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诗歌研究动态》 | “2018年闽南诗歌节安琪诗歌研讨会”录音整理

《中国诗歌研究动态》，第二十一辑。新诗卷。主编：赵敏俐。执行主编：孙晓娅。学苑出版社2018年。

“2018年闽南诗歌节安琪诗歌研讨会”录音整理

◇任毅

2018年5月31日，“安琪诗歌研讨会”作为“2018闽南诗歌节”一个重要环节，在闽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成功举办。“闽南诗歌节”创办于2012年，由闽南师范大学、台湾明道大学、福建省作家协会联合主办。闽南诗歌节既关注当下诗歌事业的发展，又着重于弘扬传统诗学的继承和弘扬；既立足于文学，还兼及戏曲、古琴、书画、茶艺等传统文化内涵；既立足于闽南，更牵手海峡对岸、放眼世界之林。2017年闽南诗歌节开辟了诗人研讨环节，每届研讨一名诗人，率先接受研讨的是台湾诗人萧萧。2018年的研讨对象为闽南师范大学文学院优秀校友、本土诗人安琪。本次研讨会由任毅主持。著名诗歌批评家吴思敬、燎原、陈仲义、谭五昌、黄金明、罗文玲、曾丽琴，著名诗人萧萧、林焕彰、陈子铭、康城、阿里、成廷杰以及闽南师范大学文学院部分学生参加了会议。 

安琪（诗人）：

今天特别荣幸，也很感恩母校文学院和台湾明道大学联合举办的“2018闽南诗歌节”设了这样一个环节，举办我的诗歌研讨会。谢谢来参加的、长期关注、推举我的师长们，请的老师都是我认为对我整个诗歌成长之路上有切实帮助和鼓励的师长。吴思敬老师，首都师大文学院教授，我当年北漂第一次参加的学术活动就是吴老师组织的女性诗歌研讨会，那是在2004年。

2009年首师大博士生罗小凤、王芬牵头成立了一个读诗小组，第一期读诗的诗人就是我，主题为“安琪诗歌及女性诗歌研讨会”。2013年《极地之境》出版之后，首师大中国诗歌研究中心吴思敬老师和孙晓娅老师组织了一场“《极地之境》首发暨安琪诗歌研讨会”，迄今我的专场诗歌研讨会都是在首师大举办，真是难以言表的感动。母校这次诗歌研讨会是我的第三次，勉励特别大。谢谢来自台湾的萧萧老师、林焕彰老师、罗文玲老师，几年的闽南诗歌节让我们互相有很深的认识。

谢谢任毅老师，我们漳州第一个学院派批评家，他是西南大学蒋登科老师的硕士研究生，现在在跟武汉大学陈国恩老师读博士，任老师是湖北人，但在我们闽南师大工作，他改变了漳州诗歌界没有批评家的历史。任老师过来就这么几年间，整个漳州诗歌批评的气象都不一样了，他写了很多的批评文章，刊登在《诗刊》等报刊杂志。谢谢任老师主持这场研讨会。还有曾丽琴老师，漳州城市学院教授，此前读过她写的杨骚诗歌研究，今天第一次见到，谢谢你。

谭五昌老师，昨晚很晚从北师大上完课赶过来。谭老师今年出版《在北师大课堂讲诗》煌煌五卷本，每个收到的人都非常震惊，把课堂上的讲授整理成书，这是谭老师非常用心的表现。

在福建，第一个为我写评论的是孙绍振老师，他为诗集《奔跑的栅栏》作了序言；第二个就是陈仲义老师，为我写过长篇评论《纸蝶翻飞于蜗旋中》，刊登在《厦门城市大学学报》《山花》等，文中陈老师为我诗歌的分段划了四个时期：红月时期、栅栏时期、任性时期、杜拉斯时期，已经获得诗界的共识。陈老师一直在诗歌批评第一现场，应该是福建省对诗歌现状最了解的批评家。昨天他说不能用“最”，我说就是“最”，福建批评界唯一从朦胧诗跟踪到现在的批评家。

与燎原老师的交往也很多，2001年我还在福建时和黄礼孩提出“中间代”诗歌概念，燎原老师给出了一篇非常大手笔的综论：《世纪初一代诗人的联动——论中间代》。“联动”一词用得十分贴切，一语道出中间代当时的状况。

几位前辈在诗歌界都是响当当的名师、大家，特别感谢他们能出席这次研讨会。谢谢！

吴思敬（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

我是第一次来到闽南师范大学，第一次参加闽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和台湾明道大学联合举办的诗歌节活动。昨天到今天感到我们诗歌节的活动非常成功，此前我对闽南师大基本没有印象，只听过它的前身漳州师范学院，这次来之后真正感觉到，闽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对文学的研究、还有对学生人文精神的培养下了很大的功夫，有的高校对琴、茶、书、画这些大都忽略或根本没有，甚至选修课都没有，但在咱们这里确实是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昨天下午我参加了一场茶艺演讲，晚上在这间教室聆听了同学们的古琴演奏，感受到闽南师大是一所文化底蕴非常深的学校。在这样一所学校当中，培养出来像安琪这样的优秀诗人，确属意料之中。在我的眼里安琪确实是中国当代涌现的一位优秀诗人，现在还不能定位为伟大诗人，但是优秀诗人确实是当之无愧的。包括我们首师大为安琪组织了相关研讨活动，主要围绕她的诗歌成绩和她对诗歌的贡献。

安琪的创作初分可以分成两大段：漳州时期和北京时期。2002年以前的漳州时期，她写了很多，那个阶段她的代表作有《干蚂蚁》《节律》《未完成》《事故》《任性》《纸空气》《轮回碑》等，在先锋诗坛创作当中是很有影响的。早期她呈现的写作状态，我觉得更多的体现于语言风暴，这和她当时是新死亡诗派的重要成员有关。新死亡诗派的诗学主张，成员间彼此的互相影响，在初期决定了安琪创作的主要面貌。她这个阶段的写作，情绪的剧烈翻滚，潜意识的开掘、幻觉、变形，诸多现代主义手法，她都做了充分的尝试。现在回头来看，这个阶段是安琪投入诗坛的一个锻炼阶段，我认为也是她到北京以后，诗歌创作有新的发展的一个准备阶段。这个阶段锻炼了她的想象力，她创作喷发式的，那种生命的强度，奠定了她的创作基础。她到北京以后，诗歌也不同于当下的很多女诗人。在漳州打下的基础，诗歌创作体现的那种无拘无束的精神突围和探索，那种精神上展开的风暴和语言上展开的风暴，我觉得对她后来的发展是有相当的影响。

客观地说，安琪漳州阶段的诗，在诗坛上能够留下来，被大家所传诵的诗篇并不太多，尽管她的长诗创作了很多。她到北京以后，我认为她的诗歌创作确实是迎来了一个新的阶段。安琪在漳州各方面已经很好了，个人创作，家庭生活，工作单位，都已经很不错了，大学毕业短短几年之间已经是漳州很有影响的诗人。但是她最终还是抛弃了这些，走上了漂泊的路。她非常勇敢地抛弃了既有的一切，到北京闯荡，这是她的一种选择。可能对生活的稳定和亲情方面舍弃了很多，到北京以后，她更多地尝受了人生的酸甜苦辣、那种北漂生活，甚至于一段时间之内没有任何生活着落，把家里带来的积蓄都花光了，过着很困难的这种生活。她的这种选择是对诗的选择，她走上了漂泊之路。这种漂泊给安琪的个人生活带来了很大的痛苦、不便，甚至于很多生活的烦恼。但是它确实使她历练了人生、丰富了她的阅历，并且在漂泊的生活当中她获得了一种精神的自由感。可以说从她原来在体制内的身份，现在成了一种自由人的身份，我觉得这对她北漂期间北京时期的创作有重大的影响。

2002年底到北京后，她推出了一些很有影响的作品，在她的诗集《你无法模仿我的生活》中，像《在北京》《平安夜》写得非常沉痛而真实，这阶段我觉得她出现了自己的代表作。这几篇代表作都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像杜拉斯一样生活》《天不亮就分手》《极地之境》《风过喜马拉雅》等等。这些作品被很多专家分析过了，我对它们就不进行详细的讨论。但是我觉得真正的在诗坛屹立的安琪，是与她在北京期间这些作品，特别是刚才提出的这几篇重要的代表作，分不开的。

现在再说到北京16年，前10年处于漂泊当中，图书编辑工作、诗歌刊物编辑工作等等，这些都是一些临时性的工作，而不是所谓铁饭碗。2012年以后，她的生活发生了一个重要的变化，那就是和吴子林——这也是漳州走出去的，也是闽南师大的校友——的结合、结婚，婚姻给她的生活带来了相对的稳定。子林和她的结合真是一个很理想的状态，因为子林是一个文学评论家、文学批评家，又在《文学评论》这样一个重要的刊物担任编辑，所以子林对文学的看法、探讨，对安琪无疑是有影响的。子林所阅读的书无疑对安琪是有影响的。有了子林之后，安琪确实不需要再那样奔波了，再那样频繁地更换工作了，生活相对稳定了。这也为安琪的创作提供了比较好的、稳定的条件，这条件既是生活上，同时更重要的也是安琪作为一个先锋诗人跟子林作为当代很出色的优秀文学评论家，他们之间的这种交流、交锋，实际上使安琪的诗歌产生了比较大的变化。这就是昨天安琪拿出2017年出版的《美学诊所》，收了2012年以后的诗作。下面着重就这本诗集我谈一谈安琪当下诗歌的变化。

我觉得安琪当下的诗歌，第一，她在坚持自己的生命诗学和充分地展示自我的基础上，形成了浪漫主义的风格，这种浪漫主义在新的条件下又有新的发展。在这本诗集里，安琪基本上摒弃了直抒胸臆的写法，因为浪漫主义重要的特点就是把诗人内心充分展示出来。所以在安琪作品当中，她充分地展现了自我，运用了各种各样的意象把自己展现出来，这跟她早期创作是有内在联系的。诗集中第一首《鸦群飞过九龙江》，这篇可以说在这阶段是安琪一个很重要的代表作。九龙江就在漳州，是她故乡的母亲河。她写这条江不是采取写实的手法，你看她首先是：

当我置身鸦群阵中/飞过，飞过九龙江。故乡，你一定认不出/黑面孔的我/凄厉叫声的我/我用这样的伪装亲临你分娩中的水/收拾孩尸的水/故乡的生死就这样在我身上演练一遍/带着复活过来的酸楚伫立圆山石上/我随江而逝的青春/爱情，与前生——/那个临风而唱的少女已自成一种哀伤/她不是我/（并且拒绝成为我）

像这样的诗句，她不是简单的一种写实，这种对故乡的思念，跟一般的回乡之作，确实很不一样。她没有那种久别故乡以后回到故乡怀抱的兴奋、激动，没有，她是把自己生活中的苦难融入进来。而且在她的眼里故乡是变形的，不再是原形态，所以她展现出来“分娩中的水”、“收拾孩尸的水”这用来写故乡的江都是非常独特。这就和当年顾城写嘉陵江“展开了暗黄的尸布”有某些相通之处。他们在写故乡的时候，都是把自己人生的苦难融进去了，而不是说就描写这个青草、清清的河水流淌温暖着我的胸怀，跟那种一般性的描写完全不一样。安琪回到故乡以后，对故乡这样一种情感的反映，和她所选择的鸦群这样的意象，自己和鸦群一起，这都是选得非常好。这首诗她放在第一首也绝非偶然，确实是这个集子当中很重要的一篇，也是反映了她当下写作方法新的突破。

诗集中有很多优秀的作品，我不想一一地列举，我就举几篇我个人觉得很出色的作品。一个是《牧马庄园》，《牧马庄园》也是写得很棒的一首诗，这首诗实际上还是和故乡有关系。写的是对故乡的逃离和思念，但不是用一般的通常的描写故乡的手法，牧人实际上就是她和故乡人这样一种体验，庄园就是她的故乡。所以她后面写夜晚，对庄园的描绘。这首诗从思想的深度来讲，是表现了对故乡的深切的思念和她逃离故乡以后，那种感情的变化。但是这首诗她用了“牧人”、“庄园”的意象写得非常流畅、自然。读《牧马庄园》，我们甚至于会联想起郑愁予“达达的马蹄声”，它们都唤起了我们丰富的联想。所以这样的语言特别的流利、自然，非常棒，跟她早期的作品很不一样。语言的凌厉、感情的真挚和想象的丰富，构成这首诗非常重要的特色。

另外就是《第九夜》。《第九夜》也是一首非常独特的诗，这里面连续写九个夜晚，而且把人物放在抒情主人公和意象当中，写出人物内心世界的精神进程、精神变化，写得很深刻。

诗集《美学诊所》当中还有很多短诗也写得很好，一首就是《拴马桩》。《拴马桩》，“每一匹青春的马，都想带着拴马桩飞跑”，这句话太棒了！这是青春期的展示，诗就是青春，诗人她就是想要逃离，想要逃出那种现实的生存环境的拘囿，所以她用“都想带着拴马桩飞跑”，拴马桩本来就是固定的，就是不让你跑的，所以我们很多拴马桩都是石头根本跑不了，但是诗人想象中带着拴马桩来跑。那种冲决、那种对青春的向往和渴望一种新的生活，她这种情绪写的是，用带着拴马桩飞跑的意象非常精彩，这都是当下诗歌创作写得非常妙的句子。另外，还有《海的版图由谁绘就》这首诗写得也非常有特点：

当我跟随沉船永埋此处/我被海水泡大的躯体成为海的一部分/我成为海的版图的绘制者

她写到生命的死亡、毁灭，我跟随沉船永埋在这个地方，我被海水淹没了我就成了海水的一部分、我就成了海的版图的绘制者。这种是诗人参透生死后的一种达观。郑敏先生写了一首诗，写她死了之后化为一颗粒子浮在宇宙的星空里，但我并没有消失，我在遥远的星空看着这个世界。安琪她是写的大海，我和沉船一起归灭在大海，但是我并没有消失而成了大海的一部分。就是生命的瞬间和永恒，短暂的一生和她的人的实际上精神的和灵魂的不可毁灭是融入到一起。像这样的诗歌，从它达到的思想高度和非常简练的表现手法，我认为都反映了她当下创作的一种新的高度。

归结一下，我觉得从安琪当下就是最近这四年的创作来看，她更多地呈现了一种智性写作的色彩，她超越了简单的直抒胸臆的浪漫主义抒情，更没有什么依附于主流意识形态那种枯燥的政治说教或者是一般性的说理，她摆脱了这二者，把自己对世界的、对人生的思考、对生命的思考，转化为不同的意象呈现出来。这个趋势在她来北京以后有了非常明显的表现，像喜马拉雅的风，写得是非常棒的，也是智性写作的代表作。风吹过喜马拉雅，不同的风，有吹过去的有吹不过去的。她实际上把人生的既要拼搏同时也要看到现状的感慨写出来了。这种人生的思考、寄托都不是单纯地直抒胸臆或者是简单的说教的方式展示，而都是借助意象，借助想象的局面展示出来。这是她的写作当下我认为呈现出的一种变化，而且是健康的、很好的变化。我非常赞赏安琪的这种人生态度。安琪在1999年7月写的长诗《庞德，或诗的肋骨》这里头她有这样的句子，说“以诗的名义，我再也找不到比诗更好的肋骨了/或者我也是诗的肋骨”。这实际上就是安琪的夫子自道，安琪就是诗的肋骨。

安琪在诗歌的创作道路上已经走了二十几年了，她已经完成了自我形象的塑造。而且我们也完全看出了她人生的艺术追求，她是把自己的生命融合在诗歌当中，她是把诗歌当成自己的人生史去写的，所以她的生命是和诗融合在一起。安琪谈“诗的肋骨”的这篇文章就叫《诗歌的救赎力量》，这篇文章当中她有这样几句话，“我确实是被诗神统摄着，在诗歌的场域里我如鱼得水，心想事成。我的写作毫无困难，只要有一个题目，我即可顺手写下，放松得就像在自己家里”。我想这应该是她对自己写作状态一种很真实的描绘，从这描绘中我们看到了安琪对诗的热爱和她的诗情与天分，她作为诗人的才华。但在这当中我实际上也看到了，她恐怕也带来了当下安琪创作某些局限性的东西。

也就是在这本诗集当中，有很多非常优秀的作品，包括我列举到没有列举到的还有很多很好的篇目。但是我觉得这本诗集当中也有些作品如果更严格地要求，还可以不收录诗集的，这里头实际上就是和她的写作衔接，就是因为安琪已经达到了这个境界，写什么她只要提笔就能写得出来，她到哪儿去写几首诗毫不费力。是不是好事呢？当然是好事，我们很多古代诗人确实是到哪儿都能写下来，而且写下来还有相当的水准。但是这种轻松的就能写的本身，实际上也就会产生一些分量不足的作品，或者诗意含义不浓的作品。

我想举两首诗，一首是《回忆与卧夫有关的最后一件事》，卧夫是大家都知道的一个诗人，也是一个诗的使徒。安琪写到卧夫最后的死，她非常真实地记录下她对卧夫之死的感受，但是这里头我觉得这段事，似乎更适合用一篇散文去表达，这首诗的表达方式是一种叙事性。安琪这首诗读后，我们觉得也就这样了，对卧夫之死，大家都很震惊、也很感慨，安琪的感慨没有她的独特的奉献，我们看不到她对生活和诗人命运的进一步思考。如果是一般的初学者特别生活流的写作者，他们也许认为这就是不错的诗了，而且安琪写的几句很干净，也能看出她对卧夫的感情，但还是缺乏诗人的思考，缺乏对卧夫事件后面的开掘，这就是这首诗的不足之处。一般诗人可以这样写，但是对安琪这样优秀的诗人来说，这首诗我个人认为就不是成功的作品。安琪的诗歌当中有些具有一种生活流的趋势，而没有把它加以提升。安琪还谈到，她有时愿意嵌入一些诗人名字，她说这可以作为她人生历史的一种诗的见证。我想这个也没有关系，嵌入诗人的名字也没有什么不可以，关键是嵌入诗人名字以后，这首诗是不是有深刻的诗歌的含义、能不能让我们体会你表面的这几层意象或者事件之后，更深层的含义。诗最终一定要有一个表层说的这件事和诗人想要传达的、让大家悟出来的更深层的人生哲理联系起来。所以从这个标准来要求，安琪的有些诗写的还是偏于表层一点。

有一些诗，有些诗人是不是人物事件一定介入，我不完全同意这个看法。是诗人的领地不在于在诗歌中写出几个人来，当然写得出色、写得杰出像《赠汪伦》，他一下把汪伦摆出来，当然也能写出杰作。关键在后头，你和这个诗人、这个事件本身构成不构成诗的内涵，构成不构成情感的新的冲击和你对人生和人性的这种深入的开掘。如果后面有这个内容就可以这样写，如果没有这个内容，我觉得这种写法就值得思考。所以我所提的，对安琪可能比较严酷一些，因为我确实看重安琪，我也非常欣赏安琪。我对安琪是寄托了更多的希望，安琪是当下真是不可多得的一位优秀的女诗人。有的女诗人只能写自身这点，自己的爱情，写完这点就没了。但安琪不是这样，安琪特别是最近这段，和吴子林结合以后，她的视野、她的知识面、她的思考的范围大大地扩展了，已经有这样一个很好的成果，尽管我也说还有一些不足，但完全能看出她是在行进中的诗人，是一个不断提高的诗人，所以我对她的未来，我仍然是抱有期待。她这个诗的肋骨，确实是能够在当下的诗坛闪出她的独特的光芒。

萧萧（台湾明道大学中文系）：

刚才听吴思敬教授论述了安琪的写作，至少到目前为止，从两个时期（漳州时期、北京时期），一直到她的最优秀的作品，以及《美学诊所》这本诗选里面的优秀作品，一直谈到她应该还有的一些可以再补足的地方，很有全局性。

作为台湾诗人，我对中国大陆的现代诗了解得其实不深，我跟大陆诗坛有接触是1997武夷山的诗歌研讨会，那次研讨会认识了大陆诗论界的一些朋友，比如陈仲义、王珂、沈奇等，但对当代大陆诗人我还是不了解。能够认识安琪跟闽南师大有相当密切的关系，2012年4月，我们和闽南师大合办诗歌节，来到漳州，才知道安琪是这个学校出身的，开始认识。安琪认识台湾诗人比我们更方便，因为台湾终究是一个小岛。安琪最近可能要出版一部《台湾诗人51家》，是她在《海峡瞭望》开设台湾诗人推介专栏的作品合集。吴老师对安琪诗歌史、生命史的阐述，对我有极大的帮助。

为了这个研讨会，在网络上我把安琪的简介整个仔细看了一遍。安琪唯一在台湾出版的一本诗集叫《父母国》，那本诗集上有安琪的简介，我想从简介来认识安琪。

我心目中的安琪其实是从“我”到“远方”的一个探索历程。那个远方到底是什么？诗？还是文化理想？或者是生活处境上的一种安稳所在？严格讲安琪也不一定就能确认，有可能她也从远方回望我、回望自己、回望她写诗的历程。她的简介里提到她出版的诗集，有《奔跑的栅栏》《你无法模仿我的生活》《极地之境》，和《父母国》。这些可以解释成“我”跟“远方”的联系。比如《奔跑的栅栏》，“栅栏”是一个限制我们的东西，但是它是奔跑的。为什么它会奔跑？因为我要扩大我的版图，所以栅栏被我逼着往外往更远的地方跑去。这个就是我提到的安琪自我与远方之间的互动。《你无法模仿我的生活》。这里面还是我，我的生活别人不能复制、不能重复，不能再跟我一样的方式，所以我即使蛮独立的、蛮自主的、蛮清楚地知道自己的生活方式是什么，别人你可以看、可以欣赏、赞叹，但是你就是不能复制，你就是不能模仿。所以那个“我”对她来讲还是很重要的，是她的方式。第三本《极地之境》。“极地之境”就是我刚才提到的远方，那个希望探索未可知理想的远方。《父母国》则是从远方回望自己原来生活的家乡，我曾经所在的那个地方。

在安琪的简介里面，我看到她曾经主编过两本诗选，这两本诗选也可以看出她对自我的探索。一部《中间代诗全集》。《中间代诗全集》就是在诗的历史、在时间的长度里面去探索“我”到底在哪里。台湾也一样，我们有近现代的诗人余光中、痖弦、洛夫，而我，我应该属于哪一代？后来我们被叫做“中坚代”，“坚固”的“坚”，中坚的一代。安琪用的是空间、时间的那个“间”，“中间代”是对自己比较平和、谦虚、客气的称呼。另一部《北漂诗篇》是空间的移转，安琪从闽南一直到北京，这样的一个历程叫北漂，从南方一直到北边的空间，到底我在哪里？安琪的诗一直在反省的应该属于这种。两部书题合起来就是，时间上“我”的点在哪里，空间上“我”的点在哪里。

读安琪的作品，我想到佛陀讲过的一句话，佛陀出世的时候，一手指天、一手指地，他说“天上地下，惟我独尊”，这是对人、对自己充满自信的一句话。这句话也是安琪内在的一句话，她内心里面有很坚实的相信，她清楚自己要走的路。我也想到孔子的另外一句话，孔子在《论语》上讲过“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毋意”是不要揣测；“毋必”是不要坚持一定要怎样；“毋固”，不要固守在一个定点不知道移动。“毋我”当然是不要以自我为中心。这样八个字，听起来好像刚才我们提到的安琪自我到远方，是一种否定的关系，其实不是。我认为这八个字很多人重点放在那个“毋”，其实孔子的原意应该放在后面四个单字。

“意”是揣测，你必须揣测未来到底是什么，必须揣测下一步我们应该怎么走，那个揣测是应该有的。但是孔子也告诉你要反思。你这样的臆测是对的吗？其实是一种再思考。“必”也是，你必须要有自己的原则，按原则是不是真的就是这样，所以你要再确认，所以有“毋”在，那个“毋”是一个限制，但是你先得有意、先得有必、先得有固，当然更重要的对安琪来讲，应该先有“我”。但是“我”就是世界的中心吗？就是我们应该努力的终止点吗？孔子告诉你“毋”，不要把这里当做终止点，不要把“我”当做世界的中心。所以这八个字也应该可以呼应刚刚提到安琪的从自我到远方这样的诗路，这样的写作路程。

这样两句话，佛陀的这句话和孔子的这句话，我想用来看安琪应该是非常恰当的。凡事有我，但是那个我也应该被否定。今天我们写诗的人都相信，明天的我应该杀死今天的我，当然今天的我要杀死昨天的我。所以你要先有今天的我，才有可能被明天的我否决掉、否定掉，你当然才可能再向远方踏出重要的一步。

我在台湾时努力重读安琪的《父母国》这本诗集，第一首我就很喜欢，诗的题目叫《穿过热带雨林有热带雨林的雨》，里面有很重要的诗写趣味在。你看，穿过热带雨林当然会有热带雨林的雨，这是一句废话，但是一句废话让我们思考热带雨林的雨到底是什么？难道只是实质上的热带雨林的雨吗？当然不是。所以她的诗其实就在吴思敬老师提到的生活诗学，往上往更远的地方去看的生命诗学里。这是一首短诗、小诗，第一句跟题目完全一样，“穿过热带雨林有热带雨林的雨”，接下来两行其实蛮写实的，“呼吸的一片绿”，雨林当然是绿，我在呼吸，呼吸的一片绿，“几行刮起又刮落的风”这是写实，我们眼前看见的树叶、眼前感受到的触觉的风吹在身上的凉，接下来“于是我醒了/我被深厚的叶子甩开”，雨林树木都很高大怎么可能把你甩开？这个甩开到底是什么？“我醒了”，我原来纯粹在热带雨林之中，我被甩开了，被叶子甩开了，这只有一个简单的想法就是叶子动了、阳光透进来了，这个也是写实吗？有写实的可能，但是就跳升到生命的思考。最后她思考的是什么呢？“叶子这样苍黄”，“苍黄”两个字，苍天的“苍”，黄色的“黄”，这有字面上的意义，这个叶子，这个热带雨林的树它是苍绿的，但是也许枯了黄了，这个“苍黄”是眼睛所见的实色的回应，但是更重要的，这个苍黄其实在字词上、文字上的意义就是我们说的“仓惶”忙乱，我们心是仓惶的、忙乱的，让我们想到生活、日子的仓惶。而这样的仓惶她又跳开了，要跳到哪里去，诗的最后一句是“接近于一个下午的高度”，这个是我们没有办法用一般生活去理解，“一个下午的高度”到底多高？所以她甩开这些苍黄，她享受的是一个下午的一个悠闲，享受的是生命里面很重要的，去除掉生活的慌急然后找到生命的高度。虚和实在这首诗里面表达了：

“我”是实的，我的生活、我的周遭、我的家乡这个是实，“远方”是虚的。虽然我知道她要追求诗的理想、文化的理想，但是那个理想哪里才是终点？就像佛家讲到彼岸，我们到彼岸的时候应该还有更新的彼岸、还有更新的理想在，所以那是虚的，那个高度可能一直在提升、一直在提升。

再看《美学诊所》这本诗集，刚好吴老师提到，他说安琪的诗已经到了优秀的地步，但是还没有到伟大。恰好安琪这本诗集里面有一首《单向街，听西川说伟大》，这首诗告诉我们：

 伟大不是山脉，你使点劲就爬得上。 /伟大是星星，你爬上山顶，你还是够不着它。

“优秀变不成伟大”，伟大更远。但优秀长出翅膀才能到达伟大，冀望安琪往伟大的方向走。

燎原（威海职业学院）：

关于安琪和安琪的诗歌，我想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待：

其一，她是为当代前沿性诗歌写作氛围所激励，始终以加速度的状态以及抱负与雄心，纵身于前沿的写作。在从1990年代初至今的近30年间，她的写作历经了三个大的阶段，在每个阶段都写出了自己的代表作，并为当代诗歌写作带来了某些新话题。与此同时，她几乎全方位地参与了当代诗歌的建设，且在诸多方面留下了重要印记。

其二，关于她诗歌的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90年代初开始到2002年她在福建时期。这一时期的代表作较多，大致上以《未完成》《任性》《庞德，或诗的肋骨》《九寨沟》《轮回碑》《第三说》《加速度》等这些上百行、乃至近千行（如《轮回碑》）的中长型诗诗歌为主，以及《明天将出现什么词》这样的短诗。这既是她创作状态井喷式的爆发期，也表明了她的才华。而这种状态，又决定了她根本无法满足于地方性的诗歌环境，进而寻找更广阔的对话拓展空间。

第二阶段，从2002年到2012年左右。她就是带着上述的雄心和抱负，前往北京创世界的，但期望与现实之间却落差巨大。这是一个“漂”在北京的无家时段。坠身人海中的渺小感，使她从天马行空的诗歌高蹈，转入对小民角色的体认。其诗作从当代万花筒般驳杂信息的后现代整合，转向自己日常信息的记写。其诗作以《像杜拉斯一样生活》《你无法模仿我的生活》为代表。

第三阶段，从2012年左右到现在，结束了无家状态后在北京的适得其“所”。这一时段她的内外诗歌环境，几乎满足了她当年初闯北京时所有的想象。人们在诗坛上看到了一个无处不在的安琪。她的写作也进入了随心所欲的自由之境。其作品以诗集《极地之境》尤其是《美学诊所》为代表。

其三，她30来年的写作呈现为这样一条路径：从观念性的宏大文化写作，到收缩为人生自传性的写作，再放开为随心所欲、明心见性的写作。

所谓“观念性的宏大文化写作”，主要表现在2002年前的第一阶段。在这一阶段，安琪的心目中，一直存在着一个与她气质类型相对应的国内外重要诗人图谱，这些诗人，也是某种意义上她的精神导师或同类。这一时期她的主要写作动力，正是来自这类诗人的深度激发与调动。这也就是说，她一开始就以敏锐的辨识力和雄心，直取那些重要诗人给出的标高，并渴望与之并驾齐驱。

比如她在福建的长诗写作，先是与写出了诸如《诺日朗》的杨炼，写出了“太阳七部书”海子等杰出诗人的文化史诗性写作相呼应；随后，她又对应出了一个更重要的人物——欧美诗歌史上被艾略特奉为导师的庞德。庞德最疯狂的癖好，就是在诗歌中将众多庞然大物式的物像乃至汉字，拆解打碎成意象的碎片，然后再对其精华做巨无霸式地提取与整合，以此形成一首诗歌的超量容纳和语言奇迹。而安琪，随后则在庞杂当代文化信息碎片整合的向度上，强化了诗歌的语言魔方扭转，诸如“一个国家的军火在另一个国家发挥作用”，“一个国家的人民在另一个国家流离失所”等等这类诗句，几乎具有一种灵光突至、人力难为的奇幻。而这些诗歌在整体形态上，就像当下生存场景本身一样模糊混乱、一地碎片，而在局部和细节上，却有着凸显性的清晰。安琪正是力图以对这些缤纷碎片的整合，传递出当下生存场景中包罗万象的精神文化信息。

在第二阶段的北京时期，其诗歌主要表现为人生自传性质的写作。在诸如《你无法模仿我的生活》中，庞德式的碎片整合性写作仍在，但她又对应出了更为尖锐激烈的杜拉斯，并转向与当代口语诗歌的对接。这一时期她最具代表性、并在诗坛产生了重要影响的诗作，便是《像杜拉斯一样生活》

而到了第三阶段，她则告别了此前所有的导师和同类，进入了随心所欲的自由写作空间。关于她前边两个阶段的写作，已经有许多人谈及，我想对她第三个阶段的写作多说几句。安琪这一时期的状态，似乎又迎来了一个新的井喷期，在某些采风性的诗歌活动中，我曾见识过她在手机上一天能写数首诗的疯狂。而这样的写作者，就我亲眼所见，还有好几位。这也应是当下诗歌写作中一个新的现象和话题。一方面，它显然与精雕细刻的传统写作崇尚背道而驰，但另一方面，它在古人的诗歌写作中，又同样可以找到依据，诸如苏轼的“作诗火急追亡逋，清景一失后难摹”所强调的，就是要抓住即时即景中这一灵感的闪电。那么安琪的这种写作靠谱吗？这里可以她写于2013的《在回京的飞机上回望成都》，这一显然也是即时性的写作为例。

诗中的这个“你”，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应该是安琪与我共同的朋友、雄辩而厚道的诗歌评论家杨远宏。正是1999年，我们在四川一个诗歌活动中相逢，并有过激情飞扬的诗歌争辩。但就是在2012年前后，他却为突然的脑血管病而击残。而安琪这首似是飞速写就的诗作，既是见到故人所引发的，对于自己当年叛逆青春的缅怀与感伤；又是从故人突然的人生变故，对于人生和命运一瞬间的参透。呈现出一种直入人心的痛楚和尖锐。的确，安琪的诗思雄劲，即使面对任何一个其他人都写过的同类题材，她都能不落俗套，另有发现。她这一个时期的诗作，大都呈现为心灵中电光一闪的顿悟和发现，很少再有前期那类朝着某个观念奔赴的刻意之作，因此，似乎不如以前那样的特别响亮。这因而引发了一些惋惜或诟病，认为她假若慢下来再经过反复打磨，当会使作品更有分量。但在我看来，一个真正进入自己轨道和状态的诗人，其写作往往带有听命天意的神秘成分，而身不由己。这种身不由己的状态，就是最适合他的自然之道。强行的舍近求远，就是对自然之道的违拗，最终则会适得其反。

其四，也是最后，我还想说的，是在当今诗坛上一个无处不在的安琪。也是我与安琪1999年第一次见面的那次四川诗歌活动上，几天的时间内，她都沉浸在与人探讨诗歌的话题中，那样的情景会使你意识到，那种除了诗歌之外目无一切、浑身的细胞都为诗歌而沸腾的人是存在的，安琪就是一个典型。2001年，由她牵头并发起“中间代”诗歌运动，其间呼风唤雨的号召力，使她一度成为诗坛的焦点人物。再之后，她又参与了《诗歌月刊·下半月》以及现今的作家网诗歌编辑工作。此外，则是她参与主编了经历相同的一代诗人的作品集《北漂诗篇》，尤其是她为已故诗人卧夫独立操持出版的《卧夫诗选》，既是一份情义的见证，也使曾让许多诗人都感到温暖的卧夫得以复活。再此外，是近年来她在相关诗歌活动和研讨上的密集地出现，以及精心准备的发言。尤其是近两年来，她又多管齐下，高密度地涉足于读书笔记和随笔式诗歌评论的写作，这些评论以诗人之眼看待诗歌，虽然不无偏颇，但又直抓要领，多有发现。这一切都表明，这仍是一个运行在诗歌加速度中的安琪。贯穿在这其中的，仍是30年前的雄心和抱负，但这种多管齐下中的加速度，稀释了她诗歌更具分量感的加力吗？我看不出其中必然的因果关系。每一位好诗人都有自己命定的规格，并非执于一端强行而为就能凑效。安琪显然听清了自己内心发出的指令，并竭尽全力去干自己所能干的事情，以不让一日虚度。

陈仲义（厦门城市学院人文与艺术系）：

我谈两个问题，第一个是跟安琪的结识及交往，第二个是语言问题。1994年我和舒婷、蔡其矫老师到漳州参加福建省图书展，住在漳州宾馆，与安琪相识，迄今已24年了。24年前安琪是个25岁的腼腆小女孩。那次书展，蔡其矫老师把安琪的诗歌手抄本递给我跟舒婷阅读，当天晚上我和舒婷两人取得了少有的一致意见：看好安琪。当时我翻阅安琪的手抄本有三个感觉：一，安琪的写作语感特别好，我们肯定了她语感；二，安琪诗歌语言的灵活性；三，安琪在语词的调拨、运作、出行的过程中，已经出现意识流的苗头。这三个感觉在我后来的一篇文章中有详细的表述（《抵达本真几近自动的言说——语感诗学》），那篇文章刊登在当年的《诗探索》。1994年对安琪诗歌的判断一直到现在没有变，成为一个基本的判断。

写过安琪的文章算起来有三篇，一篇专论题为《纸蝶翻飞于涡旋中》，刊登在《山花》和《职大学报》，这篇是正论。另有两篇个案解读收在我的《百年新诗百种解读》一书：一篇分析《明天将出现什么样的词》，另一篇分析《像杜拉斯一样生活》。《百年新诗 百种解读》选择147个人，一般是一个人写一篇，结果安琪写了两篇。一个朋友从远方非常愤怒地给我打电话，“陈仲义你为什么对安琪情有独钟？”我当时笑嘻嘻回答，“大概是接到上帝的指令。”

1994年在《诗探索》发表的语感诗学文论，应该感谢安琪，因为你的一句诗，让我对语感做了一次概括。安琪诗歌手抄本给我印象最深的一句诗，引发了我写语感诗学的灵感。她说，“红苹果，长在高处就已淡了”，我在很多课堂都引过这句诗来阐释语感问题。语感应该是第三代诗歌运动的产物，四川诗人的一个发明，虽然早期由杨黎提出，后来再经过韩东、于坚慢慢深化，但还没有人在理论上总结过。所以我在1994年阐述了语感诗学，后来我发现我的论文引用率最高的居然是这一篇。借此机会我要重重地感谢安琪，可能当时在大陆第一个对语感做理论上的阐述就是这篇文章。诗人跟诗评家互动太重要了，也许诗人处于先锋性前沿探索的一句诗、一句话，比如韩东的“诗到语言为止”，要十几篇文章去阐述，所以批评家跟诗人的互动非常重要。在我整个的梳理和定位当中，安琪已经进入全国性阵列，这基本是一个共识。

从安琪写作的文体来看，短诗、长诗、组诗、系列诗、超短诗、截句几乎无所不在，而且信手拈来立马就可以处理。安琪的语言或者说她言说的方式，有一个很大的特点或是一个决定性的东西，就是她言说的大部分内涵源自她丰沛的生命体验，这些生命体验是瞬间性、亲历的、自足的，许多时候是不经意的，自行地溢出来。现在有一种论调，说任何的语词都是有思想的、有体悟的，我对这样的论调作保留。我觉得有三种方式，语词的出行有三种方式：内涵于生命的自然、自发、自动溢出，这是第一种，这是最好的方式。第二种是在此基础上，多少经过人为的慢慢深化的加工然后外化，这是第二种方式。第三种方式基本是语词的自足的旅行。如果要找安琪诗歌的一个例证，就举鄂尔多斯诗歌节——我们一起参加那个诗歌节，她回去写了一组诗歌，我发现大部分属第一种，少部分可能为了应酬、为了应付、为了应景、为了凑数，她就让语词自身做自主旅行，一个一个地出来，不经过她内在生命的提炼，这种现象希望今后加以注意，包括吴老师批评得非常准确的写卧夫的那首诗。卧夫那首诗当然带有她的怀念的情感在里面，但毛病在于，此诗仅仅提供了一点信息而已，其它什么都没有，还需要推敲下去。

一个诗人的语言能力体现在什么地方呢？安琪的高明和出色在于，把外在世界跟她所处的世界的紧张关系，包括敌意关系，投射于她的内心、她的灵魂、她的肉体时所产生的撕裂、冲突、碰撞……种种非诗性的语料信手化为诗意的语素，这是考验一个诗人的语言能力。不同的诗人，有的可能迟缓一点，有的可能刻意一点，有的自然一点，有的敏感一点，有的甚至立马脱口而出，安琪属于后面这些类型，所以安琪具备更多的内在的语言天赋。但是，在她这个语言出行过程中还要考虑三个外在因素，今天有必要提一下。

一是我突然间设想，要是安琪不出走漳州，不到北京做北漂，可能在维护她的稳定的婚姻、保持一个幸福的港湾的前提下，在漳州和和睦睦地生活、幸福平和地行走。可能她现在是漳州市五好家庭里面的一个优秀组合，再没有内心的九级风暴，再没有那些巨大的落差，没有在黑暗中的那些痛苦、绝望、沮丧。在漳州，假如她一直在漳州的话，当然也可以小地方出比较好的诗人，但是这个比例、几率肯定会大大地降低。我相信外部的因素，这是第一个因素。

第二个因素，安琪她处在北京政治、文化、经济交汇中心，她的活动、她的视野、她的情怀、她的眼光肯定得到大大提升。一到北京安琪的转变、蜕变，这些外部的风云际会、人际关系、种种事件，包括“中间代”的提出，包括《诗歌月刊》的编辑，包括作家网等一系列活动，形成生生不息的刺激性与敏感点，所有这一切外界的因素，都构成她“发酵的温床”，无疑助长她的总体提升。

还有第三个因素，吴老师刚才讲的跟吴子林的结合。我想她如果没有跟吴子林结合，她那些随笔、读书笔记将姗姗来迟。从那里边可以看出吴子林对安琪的影响和激励，当然这里面有她努力的成分。一个新的家庭带来的影响非同小可，给她提供了一个巨大的资源和巨大的通道。

简单说，一个诗人的成长跟太多的内在因素和外在因素有关系，而且是内在因素和外在因素在各种状态条件下反复的冲突、对撞、合成，形成最终的浮力把这个诗人从地表往上推。总之，安琪的诗歌野心、诗歌欲望、诗歌企图混合着诗歌的本真、诗歌的纯粹，当然也包括她的诗歌功力，这一切都使她完全浸入于生活的诗和诗的生活，只有少数人方能达到这样境地。同步于她先天性的灵性，加上出走北漂，使得她获得更大幅度的提升与发展空间，也因为机遇、因为诗神的眷顾，安琪至少提前十年完成了她的“自我实现”。

林焕彰（诗人）：

诸位教授、学者，各位在学的同学大家上午好！我永远是一个状况之外的，我既不研究，对安琪的认识也很有限，当年的安琪读我的《中国，中国》比我对安琪的研读更早，我一向阅读有障碍，尤其眼睛不好的时候就更困难。今天我在这里也说一点，今天的研讨会像上了一堂重要的诗学、美学、艺术的课程。对于安琪，我们现在手上拿的这本《美学诊所》，我首先对这个书名就非常喜欢、有兴趣，我认为她选择里面的一首诗当作书名是非常好的一个方式。像昨天晚上诗歌节开幕式上朗诵的她的几首诗，我昨天拿到这本诗集的时候，也读到了、也很喜欢。吴思敬老师提到的本书第一首诗《鸦群飞过九龙江》，当然是很清楚的，写她跟故乡的关系，写得非常细腻，写故乡可以这样写，非常地让人赞叹，安琪就是安琪，很细腻很敏锐。安琪在诗歌感觉上蛮靠近海子，我也不知道她有没有这样一个历程，跟海子近似的历程。安琪的语感刚才陈仲义教授讲的，这个语感非常重要。喜欢安琪的诗，从她的语感里面感受到有这样的魅力。

《服饰记，或镜中的女人》这一首，有一点长。可是它不止是长，而是非常的丰富。我当然没有办法去做解读，可是我知道，她能够这样写，必然因为她首先是一个非常优秀的诗人，她才能够对自己或者假借镜中的女人来写她自己内心的世界。她对整个世界或者人的生命的探索的那种反射，让我觉得真的是很不容易。她最后的两行说“镜中的女人/要怎么才能从镜中走出？”不是写完一首诗就结束了，这个生命是多么地绵长。她是在探索的，她不是写完就结束了。

我直觉地感受到，安琪一直不断在写，不断在写要成就她最后更好的东西。我也喜欢安琪的小诗，我自己也尝试写小诗，甚至于在推动六行以内的小诗在台湾。我读安琪的《鲫鱼游出它的汤》，很普通的好像就是我们吃饭一样看到的一碗汤，汤面上飘油的鱼。“鲫鱼游出汤面的时候/如数归还烹制它的油腻，和泡沫。”这样生活化的语词，可是普通的诗人能写吗？我也不认为能，而她只用两行就这样写了。

我也喜欢刚才吴老师提过的《拴马桩》，也是写得真好。我这里不重复了，我要读她的这一首《邮差柿》。就是一颗柿子加上邮差，这样的慢慢深化的语意仲义兄刚才提到，慢慢深化，多么地重要，否则哪能算是诗，哪能谈到诗的美学、生命的美学、艺术的美学？《梦，洗澡》，也很轻松地写，但是也很不简单。安琪就是安琪，她就那么勇敢地把梦写出了。

罗文玲（台湾明道大学）：

我跟安琪是朋友，在微信上常常阅读她的诗文。我想从一个角度来谈这本书《美学诊所》。特别喜欢《天堂自行车》，这本诗集很多处写到内蒙古，写到草原、篝火、天池，这些诗作让我陷入很深的沉思，想到了最美好的诗歌语言其实是来自内心的声音。

我认识安琪老师是在2012年漳州诗歌节，在云水谣。我记得安琪有一个特别的能力，她随时随地都可以发微信。所以在诗里她写到，人回到北京，微信上面留着的显示还是在内蒙古，我好多次有这种经验。作为一个喜欢美学、喜欢生活、喜欢心灵、喜欢灵魂的人，她走过的地方让她印象深刻的，除了美景还有那里的历史。在安琪老师的作品当中，我就经常读到历史。安琪常常用微信发送信息，在她的作品中，我就看到微信的影子。这个微信的影子也是现代科技的一个产物。我跟安琪老师都是女性，同样有一样大的孩子。安琪老师的孩子在福师大念音乐系，我的孩子在台大读书，我们的孩子年纪相仿。安琪的作品系联着一个女性对于情感上很深沉的执着跟坚持。我们都在同一个时代，同样经历过一些挣扎、同样经历过一些苦痛，然后超脱出来一种喜悦。从头再读《美学诊所》，我看见的真的是一个很跳脱世俗、超越生死的安琪。如果没有经历一种痛的超越，写不出来这些文字。

从2012年到2018年，我一直在读安琪，读到了她的修行，如果用瑜伽的心灵境界来说，我觉得安琪的诗已经超越了另外一个苦痛。《美学诊所》，美学怎么可能有诊所去医疗它呢？其实是一种回归。

谭五昌（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当代新诗研究中心）：

我是响应乡情的感召，黄金明院长是我的老乡，还有友情的感召，还有诗歌的感召，依托这三个感召来到闽南师范大学，闽南师范大学是一方诗歌的重镇，因为它培养了像安琪这样优秀的诗人。诗人的作用非常大，仅仅有一个安琪可能就能够把闽南师范大学的知名度空前地提升。一个学校，最终它要扬名立万，在教育界、诗歌界一定要培养人才。在这个意义上黄院长、任老师你们对海峡两岸诗歌的坚守，以及对诗歌节内容不断的丰富提升，是非常有价值的。

刚才各位老师都非常深刻到位地梳理了安琪的诗歌创作历程，我在北师大课堂上对安琪做了重点的讲述、对安琪的创作进行了梳理、对她的意义和价值和她的启示性话题做了一个学术的厘清。

安琪，我觉得她是有艺术雄心的。福建是中国诗歌的大省，从女性诗人来看诞生了冰心、郑敏、舒婷然后又到安琪。安琪就在这光荣的诗歌谱系里，她一出来就以先锋诗人的形象出现，更新了福建诗歌的美学生态，尤其更新了福建女性诗歌的一个美学传统，这大概也是陈仲义先生对她钟情、欣赏的原因。我觉得福建诗人写作，尤其福建女诗人写作，能够跟当下的诗歌现场对接，甚至引领诗歌的美学，这是安琪的一个创作意义。我对安琪还是比较了解的，2002年这个时间点非常重要，2002年我在北京大学读博士。有一个午后睡完午觉，外面说谭五昌博士有人找你，结果就看到安琪满面笑容地朝我走来。此前我们都有联系，但并未见面，2002年这一刻，这个时候我见证了安琪她的北京行，诗歌创作的北京时期，2002年是重要的时间节点。

那一年她写了《平安夜》，把我写进去了，当时我在北大读博,安琪所在的杂志社也租住在北大校内办刊，我经常跟她交谈请她吃饭，带她圣诞夜去参观教堂，她写了一首诗把我写进去了。这是我们友情的见证，这首诗其实也是新的一个创作的开始。由她以前的那种炫耀词语、炫耀技艺的词语追求，由先锋诗歌的写作状态，开始转移到面对新的处境、面对新的生活状态、生命状态的更加动荡的、更加充满艺术张力的写作。2002年到2012年我见证了她的生活状态，居无定所，内心不安，这个时候她的写作充满了生命的碰撞，由一种先锋的、向庞德致敬的写作，过渡到关注自己的生存状态、生命状态的写作，但一直没有消失她先锋的维度，就像余华。小说家余华在80年代是一个先锋作家，到了90年代，慢慢向现实回归，但并没有放弃他的先锋维度。安琪有一首《宴席浩大》收入我编的《21世纪诗歌排行榜》，这绝对是当代经验写作、亲情写作、抒情写作的典范文本之一。

安琪的创作不断求新、求变，很丰富，充满活力，带给我们很多不确定，也带给我们很多惊喜，这是安琪作为一个先锋诗人最本质的身份。2012年她与闽南师范大学一个出色的校友吴子林先生结合了，吴子林是一位很有才华的批评家。她的生活安逸下来了，所以她的创作又出现了微妙的变化。当她的生活变得安逸的时候，反而她诗歌的情感、惊艳的含量、到艺术冲击力，可能我个人的观感，我感觉反而不如她前期更有冲击力。也就是说一个诗人当她的生活、日常命运变得安稳甚至幸福以后，她的艺术创造力恐怕要面临一个挑战。

2012年后，安琪的写作日趋中和，很难给她贴一个标签，她有文化诗学的成分，也有生命诗学的成分，还有口语诗学的成分。我觉得安琪语言的姿态是非常开放的、非常丰富的。你可以看到书面语也可以看到口语，还能看到学院派写作的影子，包括她的《服饰记，或镜中的女人》，这里面她有意无意地呈现出思想性的写作，这可能跟她的交流、跟她的阅读有关，她读了大量的书。这是我感到欣喜的，如此我本人对安琪她创作的实力有一个更加充分的认定，因为很多诗人仅靠才华写作，走得不长久，要成为伟大的诗人如果没有底蕴、没有诗学的修养、没有文化的修养、没有哲学的修养我觉得走不远。安琪的写作坚持了20多年，依旧行走在路上，行走在通往伟大艺术道路的路上。我很佩服安琪这个诗人，她有非常宏大的构想，她在骨子里想当一个伟大的诗人，有诗为证，比如《甲午年春，读〈史记〉，兼怀父亲》这首诗，写她父亲。500年出一个伟人比如周公、孔子、司马迁，她最后怎么说的？她说“父亲，我如今活得像个羞愧/一个又一个五百年，已过……”500年才出来一个伟大的人物，她想当这个人物。我觉得应该向安琪表达个人的一种致敬，一个诗人如果没有伟大的抱负，你就永远停留在优秀诗人的层面上。

刚才林焕彰先生点到了，包括很多人说了。安琪也说她特别对海子有共鸣，在某种意义上她就是一个女海子，她是与海子有一种对应性，我觉得她那种来自本真意义上的抒情的方式，直接抵达灵魂深处的抒情，跟海子是一种非常贴近的、相似的关系。但是林焕彰说得好，安琪就是安琪，她肯定不是海子。她有她自己的独特性。她的优点她的想象力是非常棒的，她的诗歌语言有的时候如入无人之境。刚才燎原兄说有一个无处不在安琪，这对安琪是非常高的评价，安琪你无处不在。在每个诗歌的场域都能看到安琪的身影，这个了不得。安琪的《美学诊所》里有一首，真的在经验写作和想象力上有某种震撼的效果，《海的版图由谁绘就》。闽南靠近台湾有大海，我觉得也是本土系的一个元素。对海的想象、对死亡的想象，另外她生存的人生理念，对死亡的恐惧、对时间的恐惧、对青春流逝的恐惧、对衰老的恐惧，等等，全在一首诗中，提出了非常重要的现代性的诗学命题。我觉得这是一种具有形而上意味的诗歌写作，值得肯定。这首诗很棒，我个人很欣赏，当然这样的作品在里面还有很多，包括《拴马桩》也写得很好。安琪的《明天将出现什么样的词》《你无法模仿我的生活》《像杜拉斯一样生活》《宴席浩大》，还有很多诗作，放在当代诗坛上也是立得住的，能够撑得起安琪作为著名诗人的文本利刃。当然我也发现安琪有一个比较明显的缺点，她的哲学的背景、内涵还不是很多，我觉得安琪在这方面可多做思考，才能往更高峰、甚至逼近伟大诗歌的品质进军、进发。

康城（漳州市诗歌协会）：

安琪的诗常常从触动写起，一发不可收拾，涉及政治、经济、文化，诗的能力空前壮大，总是尽大可能地扩展诗歌的领地。整体复杂而局部明晰，不是一般的完整的通篇缓慢叙事，而是一句话就是一个场景，一个事件才是一个意象。

还有一点是安琪诗歌写作的加速度。进入所谓数字化时代，整天生活在互联网上，人们受古典意境感动的机会会越来越少。一首诗的成功和时代是分不开的，诗作对当代的开放性（另一方面可理解为高度的容纳、近距离的审美）使安琪的诗彻头彻尾地成为我们时代的诗，而不是唐诗、宋词一类的改编诗或现代翻版诗。一个语词变幻和淘汰速度最快的时代，试图抓住一个瞬间就必须比它的速度更快。安琪的语言能力表现在语词的大胆组合上，语言的成熟和看似随意而实际上大胆倍至的语词暴力色彩更是直接了当。

也许是性格所致，在诗歌写作中安琪是一个大胆妄为的先行者，一个激情的语词撒播者，在不同的土质上有异形的收成，总会给人莫明的颤栗，最简单的解释是诗人独立于传统和时尚的判断给我们的冲击，独立的意识是诗人基本的特征之一。安琪的诗是语词的一次次秘密婚礼，他们有私奔的原始生命冲动倾向，“从你降生为人/为草/为虫/为机器/开始”。读安琪的诗仿佛在作一次神秘的语词旅行。翻山越岭，把道德和陈旧观众的追兵抛在身后，紧张和刺激。

安琪有一首诗题为《语言的白色部分》，这促使我思考安琪的写作，语言的白色部分是无法随意加减内容和意义的部分，并非纯净、单纯，这两个词已被赋于褒义，而不是无价值判断。我是指它没有被时间、空间、历史、道德、车轮和固定的部分，更多时候是指推掉压在它身上的颜色负担，语言作为自己存在。相信语言的基因变异是迅速和怪异的。诗实际上是暴力剥落上个时代和时尚附加的过程。诗有时惊心动魂像洪水在门外的敲门声，只要你一开门就将被卷得无影无踪。有时诗又是一种可能性，是静静地等待读者上色的过程。安琪的个人诗歌体验一次次让读者等待，在焦灼和阻碍中出现重新认识的可能契机，至此安琪诗歌写作的意义已经显影。

曾丽琴（漳州城市职业学院）：

安琪是天生的诗人！说她是天生的诗人，一是因为无论什么东西到她的笔下，都可成诗，而且诗感十足；二是因为她对诗歌的执着追求，王洪岳说她“嗜诗如命”，而她自己也说“诗歌，这垂而/不死的帝国主义/我前世的爱人，你霸占了我，欺负了我/使我在今生不得安宁”。（《帝国主义诗歌》）实的风景、虚的感觉，历史、现实，事件、场景或只是一句话语，都是安琪的诗歌。只要略窥其诗作之题便可一目了然：《立春笑》《在回乡的飞机上回望成都》《尼斯恐怖袭击之后》《回忆卧夫有关的最后一件事》《为晁盖一哭》《单身街，听西川说伟大》《螃蟹凶险》……论者或因此而批评安琪写诗没有节制，但我们是否可以换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安琪拓宽了诗歌的表达范围？并且，十分重要的是，安琪的诗艺是过硬的。

安琪的想象力十分充沛，因此，她的诗作意象总是奇特而饱满，比如将无可着落的内心意象化为一只“患了焦虑症的斑马”（《无从驯服的斑马》），春寒中的漳河有着一张“将醒未醒的脸”（《漳河水冻》），银杏树叶在狂风中抖动（《西海子公园》），而且可以“削薄光线”，环卫工的扫地是“杀杀杀死满街脏物”（《阿尔山的诗》），而椰子壳在她的眼中竟幻化成了脑壳“五月的夜晚我看见堆成山的椰果壳/被吸光了脑髓”（《在临高遇见堆成山的椰果壳》）。而且安琪的诗歌韵律感十足，这里的韵律感不是指押韵不押韵，而是说诗歌内在的节奏十分强。比如《风过喜马拉雅》比如《立春笑》比如《牧马庄园》，那都是一读起来都会跟着诗歌一起飞腾的。而更有趣的像《敖云达来篝火祝颂辞》更是模仿祝颂辞的节奏写出篝火狂欢。

安琪的诗歌有较强的智性色彩，而智性似乎是天然与乐感相排斥的，这样的诗歌不容易写出韵律。安琪的诗歌之所以能够有这么强的韵律，应该是利益于对海子的喜爱与熟读。海子诗歌的内在节奏在当代诗歌中当是数一数二的。当然，正如批评家所论，安琪也深受庞德、杜拉斯的影响，当然必定还有海德格尔、萨特等人，那是八九十年代一代学人与作家共同的思想背景。这当然是好的背景，诗歌不是风花雪月，它必定要表达现实、思想或哲理。而安琪从一开始走上的就是诗歌正确的道路。安琪早期诗歌有较多的黑暗、孤独、死亡、虚无：“他的面孔越来越冷越来越/黑越来越/沉默/他进入了死胡同是他自己进入/死胡同/你看到他在胡同里/一步步死”（《有时我们希望扁鹊还活着》）、“那么说吧，就在此刻，吸足了墨水的笔/抡圆了的吹刀/这是我正赶往孤独的路上，我留出了一天一/夜，你看/我的手，我的身，我的心：干干净净/一片空无”（《一天一夜》）等等。这些黑暗、孤独、死亡、虚无从何而来？因为对她的生活状况不甚了解，我说不出，今天听了各位老师的发言，知道她北漂有过困顿期、艰难期，也就理解了她的那些诗作。

近几年安琪的诗歌已渐渐走到新的起点，更多从现实中展开思考与写作场域。比如《在临高遇见堆成山的椰果壳》不仅独特地将临高的空椰壳比喻成被吸干了脑髓的脑壳，触目惊心，又自省并反省了自己曾经同样的行为，于是，这首诗便是安琪版独特的《忏悔录》抑或是《狂人日记》了。《静夜思》一首，既致敬了李白其诗，又翻转了李白古典的诗意：“这一晚/黑暗正遭受洗劫/床前的李白，把故乡捡拾。故事就此开始/他如此忙碌，而尽责上奔走在把故乡/送回故乡，的路上”。安琪不仅写出现代人“失乐园”之无乡，也质疑了古典的诗意——也许一直人类就都是没有故乡这诗意的栖居之地，否则何以李白要捡拾故乡，把故乡送回？她写聊斋中那装在木箱中被人制造出来表演的小人偶，最后却悲悯地想到了人类：“那人方把小人重新抱进木箱/继续游走他的四方。快，快抓住那人，询问他/小人的出处！/快，快抓住首都街头、地铁，那些残疾的/手脚错乱的可怜的人，询问他们，他们的出处/一定有残忍的某人，制造了他们！”这里的“首都”不是实指，安琪只是用鲜明的意象写出人类长久的悲哀现实——“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上天（或某种看不见的力量）制造了我们，却又总是处处与我们为敌。其近期的诗作《大海没有泪水》这首最是让人赞赏。大海是千百年来无数人歌咏过的主题，极难出新意，但安琪能够抓住“大海没有泪水”这一点，来写人类社会的伦理无法进入自然界。人类社会才有感情与伦理，如果用人类社会的伦理去看待自然界，才会指责“天地不仁”，而大海也才有伤心与喜悦，大海之水才是泪水。但事实上，人类社会的伦理并无法笼罩到自然界，天地无所谓仁与不仁，大海里的水只是水，“不提供褒义与贬义”。

另外，安琪近期的诗歌有较浓郁的城市意象。她在《北漂诗人的城市诗写》一文中谈到，当代中国“诗人们处理起农业文明的题材身手不凡，面对工业文明就不免捉襟见肘了”，这说明她敏锐地观察到中国的城市化进程，而这些反映在她的诗歌中，就是近几年来的城市意象激增。比如《美学诊所》：“汽车在空荡的京城疾驰，帮我找到了过年的感觉：/八百万人回到他们的故乡，北京回到北京。/我在空荡的北京街头寻找第二句/一个患美学病的人，把诗歌病也患上了”，城市感十足的。《过澄迈》一首则以动车入诗：“你个口无遮拦的流浪汉、语言制造者/孤身下车/把我们抛给ＣＡ1356，抛给北方以北。”近期的《司南鱼》将城市高楼大厦比喻成司南鱼：“幼鲸离开的地方/长出一只司南鱼。巨大的钢筋建筑/镂空，头望向天，两鳍着地，尾部高翘/滴水湖畔。”这些城市意象可是说极为独特，它们是属于中国当下现实的，也是属于安琪的，我们期待安琪能够持续挖掘这一场域并将它写好。

当然，作为一个漳州人，我还特别喜欢她写漳州的两首诗歌：《鸦群飞过九龙江》与《高更画水果更有肉感》。在安琪的诗作中，九龙江不再执着于九龙是九条鳄的民间故事叙述模式，它与圆山都有了现代的伤痛，那伤痛还是属于梵高的；而“花果之乡”的漳州也可以有另外一层解读，因为安琪把漳州的水果与高更画笔下的水果联想到了一起。于是，就这样，通过安琪的诗歌，漳州与高更、梵高与欧洲与现代艺术联系了起来，漳州的山水便生发出新的意义，漳州城市文化的内涵也得到了更新。

成廷杰（闽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我曾为安琪的新诗集《美学诊所》写过一篇文章《望闻问切，中年语境下的多元写作与抒情底色》，在这篇文章中谈到了安琪诗歌/生活的转型。从离开漳州开始北漂生活再到在北京拥有稳定的生活，生活的坡度和崎岖感逐渐消失，在新的生活状态下如何继续维系她的诗歌写作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严重点看待这个问题的话，甚至还可能隐伏着一场危机，因为很多诗人都曾遭遇过较长时间的写作中断，但从她安琪去年的云南行系列组诗，以及最近的海南诗系列来看，这种危机可能是多余的，是想象虚构出来的，综观安琪的写作轨迹，安琪的身上始终有一种行走的内驱力，和诗歌有关，也和诗歌部分有关，在当下，这种行走正日益体现出它的价值。同时应当注意安琪的诗歌/生活还表现出一种思考沉潜的品质，但诗人可能还需要较长时间的沉淀去开掘诗歌的深度，这是任何一个优秀的诗人在迈向大诗人路上都必须经受的锻炼。行走和思考作为两个与诗人创作最牵连的两个点，前者的节奏与速度，后者思想层面的纵深和品质与诗人整体的创作水准有着截然难分的联系，在诗人不同的创作历程中表现为不同的要求。

一直以来，安琪的诗歌/生活都透露着一种思考沉潜的品质，尤其是她的女性主义立场，使得她能够跻身于优秀的女诗人之列。在保持写作的同时，安琪一直以行走，阅读的方式保持着思考，但与作为经营其诗歌/生活方式的思考而言，安琪诗歌中瞬间出现的无意识反而更能体现思考的品质。我们以《白葡萄酒为什么也让人脸红》为例，这首诗呈现出安琪写作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那就是游戏精神。很多时候，诗歌是作为一种游戏构成安琪的日常生活的，从游戏的需要出发，诗人在日常写作中可以摒弃刻意的思考，即去道德化，生发出一种生活的趣味，而且这种趣味本身已经无意间具有了一种思想的纵深感。但是现在安琪不得不面临一个严峻的问题，在北京获得稳定的生活的同时，她是不是需要适当减缓她诗歌/生活的节奏与速度，从某种意义上，杜拉斯作为一种重要的形象对于安琪已经是过去式了，甚至已经离她远去了，只剩下一个光环或者历史的标签在那里。

上世纪90年代，欧阳江河关于中年写作的文章曾经引起人们广泛的关注。在当下中年安琪的诗作中，回忆性的抒情和未曾退潮的青春激情似乎占据了很大一部分，诗人可能需要做适当的减速，减速对于快节奏的生活来说非常重要，它们是通向智慧性写作所必须的条件。安琪的生命历程中已经承载了过多的悲欢，诗人作为悲欢的形体的一种存在，如果能够对经验痛苦作形而上的深入思考，诗作的思想深度势必能够达到新的更高的水平。在诗人最近的作品中，已经可以看到智性的灵光。《大海没有泪水》是一首广受好评的诗，大海在这里尽管作为一种意象，但却在不断地拒绝抒情姿态，拒绝隐喻，不断还原自身，正是在诗人这种近乎冷峻的思考中，大海成为大海，大海做物质的还原，大海具有了真正的自然性。从诗中可以看到诗人严密的智性思考的存在。这首诗作为诗人当下写作的一个新起点，对于诗人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相信以此为起点，诗人一定可以找到诗歌/生活的节奏与速度，创作出更多更好的作品。

任 毅（闽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安琪作为当代中国最杰出的女性诗人之一，她的诗歌一直保持着语言实验的先锋性与诗歌叙事的“现场性”。

一、语词结合的实验性

安琪是“中间代”诗人中大胆进行先锋性语言文本实验的诗人之一。

安琪诗歌中，始终保持着某种先锋性。她借鉴新意象主义和超现实主义艺术手法，努力让语词之间相互碰撞，在自由开放的精神状态中激发语言自身的魅力，各种光怪陆离的短语、诗句相互缠绕，构成实验意义的意象群落。特别是在其长诗《轮回碑》中，这种诗歌语词在彼此的消解中迸发出一股捶地之力，迎面而来的语词冲击，呈现出诗艺创造的意外显象。在三十个诗节中，让历史、政治、生命、宗教、背叛、战争、伦理、死亡等纷繁的主题意象迭踵而至，诗歌变幻出一幅幅看似不相关联而声色繁复的浮雕画面。

这样的效果，源自安琪对语言的精彩调度。诗家语在她的指挥下，一个又一个地错开排列，它们站在不属于自己的位置上却能发出神奇的意义。具体说来，那便是诗歌语言内部结构的自我调整。一般诗人在写诗时，基本不大离开现代汉语的语法框架。但是安琪的语词表达则是巧妙地错乱了形容词动词名词原本在汉语结构中的位置。如在《甜卡车》这首长诗中，一开头就用了这样一种效果——“甜卡车易于兴奋的大脑如今在我手上”，引发读者的好奇心。“甜卡车”，意象组合给人一种新奇的感受。“卡车的大脑”，“它由诗与咖啡构成”。通过综览全诗，“甜卡车”正象征着诗人的一种理想的精神状态，能“生育理想”，也能“增值梦想”。

同样的例子还有她的《五月五：灵魂烹煮者的实验仪式》，诗歌是从屈原的角度进行述说，却安插了许多意想不到的专属诗人自己的领悟在其中。“肠子在呕吐中制成冷盘/仇恨贯穿悲剧的隐患/酒精们合六为一，高贵地复活。”这样的诗句，“肠子”“呕吐”“冷盘”这三个词令人颇费解，彼此之间难以关联。但是整体读起来，却能给人以苦痛、冰凉、沉郁之感。通读全诗，甚至能感到诗人屈原那种酒灌愁肠愤世嫉俗却不为外人所理解的痛苦，唯独剩下酒精焚脑谁堪怜的画面，深刻而富有立体感。这样的诗歌画面抽象中包含着诗人自我情绪与历史场景中骚人屈原的一种古今通感，借着语词的抽象性，传达出诗句深涵着的惆怅、失意和迷惘。

《庞德，或诗的肋骨》中的一句诗，很好地凸显了安琪诗歌语词先锋进行文本实验的倾向。“形式造就出奇想法/我记得/那夜里的小绿瓶酒/与福至心灵的词交换感应”，“问题永远在似与不似之间/这恰如拼盘，等同于一种硬性组合：把1＋1覆盖到/1＋1身上再覆盖到/1＋1身上/再覆盖……”

当然，语词的先锋组合，目的还是在于表达诗人对世界对人的生存的本质性认知和把握。长诗《未完成》中，安琪以古希腊神话中的人物西西弗斯为话题展开了对人的存在价值、生存状态的虚无性和荒谬性的探讨。神话中的西西弗冒犯了众神,被判逐入地狱，终生不断地推着巨石上山。在西西弗剩下的人生里每天都将巨石推向山顶，随后目睹着巨石从他手边滑落山底，又再次从山下将巨石推向山顶，如此举动日复一日，不可停止。诗人首先写道：“如今我开口，我用语言消解你的意识、行动/你所认为的本质和非本质”，在层层包裹的世俗驱壳面前，安琪毫不犹豫地用语言这把利刃将其逐层剥开，袒露现代人的生存本质，由此展开对人的存在性和荒谬性的探讨：这永无止息的运动、奉献、挣扎是否存在意义？这样的命运岂不是比西西弗更加的荒诞，更具有悲剧性。但是诗人却认为这种生之意志并不会随着肉体的消亡而湮灭，随着虚无的运动而消失，“人与自然相恋，与自己相恋”，“在绝望中快乐”，生命在过程的流动中获得存在的意义。人类因创造的过程而具有存在的价值。生存的空虚荒诞本质背后却是依恋自然、自我创造的生存意义。在看清生存的本质后，诗人将人的生存意义最终指向生命的“未完成”，发出创造的呐喊：

他是你，是我，是每一个象征/如今我写下这首诗。我形容憔悴/内心枯竭！我必须抛弃记忆的概念/让文字永远滚动/我必须抛弃我们，让万物自己播撒/永远未完成

安琪诗歌能够利用这些纷繁破碎的奇幻之词来构造自己对现实和人生的独特理解，在语词之间的介入搭配分裂中产生奇异的审美效果，这是安琪诗歌创作的特色之一。这种“任性”的写作很好地体现了先锋诗人开放自由的发散性思维，用细腻繁复的辞藻写出意识流般的意象碎片，带给人实验性的阅读历险。

二、诗歌叙事的“现场性”

诗歌叙事性和及物性成为21世纪初诗歌的重要特征。中间代诗人传承并不断革新，实现了先锋意义下的另类“及物”。

安琪诗歌中的“叙事性”富有特色。她更愿意表达自身的“现场性”，即生命的在场。她“强调生命自身的体验，从生命自身的在场中，去倾听生命自身的回想。”从安琪发表的诗歌来看，这种“现场”可分为生活现场和历史人文现场两大类。

生活现场往往是对于现实生活中随处可见的情节场景的一种追述。例如《半张世界•将雨》写的就是诗人在倾盆大雨时的一种心情。当然，这种生活的场景也可能给作者带来形而上的思想感触。在《电话，电话》中，诗人“听到电话川流不息，有些声音是白的”，诗中透露出一种无力与惊愕的心境，“我蓦地翻起/表情惊愕，我趴在往事身上/距离干干净净/仿佛不曾存在”。《美学诊所》中的记游诗也记述了和艺术家朋友们一起采风时的见闻感想。还有如《在福州》《在北京》《九寨沟》《张家界》等诗歌，也包括对日常生活的即时亲密书写。

而历史人文现场，则是对生活现场的一种升华，更注重的是表达诗人内在的人文思索。例如她的《五月五：灵魂烹煮者的实验仪式》里，是把屈原内化为自己。安琪在这首诗里以屈原的心态想象屈原在那样环境里的心境。“我得到不安/泪水不安地蜷曲/血注视着流失的心口/没有别的力量倾倒到我的蹂躏/迎面一把疼痛直接成为我的盛宴/不可抗拒把我摔得粉碎/失败的出其不意！”将屈原当时愤怒、纠结以及对谗臣误国的痛恨，用奇特的语词表现得淋漓尽致。《反面教材》则是以一种闪回性在场来回忆个体成长中遭遇的种种心理历险——“一幕幕阴影的石头翻来覆去把时间检索一遍/我选定它们作为全部的人生档案”，也有在对人生历程中那些非自愿顺从的情状——“憋气像常态，对着来临的呕吐举起投降标志/一个念头一个念头地绞成绳索/慌慌张张丢下一截点着的躯体。”

在庞德的《比萨诗章》的影响下，安琪喷发而出《任性》《纸空气》《九寨沟》《庞德，或诗的肋骨》等20多首长诗。从长诗《事故》开始，诗人更加关注周遭的生活拿来入诗，在《诗章》现代主义语言、广博而深奥的内涵影响下，女诗人开始尝试将自己所见、所思、所闻、所感的碎片化生活纳入诗歌表现范畴，诗歌内容由此更为宽广，如政治、历史、哲学、地域，以及生活中的琐事都进入诗写空间。庞德的写作技巧在她的长诗中可以寻得踪迹。如《纸空气》中，写诗人在湖南张家界十里画廊景区游玩，落笔写眼前十里画廊的山水美景，随着导游的介绍，互相“交换地域及时光”，联想到湖南冬天人们的取暖方式，眼前似乎有土家大爷正唠叨地算着经济账，又联想到铺位的盈利，最后叙述自己幸运的经历。区别于一般的游记诗，诗人将游玩过程中的所见所感所思统统写进诗中，读者也随着她看似漫无目的却又有条不紊的笔触而遐想着。而在《九寨沟》中，诗人还将笔触伸向了国际时事：诗人将矛头直指1999年北约轰炸南联盟事件，诗中“一个国家的军火在另一个国家发挥作用。/一个国家的人民在另一个国家流离失所。”两句尤为精辟、凝练地描述了北约轰炸这一事件，其中所表达出的痛楚和同情不言而喻。由此，诗人将国际时事与自己的生活经验巧妙地加以联结，入诗时信手拈来，“不着一字，尽得风流”。

安琪在语言的拿捏重组中，把自己个体生命的体验安插在了“现场”，从而完成了从文字到某种精神意象的转变。这也是安琪实验写作的第二个比较独特的地方。

安琪的诗歌在语词的实验性和叙事的现场性上体现了语言的后现代主义色彩。二者有机融合，则是安琪在经历对世界的体验并用诗歌做出反馈的生动过程。她对诗歌是虔诚而又专一的，就像在她的一首作品里说的那样：“诗歌以外一切都不存在”，所以她一直努力追求突破，所以她才会在《像杜拉斯一样生活》中希望自己能够追上生命体验、人生与时代的脚步，她把自己当做“巴别塔的一块砖”，努力在诗歌语言的构筑中追求先锋性风情；所以她才会在《轮回碑》后注上一个“未完成”，表达出对诗歌内在审美意蕴追随的勇气和野心。一切还是“不完美”，而安琪却独享着这中诗艺探索所带来的愉悦。

黄金明（闽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今天上午评估组到文学院来，他们一撤走我赶紧跑上来，进来感受到了今天这样一个氛围，蛮感动。自2012年举办漳州诗歌节以来，诗歌与文学院的发展有了更为密切的联系。一年一届的诗歌节，从诗与闽南文化、诗与茶、诗与书画、诗与琴、诗与戏剧到诗与艺文教育的关系，诗在拓展自己的疆域，学院也在认真探索卓有成效的育人方式。如何回到大学的初心，如何找到大学的灵魂，或许，诗歌，以诗歌为中心的艺文教育，是当今大学教育必须打开的一扇大门，是回到人的教育的一个必要的起点。诗歌能激发我们的情感和想象，能引领我们朝着未知的方向飞翔，会让我们对生命的体验更深刻，感受更丰富细腻。很显然，诗歌对一个人，一所大学，一个社会在精神方面的健全与发展是不可或缺的。安琪是闽南师范大学文学院优秀校友，读大学时就参与学校刊物《九龙江》的编辑工作，加入校“苔花诗社”，大学期间在漳州文联刊物《芝山》发表作品，毕业至今一直在诗歌之路上勤勉行进并取得丰硕成果，成为中国当代优秀诗人的一员。

感谢各位与会专家、学者来到闽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参加安琪诗歌研讨会，对安琪的诗歌进行认真的剖析和批评。期待安琪以此为锲机，吸取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人类优秀文化，再创造属于自己的新成就。

（作者单位：闽南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