选刊集中往外推，集中推广、集中翻译、集中宣传，我们文化自信才能体现出来，别人要知道、要接受。我们还可以选三五百首诗，用最好的翻译家来翻译。所谓的双向交流，不只是要看，拿来以后吸收了、学习了，我们创造了自己的东西，我们要往外推，因为我是搞出版的，所以比较关注市场上能见到我们的书。我在美国待过一年，国外对于中国新诗东一篇西一篇的有，但集中的介绍的很少，就那么两三本，还是70年代出版的，所以我就提这么一个建议。

胡丘陵

写出对艺术风骨和社会历史同时负责的“大诗”

从写作的角度谈谈诗歌是很荣幸的事情，我只是说我在写作的时候面临的一些思考，上午听了以后很受启发，就从诗的大众化说起，我心目中的“大诗”观：一是“大诗”一定是大格局，关注的不仅仅是个人空间,同时关注公共空间,关注的不仅仅是个人命运，同时关注人类命运,且有大的境界，大的胸怀，有大爱，有大能；二是“大诗”一定写了大的东西，可以是大事件、大主题，也可以是爱情、战争、家族、青春等文学母题，像《长征》《2008，汶川大地震》一看就是大东西；三是“大诗”一定是大气的语言，当然它不一定使用很大的词汇，而是经过诗性组合之后呈现出一种高端飞拔的气质，营造出一种气场，带来的是一种震撼效果，而不是靡靡之音，不是技术性的形容词的堆砌；四是“大诗”一定有大结构，要开阖有度，兼具创新性，整体上鼓胀着一种气势或气魄，而不是畏畏缩缩，小巧玲珑。

上午听了杨庆祥老师的发言，我有一个亲戚学计算机，我和他探讨过这个问题，根据我个人的判断，纯诗AI是可以写的，但重大社会历史题材的书写，AI就写得不好了，他就不可能写好。

关于大诗与责任，当下诗人同时面对两种责难，一种指责诗人不直接对社会历史负责，一种指责诗人不搞纯粹意识，真正的诗人不会长久困扰于是历史承担还是艺术迷醉，这是个二元对立的假问题，完全可以写出对艺术风骨和社会历史同时负责的大诗，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秦立彦

“拿来”自己的传统

感谢李老师给我这样一个机会向各位老师和各位同道学习。上午的时候马加主席说到中国诗歌三个传统，中国古典的传统，西方现代诗的传统，和中国新诗一百年的传统，我说的重点是中国古典的传统，因为主要是我自己在创作过程中的困惑和对自己的提醒，我觉得我们对西方的现代诗拿来的已经非常多了，中国古代自己的传统可能也需要重新拿来，尤其五四运动已经发生一百多年之后，很重要的历史契机，可能是一个重新思考中西诗歌传统的重要时刻。

庞德翻译了李白的《长歌行》，李白经过庞德的手变成一个美国诗人，而且庞德自己写的那些全都不如李白的，庞德在中国的诗歌中到底看到了什么？我们是不是可以以庞德的眼光，看待崭新事物的眼光看我们中国的诗歌？《长歌行》每个人都很熟悉，就是因为特别熟悉，所以就看不到它其中的美了。

我在想古诗是直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对我们来说是不隔的，所以如果这样一个伟大的，在整个世界上的是一个很伟大的诗歌传统，如果对这个传统我们不去拿来的话，对我们自己，对这个传统本身也是一种不公正的。

我们当代的世界和唐宋已经完全不同，可是即使在现代的人们觉得在从中得到了很多滋味和安慰，我们需要以另外一种眼光重新看待我们的传统，我们不能觉得自己是中国人就天然的继承这种文化的基因，因为这种基因是可以失去的，如果想要继承这种传统是需要后天的习得和学习。  

通过阅读古诗，阅读那些诗话我们可以获得对中文的手感，辨别词语之间的区别，词语的温度、湿度、浓淡、轻与重、动和静、哑与响，其实就是炼字的问题，这个炼字的本领只能在中文内部解决。比如说诗话里常常说到“漠漠水田飞白鹭”，但是为什么好，其实为什么好也不一定能说得出来，可是需要在体会的过程中知道为什么好，这些方面有很多可借鉴的东西。中国是诗歌大国，我们是诗歌大国的子民，诗歌巨人们的后裔，在以西方诗人为师的同时，我们也应该自豪地以中国古人为师我想现在可能是我们重估中国古代诗歌对我们的价值，把自己的传统重新拿来的时候了。

周庆荣

从理想、远方到温度

谈到诗歌，以我那么多年坚持，是个大诗的概念，主要强调它的内在的精神，它的意境，中国文化的丰富，能够得到有机的体现，我觉得应该被纳入当下的中国诗歌观察。谈到面临新时代，我们应该以怎样的诗歌叙述或者呈现，我以前做过一些思考。其实对于每一个个体而言，世界很简单，世界就等于我加上我之外，也就是说我之外和我之间的关系，它有何种比例，何种平衡，这个天平怎么去呈现，决定我们写作者的能量，写作者的内心是否经历，写作者自身他的选择。一般来说，我之外是远远大于我，它有时候是有序，有时候又是无序，这种变化就使得具体的每一个写作者的个体，可能经常陷入一种无助、恐慌甚至绝望，因为在庞大的外部面前，我很容易被渺小下来。假如说我们建立一个公式，就是我加上我之外，就等于我们所谓的世界的话，就会简单。不管外部怎么大，没有我就没有我眼里的世界，所以我大世界就会大，那么世界大，它不会让我喜欢，这是一种写作者怎么把握自己和一种未知、甚至永远不知道真相的一种外部存在的，我们应该怎样去设立写作者的主体地位。

十年以来，散文诗更容易思考，所谓的思想性，即我们和时代或者和不断变化的现实，应保持一个怎样的距离，或者说应该完成一个什么样的发现，这个是衡量我们写作是否有效的一个标准。2011年我出版过一部《有理想的人》，2014年出版《有远方的人》，2017年是叫《有温度的人》，我并不是靠这些大词，我内心一直提醒自己要有一种中国文人内心的艰巨性，想到什么我敢于说。

谈到“理想”，这种“理想”我们应该去意识形态，这是每一个个体应该有的权利，这个世界应该鼓励创造理想，理想就是每个个体的生命对于未来的一种自我的洞察，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丢弃，我们鼓励自己的后代，鼓励自己的读者首先要从自我安慰、自我平衡开始。这个“远方”的概念，实际上意味着我们个人和整个社会是不是还有前途，还有未来，这个诗歌的写作者应该有责任有义务去提醒。远方不能是一个空话，它意味着我们不但要有一个远方，比如把诗当成远方，比如把友谊、人性当中的美好、永不放弃的期待和坚守当成远方，这个远方有了还需要具备一种能力，走到远方是需要一种能力，所以诗歌如果是帮助我们或者强化走到远方的能力，当然是美好的。“温度”，在我们社会上会有很多冷漠、世态炎凉、人走茶凉等等，这种冷我们是主动的，没有人能够置身度外，怎样做到不冷，怎样让我们几千年以来的文化中，那些美的、人性中真正优秀的人格的东西，能够变成我们现实社会有限人生本来的，对社会、对人群我们还抱有一种温暖，这个温暖就是首先我们每一个人写作者自己都要带有一种人性、人的体温，那么这个体温你像一个人的体温，就不会去掠夺别人的温度，呼唤社会的温度先从自己不冷开始。

虚幻地谈灵魂，虚幻地谈诗歌的记忆，都是苍白的。其实在我们动手写作的时候，应该首先要学会控制自己的温度、情绪，要有情感，所以这个时代，尤其需要我们做一个有情怀的人。

缪克构

新时代，诗人何为

在第七届鲁迅文学奖评出来之后，马加主席有一篇文章，题目是《他们代表了多元化的写作方向》，里面特别提到，“一个诗人除了有责任抒写个人的喜怒哀乐和所见所闻所感所想之外，还应该对这个时代甚至人类的整体命运有及时和有效的把握与反映，应该能够具有精神引领作用和思想的提升能力。”我想，这是当下的中国诗人应该努力的大方向。这是一个历史的标准，也是时间的标准。这篇文章我读了以后印象非常深。当下的诗歌写作是要尊重多元化，尊重个体的艺术创作，但同时主流的方向也非常重要。

对时代的描摹和正面观照，似乎成了报告文学作家们的专利，成了小说家们的事业。诗人们似乎更愿意在语言艺术的探索上孜孜以求，强调经验，注重内视，观我，顿悟，在流派、代际、圈子里热热闹闹地写作和争论，虽也有在大时代背景下的抒怀和吟唱，但在读者心目中，与这个时代同频的大音之作并不多见。这里面不仅仅只是诗歌写作的局限问题，也有传播的片面和狭隘，诗歌审美标准的多元造成的原因等等。

诗人们敏锐的触觉，应该努力去把握时代发展的脉搏。毫不讳言地说，事实上有一部分诗人在自己封闭的世界里，与这个时代相隔甚远。当然，诗人们可以与世隔绝或者遗世独立，也可以站在时代的背后观察和凝视风云变幻，可是，当一个诗人的经验来自故纸堆，当他的生活来自微视频，他对自身的环境和内心都所知甚少，可以想见，他对这个时代的发言是多么遥远、多么可疑。当一个诗人并不能对个大时代作出自己的解读或见证，他的小情小调和杯子里的风波也不具有辨识度，他仍然可以是个诗人，是个热衷诗歌的写作者，却难以成为一个优秀的诗人，或者说我们所期待的大诗人。这些年，我们似乎都在期待一种大作品，是对这个时代的精到而独特的言说，无论抒情或者叙事，又属于这个纷繁时代的言说。

当我们身处一个大时代，一个大都市，往往缺少一种自觉的意识去思考和把握这个时代，而是被时代裹挟着，跌跌撞撞往前跑去，如同上了一列高速运行的列车，窗外的风景一一掠过，有时经过高山，有时经过隧道，更多的是相似的城镇、乡村、田野，因为太快，并不能在我们的心中留下什么深刻的印象。由此我想到，在新时代的诗歌创作中，我们恐怕首先要有自觉意识。这种意识是对大时代的正面响应，甚至需要一个诗人去“强攻”了解这个时代，观察这个时代，才能深入思考这个时代，去把握这个时代，既而书写这个时代和身处这个时代的个人情感和命运，我们不应该脱离具体的语境。

对新时代历史性变化，以及随之带来的命运、生活、情感的变化，诗人不能无动于衷。也就是说，诗歌在这个时代要有有效的言说和对称的精神高度。那么，诗人的自觉意识就显得尤为重要。其次，新时代的诗歌创作，需要诗人们除了脑力和笔力外，要有更多的脚力，更好的眼力，去精准地把握大到一个国家，小到一个城市，一个村庄，一个个体的命运，大到一个时代，小到一个年代，一个片段，一个瞬间的情感。

刘向东

守正与创新

我在文章中谈论了一些新诗与旧体诗之间的关系，我通过对新诗翻成律诗，把古典诗词翻成新诗，我想干什么呢？我想说在古汉语和现代汉语两种语境的转换之中，旧体诗歌在新诗表达有所不同，在诗艺、诗质上基本上是血脉相通的，新诗与旧体诗隐形的存在，在诗歌统一性没有断裂。在我感受当中无论新诗还是旧体诗都是新的，我们要以自己的方式加入传承。

我们今天讨论新时代与诗歌的关系，当然非常重要，我们说进入了新时代，但是我们能够体会到更多的是政治上、经济上的新时代，事实上一个文化的新时代没有到来，这就是我们讨论的意义，我需要文化，尤其是文学的进入，同时这样一个新时代需要文学和文化的确认命名，同时成为文化的新时代。

我们诗歌的状况是，曾经以一种群体意识为主导的书写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以普遍人性和受到主体性的诗歌实践，非常可喜的是从试图驾驭生活到参与生活，参与诗歌，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对生活有了全方位的介入和表现。诗歌在对新时代短暂的适应过程中出现了焦虑和慌张，加剧了我们自身的边缘化。见证这个时代困难，表达起来就更加困难，从传统农耕社会一下子到了工业化、信息化、全球化等等，这40年覆盖了三千年也好，五千年也好，这个变化太大了。

当年9·11，那么一个大事件，很多人拿它幸灾乐祸，觉得炸得好，诗人无能为力，全国所有诗人，只有今天在座的胡丘陵先生写了9·11，从而在其他人那里唤起共鸣。为一个时代的经验和困惑，一个诗人要坚持一种写作的难度，不向任何风气风尚妥协，坚持按照自己的艺术标准来写，但在另一方面，要保持一种对历史的、人生的灵魂的关怀，只有这样，诗才有穿透时间的力量。

我编《诗选刊》，选诗标准主要有两种，一种就是日常生活和经验想象力的反省，诗中有本真的个体经验的反应，他削减历史的结果，一不小心就滑向了私人化的小型记事。另一种灵魂超越型的，这是一些大家们常常做的，诗歌的精密和形势感，但是有时候偏偏缺少一些对此在历史和生命存在经验的有效，有时候变成了灵魂告祷，有时候渐入了迷失。针对这样的问题怎么解决呢？

真正期待一种综合创造性的开拓，期待着我们的诗人能够以出世的眼光写出入世的诗歌来，让我们的诗歌真切得教人恍惚，熟悉得教人陌生。用我的老师陈超先生的话说，归结为“个人化的历史想象力，这指的是，诗人从个体的主体性出发，以独立的精神姿态和个人的话语修辞方式去处理具体的生存、历史、文化、语言和个体生命的问题，使我们的诗歌能在文学话语与历史话语，个人化的形式探索与人文关怀之间，建立起一种更赋于异质包容力的、彼此激发的能动关系。

可是我们实际上都清楚，翻过头看诗歌史，任何一个时代，除了有综合创造力的，像杜甫一样，一个人活出一个时代的大诗人是凤毛麟角，我们当然是期待，但也不必悲观，正如米沃什所说，“如果不是我，会有另一个人来到这里，试图理解他的时代”，更大的可能性是，所有的诗人一起来参与见证和言说这个时代，将来有可能成就一部共同创造的当代史诗，而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他的作者之一。

张慧瑜

新时代，新诗歌

新诗有一百年的历史，面临着怎么构想下一个一百年，处于怎么辩证地总结五四以来新时代诗歌经验的关头，确实像各位诗人、诗评家所说，我们需要继承几千年的古代诗歌的传统，需要辩证地继承一百多年来新诗的传统，在这个前提下重新想象传统和现代、中国和西方。

今天上午听马加主席说他受很多第三世界诗人的影响，在这个时代，我们也肯定突破了这样简单的、以欧美国家作为西方的想象，尤其是在“一带一路”视野下，更能够看到其他的世界，这成为诗人写作的自觉。我们不光要面对新诗作为源头的，毕竟是来自于西方很重要承载的价值文化体系，我们现在要对这个体系提出一些辩证的理解，起码它们不是唯一的标准，这是我们要打开新的世界的想象，中国和世界的想象。在这种想象中，中国也不再是那样一个传统的、落后的国家，我们应该能够写出自己有世界历史的诗歌经验或者诗歌理论。我们的诗歌理论不仅仅只是西方的诗歌理论，有更自主的想象性，想象中国周边，中国和世界非常丰富、多元的关系。在这个意义上，当下的诗人其实也很幸运，在这个时代，中国的诗人很有可能会成为世界级大诗人，它处在这样的位置上，只有这个位置上，西方人有倾听中国声音的自觉，原来我们特别想听西方的声音，其实西方眼中并没有中国，这是第一个中国和西方经验的问题。

还有一个新诗和旧诗的问题，新诗和旧诗不是冲突的，新诗确实是通过批判旧的传统开拓的，新诗毕竟要承载新的价值理念，否则也没必要发明新诗了。我们也不太同意把五四传统和古代的传统对接起来，如果能简单的对接起来，五四和新文化也没必要做那么决绝的断裂。恰恰是要重新改造传统，在批判传统当中重新激活，在继承传统的时候，做一些辨析。  

第三个问题就是专业化和大众化，在中国，文学（包括诗歌）很有群众基础。专业化的写作、精英化的写作也没问题，借助五四新文化运动，我们诗歌人口是非常多的。尤其在互联网自媒体时代，某种意义上写一首诗、发表一首诗都非常容易。我们的诗歌工作也注重基层或群众诗歌的写作，群众诗歌的写作必须需要一定的组织，也需要一定的活动和平台。这套机制需要我们很多专业诗歌研究者参与其中，参与到群众文化的创造里面，如果人人都会写诗的话，那共产主义就实现了，这是一个非常高的、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当你静下心来写诗，是非常珍贵的时刻，大家非常忙，根本没有闲暇时间坐下来。当你能够坐下来，这是非常精神性的、非常高贵的一种创造。在这个意义上，诗歌也是提高我们美好生活重要的标志。我们确实处在一个新关口上，需要重新在中国西方、传统现代和大众精英这方面更加辩证地理解这个问题，开拓新时代的诗歌。

叶玉琳

让真善美引领新时代诗歌创作

让真善美引领新时代诗歌创作。追求真善美是人类的永恒价值，艺术的最高境界就是让人动心，让人灵魂接受洗礼，让人们发现自然的美、生活的美、心灵的美。作为诗人，更有责任向读者潜移默化，持续不断地传递真善美，传递向善的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不难发现，古今中外能够广泛流传的那些脍炙人口、经久不衰的诗，都是向我们传递了真善美被我们所喜爱，有一段时间有些凭借着网络和自媒体的自由，立足假恶丑，鄙视真善美，无病呻吟，对真正健康向上充满生机的诗歌满怀不屑，甚至还被抨击，所以要推进新时代诗歌创作向前向好的方向发展，呈现新作为、新气象，我诗人和广大诗歌编辑任重道远，如何在诗歌中弘扬真善美，我在这篇小文章里面都做了简单的论述，在这里不重复了。

我们宁德这个地方是不到400万人的地级市，有一个闽东诗群，是以汤养宗为代表的诗歌群体，有一百多号诗人，他们的作品中都充满了能量，充满美好的东西。闽东以前是比较贫穷的，总书记去一个乡下调研，要走八九个小时的山路，现在因为总书记很关注我们，经济发展非常快。曾经闽东人心里也会有苦闷，也有痛苦，也有迷茫，但是诗人们表现出来的是明天的美好，看到希望就在前方，他们不断立足闽东，写出了很多脍炙人口的诗歌，也为后面培养新人做出了很多努力。

张德明

新时代诗歌与中华美学传承

我想讲对新时代诗歌本身命名的思考，新时代诗歌命名，我是较早提出来的人之一，记得在2017年10月西南大学第六届华文诗学名家论坛上做了一个发言，题目是《面向新时代的当代诗歌》。我思考这样的命名，不是一个很简单的对于政治话语的复合和借用，它是一个有着丰富的历史意义和文化价值的一种诗学命名。

新时代诗歌有四大时间链条或者说时间节点，是我们必须关注的。第一个时间就是中国新诗百年。如果把1917年作为新诗的起点，到2017年中国新诗正好走过了百年（也有把1918作为新诗的起点）。新诗百年构成了新诗的命名背后非常重要的时间线索。新时代诗歌一出现，与新诗百年构成了一种对话关系，新时代诗歌是在百年新诗之后的再出发，是向新诗歌百年的迈进。有两个值得我们关注：一个是我们可以从现实语境来打量新诗，重新思考新诗一百年走过的艰难岁月，新时代语境为百年新诗的回顾与反思提供了重要的参照符号。

第二个节点：共和国新诗70年，从1919到2019，70年共和国新诗是多元探索、多方尝试，砥砺前行，在这当中有挫折、也有坎坷、也有收获，这70年的发展为新时代诗歌的发展提供了很多可供参考和借鉴的地方。

第三个历史的节点是改革开放40年，我个人认为应该把改革开放40年所出现的诗歌都把它命名为新时期诗歌，从1979到2019，新时期诗歌40年，可以说是百年新诗史上最为活跃、最为自由、最为开放的一个40年，中国的新诗取得了相当多的成就，诗人之多，诗歌作品之多，超越以往任何一个时期。如果说1917年中国新诗是站起来，经过改革开放40年，中国新诗真正富起来，从新时代出现的诗歌要真正走向强大，走向真正的成熟，所以它是一个强起来的中国新诗。

第四个节点是网络诗歌20年，我们知道网络诗歌的出现大概在1998、1999年前后，也就是说从1998到2018刚好是20年，20年中国网络诗歌的发展，可以说经过了风云变化，虽然很多诗歌的现象和诗歌的作品，给中国新诗创作提供了新型的形态。直到今天，中国的新诗仍然处于新媒体的语境之下，今天我们的媒体更加的丰富和全面了。我们今天所说的新时代的诗歌，仍然是新媒体语境下的诗歌，所以网络诗歌20年的诗歌创作的经验教训，也将会为新时代诗歌提供很多的可以借鉴的地方。所以我认为新时代诗歌这个命名它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意义和文化价值，它不是一个简单的政治复合，一种政治话语的借用，而是具有历史性。

林琳

诗的三种品质——温暖、高贵、神秘

 

我最近在海南几个市县负责扫黑除恶督导工作，这工作跟诗歌完全不沾边，可能是诗人们无法想象的。我们很多人不知道这个世界有多沉重、多复杂。我们诗人远离了这种黑暗，很多人总是为自己的一些些无奈，在那里无病呻吟，甚至绝望哀叹。现实社会中，有太多太多需要我们诗人们去做些什么。

针对这些问题，我认为一个诗人应该可以温暖一些、高贵一些、神秘一些。不管多忙，我每天都会看一些诗歌。从我儿子三岁开始，只要在家里，每天睡前必和儿子一起朗诵诗歌，古今中外的诗。在这些诗歌中，说实在的，有些诗人的诗句读了几句就不想读了，有些诗人的诗歌可以读无数遍。这里面有我所欣赏的诗歌态度，那一定是温暖的、高贵的、神秘的——这才是诗歌应有的要义。

首先，“温暖”针对寒冷。今天北京很冷，为什么那么多人奔向海南？三亚的规划原来是20万人的小镇，现在流动人口经常在200万，最低80万，这样的小镇承载了怎样的一种负重？我们到了这些地方，应该感恩这些地方恩赐给我们的阳光、空气，包括浪漫、美。做一个诗人，要引领的是大家对温暖的期盼、对温暖的拥抱。如果能够给读者带来一点点温暖，那么诗人应该去积极地付出。  

第二个是“高贵”。我们已经很长时间不提人的“高贵”了。我认为这真的是一种谬误。生命一定要追求高贵，只有追求高贵，你才可能真的在努力、真的在奋斗。高贵不是高傲，绝不是傲慢，它是人生态度，是追求，是奉献。我认识很多人，尤其是海外。我不说老外，说到老外，我们又有民族情绪了。有相当一批海外华人，他们一生都在奉献着，并且从不张扬。这种高贵的品质、品格，我们当下社会已经丧失了很久。能不能让诗人们稍稍引领一下，让读者在朗诵你的诗歌中感受到一种，哪怕是在忧伤中、痛苦中，也秉持着的一种高贵？

第三个是“神秘”。“神秘”针对于无趣、泛味。我们当下太多诗歌无趣了。如果讲到神秘，我们读读诗歌，写写诗歌，或者是听听带有灵性的音乐，一定最渴望寻找到一些些神秘的气味。我可以和我儿子听一首特别棒的灵性音乐，听到深更半夜，这是一种力量，一种魅力。

诗人的生命里面一定要有温暖、高贵、神秘的元素，这应该是体现到诗歌里面去的让人有共鸣的关键点，这样，诗歌才能够真正走向社会，走向世界，抵达人心。

赵晓梦

现实与想象中的城市与诗

在人工智能时代，其实人类的情感是不可替代的，不可替代我们的写作，还具有一定的审美性。但是我想说的是，也是我作为一个媒体人、诗人的困惑，大众诗歌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

新的媒介为诗歌传播、包括诗人知名度的提升、诗歌作品的宣传都提供了便利，但是虽然说诗歌现在很火，我个人认为，新时代新诗就是大众媒介诗歌的灾难，愧对各位诗人、各位写作者。在新的时代，大众媒介肯定还是会建立诗歌，但是我们的诗人一定要保持自己的创作、写作的安静。因为媒体同样报道一个诗人，名家和非名家关注度肯定不一样，我们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诗人更应该保持自己内心的安静，在自己擅长的领域书写。我个人比较赞赏欧阳江河在碎片化的时代，拼命写长诗对抗这个时代。无论时代怎么选择，我们要保持自己独立的思考，保持对生活的耐心。

程继龙

诗歌在新的时代：传统、现实、未来

若从 1918 年算起，新诗正好走过了一百年的历程。在各种文化的碰撞中，社会风云的动荡中，也在自我的不断砥砺中，新诗艰难前行，逐渐长成了自己的肉身和灵魂。恰在此时，中国当代社会也迈入了“新时代”，一个与八十年代“新时期”有承继关系，同时又有很大不同的新历程。“新时代”为当前的新诗发展，开创了新的局面，注入了新的活力。新诗无论是内在的语言、修辞、文体，还是外在的定位、功能、价值，均进入了深度变革，纵深建设的阶段。新诗如何回望过去，更深地进入时代，表达时代，又如何面向未来更好地展开，这些都是引起普遍言说、值得深入思考的重要问题。

更合理地处理与古典诗歌传统的关系,一个世纪以来，在诗的苑囿里，我们总是纠结于要“新”，还 是要“旧”，实际上，“诗”更重要，“诗”是一种更具超越性、终极性的 存在。基于汉语、诗性两个层面，我们可以树立一种具有超越性的“新 旧诗整体观”。不论是古典文言，还是现代汉语，二者都是汉语，都 用汉字书写。汉语、汉字蕴藏了中国人的集体记忆和思维习惯。诗意、 诗性在生命体验层面上具有超越时空的共通性。

更全面地把握现实。“现实”一词，说起来容易，但是若认真思考 它，必然会带来一种长时间在日光下凝视一只甲虫的眩晕感。于“现 实”，仍须毫不懈怠地追求“真”。真实、客观，是永不过时的品质，尽管处理事物的侧重、向度不同，但诗人和法官、科学家一样痴迷于 “真”的目标。活在众人之中，锅碗瓢盆、悲欢离合，抓住、表现生活 瞬间、原貌是诗人的基本功课，是一个时代诗歌取得长足发展的基础。

想象一种未来。坚守新诗的价值观，立足于坚实的历史经验，我们可以设想未来十年、二十年诗歌的模样。我们已经聚集的光热照亮了前方的道路。未来的新诗如要是清新、刚健的，有盛唐诗歌的精神、气场（这是我们反复呼唤的），就必然是流派繁荣、代际健康、继续向西方开放。有不同的地域、阶层、身份、观念、趣味，便有不同的群落、流派。不同流派之间相互对峙、激发、协作、融合，形成良性的生态机制。虽然我们比以前更热情地提倡中国传统，但不应矫枉过正。在强化主体性、增强自主意识的前提下，应当继续谦虚地向西方学习，和西方对话。开放的、繁荣的空间仍在展开中，我们还在路上，要提防故步自封，这也是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基本经验。我们有理由相信，诗歌在新的时代会迎来新的繁荣。

马骥文

新时代与诗的可能性

纵观新诗一百余年的发展历史，它的每一次变革和更新无不与时代之间存在着驳杂而深刻的关联。诗与时代之间的关系，古老而紧密，它们二者之间层层叠叠的多元互动是促进诗歌不断革新与发展的动能之一。新诗本身就是在二十世纪初期，中国面临“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情境中诞生的产物。如果没有从鸦片战争开始的中国社会的巨大转变，新诗及其产生和发展也是无从想象的。因此，时代性一直都是新诗的本质属性之一。

问题不在于诗能否和时代产生关系，而在于诗如何与时代产生关系。一般的观点认为，诗是时代的反应，或者说是某种时代声音的回响。这类观点有它的可取之处，但它所揭示的，并不是诗与时代之间关系的全部。而且，它实际上将诗与时代进行了严格的等级划分，将前者降低到次要的位置，弱化了诗的独立性。其实，诗与时代之间的关系，远比我们想象的要丰富和复杂，绝不是“反应”一词就能够简化概括的。“反应”说所表明的只是诗与时代之间最表层的关系。而且，它所隐含的意义似乎只是单向度的，被动式的，也不能充分揭示诗与时代之间双向度的互动塑造的深层关联。

在新时代，诗人应该在写作中挖掘一种和时代之间的新的关系。这种新的关系应该是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来探知的。我认为，新时代的诗不应再在压抑自我中去顺应时代的潮流，甘愿作某种传声筒，也不应该矫枉过正，走入另一个极端，去极力和时代的大问题脱离关系，在个人心灵的自我封闭中走火入魔。新时代的诗应该是独立、稳健、开阔和活跃的。诗人在语言技艺上的精进和成熟，一定是在和时代的回应关系中完成的。我觉得，无论在任何时代，诗歌都必须回应时代对它的期待。而在我们所处的这样一个大转变的新时代，诗人作为社会上最敏锐的一类人，更应该在语言的运用中测度、发掘和见证这一历史场景中的心灵、风物、故事以及整个宇宙的全体面貌。

新时代的诗不仅是时代对它的期待，也是诗本身对自己的一种期待。新诗从开创到现在，已历经一百多年的时间，在这个过程中，新的质地、新的体式、新的语言、新的内容被一代又一代诗人源源不断地发明出来并且实践。可以说，新诗和古典诗歌的一个很大的区别，就在于新诗在任何时代都具有强烈的力图求“新”的愿望。

在新时代，时空的转变可能会更加迅速，在社会的新旧交替之中，诗的骨骼和心灵都将会在变得崭新。在这个时代，争论的重点不应该纠结于诗能写什么，不能写什么，而是去思考诗如何在词句中包纳进我们这个时代的全部。诗人健全的心灵应该体现于，任何时代的内容在他那里都能够得到深邃的观察和认真的回应。新时代必将期待着诗的革新，而诗的革新也会带来人们的心灵、情感和思维的革新。因此，我认为在新时代，新诗具有丰富的可能性。

王学芯

也说诗是一种感觉

改革开放40年，我是一个双重的经历者，为什么是双重的经历者呢？一重经历是改革开放改变了我的命运，1978年我参加高考，后来又考取师范生，人生的轨迹彻底发生了改变；第二重意思是，我从改革开放初期写诗。我1977年发表第一篇诗歌，80年代开始在全国各地报刊发表作品，到80年代底、90年代初进入自己的一个高峰。那时候对诗歌有一种癫狂的热爱，我们无锡有几个写诗的人，整夜整夜不睡觉，写完以后互相交流，互相争论，是经常的事情。1996年以后，诗歌慢慢沉寂下去，我也慢慢沉寂下去，一直到2010年。但是我从来没有放弃过写诗，虽然写的诗都完全放在抽屉里没有发表的欲望了。我今天想就诗写诗谈一谈。

第一，写诗一定要有好的心境，一个诗人的感觉就是一个人的心境。从某种意义上说，所有诗歌都是经过心境和位置的一次旅行。就我而言，在这过程中，诗人感受到时间中的一点点变化或沉积，就会融入沉思之中，就有了感觉。这时，短暂的时间里，就会串起最初的几个词语，然后紧接而来的是自己对这几个串起来的词语的拷问：这些句子别人用过吗？这些句子或比喻、象征俗套吗？是否还可以更有现实意义的词语呢？这一连串疑问之后，如果还没有褪去词语的色彩，那么一首诗的感觉就有了基本的雏形。

第二，写诗对自我要有要求。写诗真是一个艰苦的过程，每一行、每一个字都费尽了心机。除了选择、抛弃之外，诗行的排列（诗行排列实际也是一种美学任务，是艰苦过程中的重要部分）、反复修改，这个时候，我会往往沉入苦思之中，真正怕自己陷入到陈腐平庸中去。一首能够自我肯定的诗，必然是能够引起共鸣的诗，而能引起共鸣的诗，就是好诗。我理解的好诗，要么在经历、经验上，要么在想象力上，再要么就是审美趋向上。这三个方面，正是我对自己写诗的标准。

第三，分享我对什么是好诗的一些看法。一首好的诗歌，应该蕴藏着丰富的诗意，它表达出来的思想应该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同时，好的诗歌应该是独一无二的，诗有着多重功能，能够回答或者适应每个读者的感受或领悟。好的诗歌语言，应该是诗意化的，每一首诗都能体现出诗人所追求的审美。当下的诗坛有相当一部分人非常讲究诗歌的美学倾向，但同时也存在大量一蹴而就、写作非常粗糙的现象。我想，所有的艺术都是存在于艰难跋涉当中，死于一蹴而就。从这个角度讲，每个诗人都应该要进入到艰苦创作的状态中去。当下，每个人都生活在新时代，我们应该把时代亮点好好记录下来。

龚璇

新时代诗歌创作的激情与梦想

作为一个身临其境的新时代诗人，应该怎样投入新时代诗歌创作的探索与实践。我以为，必须做到三点：

一是必须激发真诚的诗歌情怀。诗的真诚是诗的生命。真诚，毫无疑问，是新时代诗歌创作最重要的支柱。诗人陈超说得好：“诗歌的真诚，即把内在的思想外化成语言文字表现出来”“要把诗当诗，让诗说出那些只能经由诗才能说出的东西”。我们必须从各种道德观、价值观、生存观的困境之中解放出来，挖掘人性的本质特征，并融入新时代的诗歌创作，以高尚的审美情趣，审视自己的内心世界，升华感觉与经验。任何一个时代，若缺乏诗歌的真诚，诗歌创作走入死胡同的概率，必将增加。无病呻吟的诗歌，势必遭到人民的唾弃。

二是必须迸发洋溢的创作激情。激情，是诗歌创作的本源。身处于伟大的新时代，诗人不能与时代远离，对这个时代正在发生的一切变化，视而不见。只有融入这个时代，以锐利的视觉，把握时代的核心，表现出对生命以及对灵魂的关怀，以独立的个性，以穿透人心的力量，为这个时代，为我们热爱着的国家，热爱着的人民，高歌一曲，才能留下伟大的赞歌。

三是必须创建新时代的诗歌美学。诗学的嬗变，与时代的进步息息相关，也有一个渐进的过程。古典诗的发展历史，以及新诗的建设格局，都证明了这一点。每一次诗歌表达方式的变化，无不是诗人们革故图新、另谋新路的结果。从古典诗到白话诗，从朦胧诗到口语诗，虽然表达的方式不同，诗人们求新的意识同出一辙。他们刻意追求形式的变化，源自对桎梏束缚的不满。致力于创新与探索，有益无害，时代需要这样的“标新立异”。所以，摆脱过往的新诗创作的藩篱，重构新时代诗歌的美学原则，更有必要。显然，新时代给予了绝好的机遇，我们必须殚精竭虑，矢志于新时代诗歌美学原则的建立，实现新时代诗歌创作的黄金时代。

李啸洋

语象之力：新古典诗的美学当代继承

我今天想跟大家交流的题目就是新古典诗的美学当代继承。

1919年，中国新诗诞生。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新诗从语言体系、文法秩序和新旧文化的序列中找到自身的合法性，这并非易事。新诗要在语言中确立出自我的形象，诗人要确立自己的合法身份，新诗要在媒介时代顾及传播问题，这些都是古体诗不曾面临过的问题。新诗的形式与内容分歧、美学焦虑、形式的焦虑等等，都是新诗面临的挑战性话题。

关于新古典诗的美学体式与传承。新诗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语言标准的传承问题，新古典诗也不例外。唐诗宋词用“押韵”和“词牌”对写作者进行形式规范，新古典诗把这些规矩全都打破了。对新诗而言，分行成为新诗唯一的形式规制，自由就是新诗的第一个功能。这条唯一的规矩，给新诗带来无限的可能性，也带来阐释的麻烦。所以，长短句和节奏感的输入，显得尤为重要。

关于古典美学化约与越轨。新古典诗是对于古典诗的延续与变异，二者之间需要连接背景。这种连接可以是静态性感知（形象、色彩）、动态性感知（运动、声音）、抽象性感知（审美与概念相通）。新古典诗和古典诗的连接关系，好比本体和喻体的连接关系。古体诗中的意象、意境等成为新古典主义诗歌的写作参照。

关于物象与神思：非诗经验的进入。新诗打破了诗与文的书写边界，语言是诗歌重要的美学边界。纵观当下诗坛的写作范式，诗歌的语言秩序体现出一种全新的风貌。诗歌语言大致拟法于三种语言规约：第一种，拟法于古典文学，从唐诗宋词当中汲取营养，完成新古典主义转向；第二种，拟法于欧洲新诗中的诸种“主义”，将诗歌引入哲学思辨和日常叙述之中；第三种，拟法于韩愈倡导的“以文为诗”，通过引入散文、小说、口号、标语等笔法，通过与传统诗教的疏离，让种种非诗经验得以介入，使诗歌向非诗的维度倾斜。

新古典诗是一种文体革新，是一个万花筒世界，词语碎片在诗歌中闪烁。新古典诗正是在继承传统、观察当下生活，并且在吸纳与包容的美学中取得进步的，非诗因素的介入使新古典诗其获得了想象力，也获得了生命力。这是新诗中活跃的因素，也是新诗中不稳定的因素。正因为这些活跃和不稳定的外部因素，才让诗歌的古典源流变得鲜活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