撞向青铜古钟的无声

——韩云访谈录

| 访问者：姜红伟

| 受访人：韩 云

| 访谈时间：2014年7月21日晚23点22分

| 访谈形式：电子邮件

问：有人说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大学生诗歌的黄金时代，您认同这个观点吗？

答：诗歌的黄金在80年代前期基本被朦胧诗占了，那是一种因开放而对过去年代颂歌的反叛，很吸引年轻人。应该说当年的大学生诗歌热潮是社会变革的反应，因为诗歌是青年的事业。诗无门槛，谁都可以进，往往是进门之后才发现还有更多更高的门槛和魅力，就是这样，一行好诗，往往会影响和伴随一生。

80年代的确有一段激情燃烧的诗歌岁月。

问：请您简要介绍一下您投身20世纪80年代大学生诗歌运动的经历。

答：我写诗的经历起始于中学，和几个爱好写作绘画的同学老师交流。我生长在大连，却一直有去外面看世界的冲动。我的第一首长诗就是写在北京西行支边的列车上。两天两夜，上百名知青传抄，到了柳园，当作厚厚的家书寄回去。但真正的诗歌训练还是进大学以后，在那里，我遇见了受用一生的良师益友。

1978年2月，我考入复旦大学经济系，这一年是中国改革的元年。整个国家开始拨乱反正、解放思想。文革刚结束的校园，仍是清一色的中山装，却到处是匆匆的脚步，大食堂的人海，图书馆抢座位的人群。那时的口号是“把四人帮耽误的时间夺回来”。很快，在文革中被焚毁的书重新出版了。同学们轮流昼夜排队，省下饭钱，去买渴望已久的世界名著。记得上蒋学模教授的课，他站在大阶梯教室的底部，问：配额买到了吗？他不说名著，又问：《基督山伯爵》买到了吗？那是我翻译的。

文学？经济学？一个人可以同时做这样的学问？是的，凯恩斯还是钢琴家，也是诗人，博学的同学常在熄灯后给大家补课。不久，班里同学被安排去老校长陈望道家里，帮助整理他捐给学校的书。那是些什么书，像手风琴一样厚，还有许多外文原版诗集，大家整理了好几天。

喜欢诗歌的人慢慢聚到了一起。伟林，很早就是转换意象的高手：“瀑布 像一柄剑 刺破蓝天/伤口，流着洁白的血”。后来做了院长的亚钧，考大学前就是《湘潭文艺》的编辑，对文学作品有极高的鉴赏能力。我们把看到的好作品、自己的作品拿来一起交流切磋。“一条巨大的旧毛巾 在早晨的雾池里 翻洗”。伟林看完我的这首《浦江》说好，亚钧却不，它说印象派还不是意象，他能说出许多理由，于是就争论不休。 

复旦诗社诸君，前排左起：许德民（经济系79级），胡平，沈林森、孙晓刚；后排左起：汪澜（上海作协党组书记），张真（新闻系80级，纽约大学电影学教授），曹锦清，景晓东，周伟林，韩云（画家）

这既是一种不自觉的训练，也是相互砥砺。

我在大学的第一首诗是发在黑板报上。1978年暑假回家，遇到很多回城的知青，社会上也开始讨论“知青下乡是否抢了农民的饭碗”，这让许多当过知青的学生堵得慌，不是去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吗？

镰刀

所有青年热血的铁矿

突然被开采

连夜

赶制镰刀！

但是

田野里，镰刀收不拢

稀疏的稻谷

油灯下

我却收获了

一个沉思的青春

我希望有一把

巨大的镰刀

我想收割

这贫瘠的山村

这首《镰刀》后来刊载在复旦诗社第一期《诗耕地》上并获奖。当时大学里的板报墙报是学生交流的园地，包括一些摄影作品，书画作品，甚至竞选学生会的提纲。到79年下半年，复旦校园的南京路已成为板报一条街。

隔壁中文系的墙报也很热闹。卢新华的小说《伤痕》是贴在墙报上，我们也挤去看，再后来就是从《文汇报》整版看，一场震动全国的大讨论。巧合的是，1998年纪念入校20年同学会，77级经济系中文系同住江湾宾馆，聚在房间聊至深夜。提起旧事，卢新华只谦虚地说，时机不同，张胜友说，那是深刻反思的结果。

写诗引发了另一个问题，班里同学说，你那么喜欢文学，何不转到中文系？老师说，只要对方接受下学期就可以转，已经有两个同学转到别的系了。宿舍的同学给出了很好建议：“to be or not to be? that's a question.”（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个问题。）还学着英语名师李荫华的口吻：去背莎士比亚的诗，哪怕背十四行，用原文背，你一定能学好英语。 

1979年寒假，我路过北京。西单商场里还是三年前取暖的大煤炉，但门外已是另外的景象，街上有种可以读出的喧哗与骚动，墙上张贴的诗行，让人感觉大变革的雪已临近，虽然还不知三年后毕业分配的单位正在这里。

回到学校，班主任吴老师笑着问：想好了吗，中文系同意了。我说，就在你这读吧，省点事，好好读资本论。吴老师说，就是嘛，不读马克思，怎么写中国的事？亚钧说，马克思也是诗人，他给燕妮的情诗，从头吻到脚。亚钧曾把这首诗抄在板报上，那时校园不许谈恋爱，初读一愣，落款是卡尔·马克斯。

我至今都感谢复旦老师同学给我的宽容。伟林说，我们去读图书馆，天文地理鸡毛蒜皮，新文学大系，雪莱拜伦全有。而且他身体力行积极占座。当别的同学把他的座位占了，他就很大度地让与人，跟我说，那人看着挺善良的，不和他打，好像比我们还爱诗歌。

就这样开始了既兴奋又浪漫的恶补，与高尔基比饥饿，扑向面包，与马雅可夫斯基比未来，走楼梯，与波特莱尔比恶之华：“可怜的馒头，只用乳房与嘴谈一场恋爱”。伟林边走边指着梧桐最后的一片叶子：那是我的诗，今冬不会落下来。我纳闷，还有这种诗？玩悬的？

但这类诗只能是习作。热心的同学把我的诗推荐给杂志，大约一年多以后，《上海文学》发表了我的一首诗。只能说，充满了青春时的稚嫩。我说，简直是为了忘却的纪念，伟林说，发表就是胜利。他自己却不投稿。

夏天，伟林和韩琲跟我回大连过暑假，我跟母亲介绍，这是伟林，他爸爸是茅盾老家的县太爷，这是我大姐，她姥爷是七君子里那个李公朴。母亲不住地端量，嘴里说着：上大学长本事，从外面找着姐了，瞧瞧人家！

伟林说母亲的话是诗！乡土诗！从斯大林广场的铜，到旅顺白玉山的弹，一路上他叨叨着，你有诗的基因，就这么定了！还有海水。我一直感激伟林的相知，他后来去当教授，栽培桃李，他不写诗太可惜了！

如同着了魔，好像每张年轻的脸都是诗，好像处处有诗。还嫌不够，有一次，伟林说，我们把书都摆好，不坐，就叫它空着，这次保证不会有人抢，水杯还冒着热气。我们就坐对面，看我们的储备，看诗意。 

问：投身20世纪80年代大学生诗歌运动，您是如何积极参加并狂热表现的？

答：1979年中，大约是从景晓东那里带来了《今天》杂志，那时还不叫朦胧诗。大家传着看，感觉像看《第二次握手》，地下的，又像骆耕野的《不满》。但很快，公开刊物也可以看到了，江河很棒的史诗。倒是后来朦胧诗的划分与批判，使政治的、非诗歌的因素不断放大。

景晓东是《天安门诗抄》的代表人物，也是后来复旦诗社的中坚，与《今天》诗人有交往。晓东秃顶且亮，77级哲学系，是学生里的教授级人物。他的诗歌兼有反思与抒情，讲究形式，当时已是写手中的翘楚。他的观念和对诗歌的热情，对后来诗社的同学影响很大，还带我们去王小龙的大世界交流诗歌。我仍记得他的诗句：“那时我像受伤的战士 忍着被出卖的怒火”。

随着79级的入学，文革老三届基本到齐。思想解放的热潮使校园充满生气。社团活跃，各系的精英们开始走动，他们也要办中国第一本大学生自己的刊物，就叫《大学生》。

这是一本综合性的刊物，有哲学、经济学、社会学、剧本、小说、诗歌。有张胜友、景晓东。在装帧设计上，顾晓明坚持红色。我们几个在申阳带领下负责外围发行，周末蹬着三轮车，去南京路与福州路口，吆喝着。围了好多人，也卖了不少，回校时天都黑了。

但这本杂志很快就被叫停了。我的一组《走向遥远》也暂时搁置，里面包括《青铜古钟》《我是帆》《树》《秋》。

仍然有更好的表达方式，当时校园南京路上的板报一条街，逐渐发展成复旦的一大景观。两米的黑板，有系里的，有班里的，各种版式，颜色，短文，诗歌。每半月换一期，相当于半月刊。五四、国庆都有大赛评奖。后来墙面不够了，就直接摆在地上，靠着梧桐树。两百多米的长街，一板一板看过来也要半天。每一次出新刊，都如同节日。有一段时间，甚至很多校外来的观众，拿着小本抄。1980年前后大批冤假错案获得平反，人们把这里看成思想解放的窗口，甚至消息的来源，谁是下一个将要平反的？

校园晨读（沈纯摄）

我在中学团委时，曾一个人负责六张绿玻璃板报，自然是系里黑板报的主力。我用红黄蓝粉笔，折断后横着涂，留出黑，用手抹，再用粉笔尖挑出高光，把一个海上日出呼将出来。一夜露水打过后的意料之外，淋漓尽致，把中学在海边写生的功夫全用上了，被同学喻为板报新品种：黑板油画，屡屡获奖。最过瘾的是画一整版的日落，再配一首诗：

将用黑暗

区分晨曦与晚霞

将仰望

黑

区分属于我们的部分

区分血液里

所有的红

有些女同学看画，不像大家那样去赞美，故意问：看不出早晚啊，彩云有时间么？前年在京遇到杨校长，谈起复旦板报一条街，仍充满激情，他说下次校庆的时候，我们把板报街再办起来！我举双手赞成，继续操练！

事实上，在复旦诗社成立之前，很多学生的诗歌都是抄在板报上。没有独创的班系只能抄格言填空，有诗人的板报前总能吸引众多人驻足，而经济系有一大堆诗人。因为诗歌形式可长可短，非常适宜配合板报的排版，使版面生动，我的一些短章甚至要比照板报空位大小往里填，却也别有风格，比如，在两篇文章之间插入一首《早晨》三行：

仿佛从未醒来，是的

我们的确来自无声

被诗歌唱

还有两行的《风》，登在张志新平反的那一期，已没有血，也没有哭泣：

风吹着姑娘往日的长发

也吹着今日的国家

多备一些这样的短诗，既灵活又有生气。保利同学建议合成一辑，向泰戈尔学习。当时系里班里都有板报组，有组长，有文字，有报头，各司其职，朱民，老宋，亚钧都是当年的文青，还必须提前一周下达组稿任务。后来有同学感叹，留存下来多好。毕业前我曾整理过一册《板报短章》，感觉有意思的同学还互相传抄。

包括《我是帆》的段落，《青铜古钟》的最后一段，最早也是抄在黑板报上。后来都发表在复旦诗社《诗耕地》上。1983年编入复旦大学出版的第一本大学生诗集《海星星》，发行八万册。后来入选潘洗尘所编《中国当代大学生诗选》、《青年诗选》等多种版本。

《我是帆》一共四节，当时板报抄录了其中两节：

我背负弹洞

固执地驶向彼岸

在黑暗中

我是一片阳光

当什么都荒芜的时候

就在我的土地上播种理想吧

我是帆

我不是今天白色的墓碑

宁愿为明天做句点

甚至，做一个路标

驮起沉重的徘徊

我以我的纯真

愈合着失望与希望的苦恋

我是帆

《青铜古钟》最后一段：

你不是只刻遗嘱的墓碑啊

你身上用古老文字写下的遗嘱

已经够沉重的了

把你的骨骼给我

把你的颜色给我

把你的声音给我

把你的遗嘱也交给我吧

为了结束千百年的沉默

为了让所有人听到你的沉思

我愿用头颅把你撞响！

问：复旦大学诗社是被大家公认的20世纪80年代大学生诗歌运动的重镇，能否请您回忆一下当年复旦诗社和《诗耕地》杂志？

答：复旦诗社的成立，要不是许徳民来，谁也注册不下来。79年国庆校园和系里选评诗歌，我感觉他的一首小诗很有意味，选上了，从此一发不可收，管我叫伯乐。他天生诗人的激情，总在熄灯后找伟林和我谈诗，又找来孙晓刚、胡平一起折腾。沪上冬夜，大家抱团取暖。他超凡的组织能力表现在校学生会的竞选上，接着又组织复旦诗社。德民很客气地征求我的意见，我说只写诗，不担任任何职务。 

在诗社里，晓东、胡平都是大哥级有成就的人物。晓刚的诗明亮、异质，词语搭配带有明显的个人气质，在我大学后期写象征诗的时候，他的城市诗已有声有色，几乎是这一派的开山者。他的诗是属于一看就是他写的那种，别人不宜模仿。他能写出这种句子：“我要每部分心都来这儿”，“我遇见挥洒光明的大师”。胡平的诗老道，他的思考好像分给纪实文学的更多。汪澜的诗细腻纤巧，一派江南女子的现代风韵。张真当时是诗社最年轻的，但诗的感觉极好，她的火焰山，希望吧痛苦的种子，以及后来清新可感的情诗，都极具个性与才华。

在筹备复旦诗社成立的晚会时，我拿出《青铜古钟》、《我是帆》，保利和立佐是高参，坚持朗诵就是朗诵，绝不能用过多的书面语，这与担任朗诵任务的宋峰的意见是一致的。我把写好的以古代辉煌与现实不满为基调的中国颂抄好，仍未找到兴奋点。睡下打开收音机，一阵《革命练习曲》、《匈牙利狂想曲》的钢琴波涛袭来，我跑下楼，在路灯下一气呵成改写完成了"中国狂想曲”。

宋峰深谙语调的奥妙点，他甚至提出改动几处，我只有钦佩。当他用浑厚的男中音，缓缓推升，诵出他喜欢的那句……“我的祖国，太阳燃烧着山寨和城郭”……他张开的两臂拥抱着，他被掌声一浪一浪掀起。又在：“抗击外敌的伟大城墙，何时成了束缚自己的枷锁”时，用一分钟一动不动，雕塑一般攥紧拳头，等待掌声平息。

灯火辉煌的千人大礼堂沸腾了，近八十行的诗，不断被掌声打断。一共三十首参赛作品，乔奇、朱莎、孙景璐、焦晃等上海名家的朗诵，使这一晚真正成了诗歌的节日。这是青春的泪水与中国狂想曲的节日，这是复旦的校庆日，我们甚至没有感觉到我们在流泪！

《人民日报》编辑徐刚当时表示，可以拿回去摘发其中的部分段落。但当我后来打电话询问时，他表示某些内容不适合公开发表。

这首诗获得复旦大学首届屈原诗歌大赛一等奖，伟林的诗获得了二等奖，宋峰获得朗诵一等奖。我记得当晚宿舍里挤着许多人要原稿，立佐和班里热心的同学索性抄了三块大黑板，第二天摆到大食堂门口。我手里只留有长诗的三部提纲，也是其中的诗句，原稿早已传得不见踪影。

中国狂想曲，三部提纲：

1序诗

你是这般壮丽这般辽阔，我的祖国

太阳燃烧着山寨和城郭……

2展开

历史在长城的石阶上痛苦思索

抗击外敌的伟大城墙

何时成了束缚自己的枷锁

3尾声

用你古老的印刷术再印一部新法典吧

给迟来的民主送一股春风

给膨胀的权力拦一条绳索

加上复旦校报第二天报道这次诗歌大赛所引用的四行：

敦煌壁画的飞天在焦躁地申辩

快把长江号宇宙飞船送入银河

丝绸之路的骆驼在疲倦地呻吟

快给沙漠以高速公路和汽车

问：当年，您创作的《青铜古钟》和《我是帆》，以及《生活召唤着我》曾经很受读者喜欢，能否谈谈这两组诗的创作、发表过程？

答：《青铜古钟》和《我是帆》两首诗，是我大学时期的作品，入选多种选本和学生读本。我把它看成是我中国狂想曲的一种象征写法，一种时代的记录。

1982年2月，我被分配到教育部一家杂志做编辑。3月的一天，一封加急电报寄到单位，以公函形式通知我去上海，参加1981年度《萌芽》丁玲文学创作奖颁奖及一个多月的创作假。我的《生活召唤着我》获奖。

《萌芽》的主编、上海作协的哈华、白桦与作者一起座谈研讨。在编辑们带领下，一路过杭州，经春江碧水，入住淳安古城半个月，写作交流。作家俞天白、宁宇、郑成义平易热诚，像年轻人的辅导员。这期间，我写了《乌篷船》。

获奖的《生活召唤着我》一组诗，是大四时写的，刊登在复旦诗社的《诗耕地》第二期上，受到诗人宁宇的肯定。我在东北老工业基地长大，熟悉那里的生活。这组诗是当时面向社会底层的尝试，只是尝试……并没有获得“谁能想象 在一个没有窗户的屋子里生活”所要的张力，也没有凝聚“我收起了画箱 改变了去画日出的主意”……那种象征，余下的只是些许旳不足与未尽。

《萌芽》是当年全国发行量排前的文学刊物，首次办奖也引发了写生活诗的热潮。但我对诗歌中的叙事，一直保持谨慎，在语言与技术上恰如其分并非易事，词语一打滑，就散得不好收拾。仅就叙事而言，我喜欢后来《诗刊》发的《门》，以及《西藏文学》发的《给达娃》，"我愿你黑色的骏马穿过我的诗行 留下呼啸 留下高原风"，以及后来《上海文学》开办“当代诗坛”时的首篇组诗《四月》。

1982年中，我拿着新写的一组诗，去虎坊桥《诗刊》社，交给王燕生，又见到了老诗人邹荻帆。他是四十年代七月派的代表，也是复旦诗社名誉社长。邹老和蔼，称我是青年朋友，但诗稿要三审。大约秋天的时候，我再去，邹老说有争论，想搞个作品争鸣的研讨会。83年开春时，我见到燕生，他只是笑着说，这事得等领导，还没发话呢。我急于知道一种写作的可行性，就给《花城》寄去了。林贤治的《青年诗坛》很快采用了一首，另外有两首，寄来了校样，却停刊了。而《诗刊》后来选发的是另一首《门》。

问：回顾20世纪80年代大学生诗歌运动，您最大的收获是什么？最美好的回忆是什么？

答：在此，我想引用我在八十年代最后的日子写下的这首春天的诗，为我们青春的岁月做个小结。

致 春 天

没有一朵花是被迫开放的

没有冰雪不愿意解冻

奔淌琴声

没有湖泊不愿意苏醒

睁开婴儿的眼睛

没有一只鸟

鸣唱不是自己的歌

没有泪水，就没有雷声

闪电不可能一再分割我们

除非春天也是假的

有的人非常塑料

有的人没头

真实的春天

没有被动的词

大自然从来没有不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