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久辛：新诗的创作该如何面对当下的新时代？梳理新诗发展的百年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几乎所有能够流传下来的名篇佳作，都与新诗最初诞生时有着同样的特征，即与我们这个民族的命运紧紧相系。在我看来，新诗的几个重要的发展时期，也都是在中华民族命运的重要关头。进入新时代，新诗的发展也进入了繁荣期。

具体到诗人个体，我们究竟应该如何去理解时代、理解人民，并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创作好我们的诗歌呢？我以为，要坚信历史与现实的因果关系。循着世界大势和历史的逻辑，追寻百年来中国人民前仆后继的热血豪情，一部中国近代史、中国革命史，就重合叠印着展现在我们的眼前。这些尘埋于历史中的人物事件，是极其宝贵也是极其珍稀的，其中必然蕴藏着人生精华和推动历史前进的真谛。把它们提炼出来不仅是我们民族的需要，也是人类精神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要坚信历史的因果关系，克服历史虚无主义，要坚信我们的历史中蕴藏着伟大的史诗，正等待着真正有才华的诗人去书写；其次，我们要从生活的“表与里”的统一上，来认识现实、理解生活。当下新诗创作非常繁荣，而且大有继续繁荣发展的趋势，我们要有把握和引导它向更加深入的方向发展的能力。

自2017年春天以来，我读到了很多贵州诗人投身扶贫攻坚一线创作的现实题材诗歌。这些诗人把创作的目光聚焦在自己生身的土地和普通民众的生活中，和积极为脱贫战斗的先进分子站在一起，并献出自己微薄的力量。较之浮光掠影式的创作，这样的写作超越了生活的表象而进入了较为深入的生活内里的表达，我以为是具有文学价值的。那些投入创作的诗人，可以说就是我们诗坛当下的先锋。我认为艺术的创造没有先后，先锋并不意味着先进，后退也未必就是倒退。在认知上，我以为要超越“先与后”之争，关键是要从人世的生活中找到积极的因素，去粗取精，发扬光大。

曹宇翔：随着时代的变化，军旅诗的内涵和外延都有变化，但家国情怀、英雄主义精神不会变。现在是科技爆炸的时代，但再先进的武器也都可以理解为人的四肢、目光、内心力量的延伸。新诗包括当代军旅诗，书写的终究是人的思想、情感、心灵和精神。

优秀的军旅诗能提升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气神。优秀的军旅诗一定是特色鲜明、元气丰沛的，气度、格局、襟抱肯定与那些从纸上到纸上、从观念到观念或者小情小调的同质化写作有所不同。一个强盛大国的诗坛上，不应该满眼都是哼哼唧唧、腻腻歪歪、云山雾罩、无病呻吟之诗，而应有自信豪迈、壮怀激烈的诗章。

同质化写作其实是无效写作。一首诗若无新意，还不如不写。诗歌的写作其实就是生命的创造。一首好诗带有作者鲜明的生命气息，带着他的体温和心跳，不论语言层面还是人生经验层面，都有不可复制的独到特色。好诗肯定来自生命、心灵，来自命运和遭际。好诗大都有让人怦然心动、光彩照人的诗句，包蕴着让人出神但又不可尽表的复杂情思。这样的诗句让人对生活、对这个世界有了更深广的爱，让作者与其他诗人区别开来。这样的诗人有着自己独特的风格，一眼我们就能认出他的面容，叫出他的名字。

姜念光：新时代的诗人应当明确所承担的使命和责任，那就是记录、书写、讴歌新时代，并回答一系列时代课题；要从当代中国发现创作的主题，捕捉创新的灵感，反映我们时代的历史巨变，描绘时代的精神图谱；要为时代画像，为时代立传，为时代明德。

诗歌创作本身是很难的事，写作新时代的汉语诗可能是更难的事。诗人需要在已有的诗歌写作历练的基础上，具有更深刻的思想、更深远的眼光，要直面更辽阔的现实，处理更宽泛的题材，需要理解、掌握和使用更新的词汇，同时需要更高明的修辞技巧。在我看来，新时代诗歌应当是现实主义的诗歌。应以人民为中心，深入观察、体验、思考当下生活，反映具体的、生动的、多姿多彩的中国现实，并体现唯物主义世界观、历史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要书写新时代，首先要认识新时代，在新时代这个“大地”上，建立清晰的坐标系和原点，使我们能够找到自己所应处于的合适位置。在这个前提下，我们深入现实生活，获取丰富的细节，积累题材和素材，找到文学表达的基础、我们写作的“大地”。

以什么样的角度和眼光来认识新时代？这是另一个巨大的问题。有价值的文学艺术创作，并不能仅仅停留在现实表达与现实经验层面，而是要创造出新的经验，要去挖掘人性的光辉和精神力量，去生发对历史和未来的远见。具备这样的言说能力和创新能力，方不负新时代对诗歌的期望。

新时代诗歌需要有自己的词汇表，建立自己的语言容器。这是对新时代诗歌的要求，也是对新时代诗歌写作者的要求。语言一事永远是诗的本体论问题。新时代要求我们写什么，也是在要求我们怎么写，这是一体两面的事，不可分割。要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学习、吸收、融化古典文学的精华。表达中国气度、中国风格、中国精神；要不断消化翻译诗体。外国优秀诗歌是现代汉语诗最早的启蒙者，至今仍然是上好的资源；要善于吸纳口语，从中国当代现实生活中、从当代体验中、从人民群众的当代表达中，提取最鲜活、最生动的语汇；要能够把社会流行话语、政治话语纳入诗句，以其涵括性、丰富性、确定性和巨大的文化容量，提升诗歌的语言能量。

刘立云：当下诗坛对诗歌与时代的关系问题，已经谈论得很多了。但恰恰是时代这个多少带点水泥和钢铁意味的词，让许多写诗的人露出了他们的小家子气。小心翼翼避开时代写作的人，觉得时代是个宏大、超拔和生硬的概念，坚持时代写作，难免不背离诗歌的初衷和本意；而主张贴近时代的人，却无力揭示时代的本质，往往把一些夸张的大词像膏药一样贴在他们的作品里。我既不赞同逃避时代，也不欣赏把时代当成标签贴在分行的文字中。

我认为，坚持时代创作，是中国诗歌必须完成的自我拯救；中国诗歌唯有脱胎换骨，独树一帜，才能改变如今已令人生厌的那种浅尝辄止和孤芳自赏。问题是我们对时代的把握是否准确？是否深入到了社会的内部和核心？是否揭示了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本质？而还原时代的本意，就是头等重要的事情。必须承认，时代既是政治的、经济的和社会学意义上的概念，也是哲学的概念。在古希腊，哲学与文学是相通的，属同一个范畴，共同追述生命的奥秘，都是关于价值观、世界观的学说。换言之，我们对时代的认识，到了正本清源的时候。我们的诗歌只有“恰到好处”地呈现中国当下生气勃勃的时代风貌和精神实质，对中国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历史与现状做出自己的“公断”，才有望改变长期仿造、移植甚至“山寨”的欧化倾向，摆脱多年来平庸而缺乏创造力的尴尬和窘迫。

　　我们用短短几十年走过了别人上百年走过的路。但是，走着走着，我们的灵魂慢慢地与现实拉开了距离，精神世界逐渐跟不上物质世界变化的脚步。对这个时代作出符合社会和自然规律及逻辑的理解、判断和呈现，是历史赋予我们这代诗人的根本使命。我们有比别人更悠久的传统、更深厚的积淀，理应像我们的前人那样为世界做出更大的贡献。对文化自信的践行，就包括着继承和创新。

用诗歌书写我们的时代，就是书写人民的爱憎和苦乐、人民对未来的渴望和憧憬。

峭岩：诗歌与现实主义的关系，随着时代的推移而不断发生着变化。现实大致有两种：一种是客观描述的事实，一种是心理事实。这里我要探讨的是——材料的真实性怎样变成真实的诗意？

这里就必须强调主导性。主导性，也就是带有导向意义的艺术形态，发挥引领、导向作用。一个人不能没有灵魂，一个国家不能没有“国魂”，一支军队不能没有“军魂”，一个时代也不能没有“时代之魂”。这个“魂”必然是正义的、刚毅的、宏阔的，又是充满理想的图腾式的存在。

我不是反对“个人化”的写作因素，而是反对极端个人化的写作形式。因为它导致了心灵碎片的产生。这些碎片总的来说，因为过于“个人化”而缺少共鸣，不能成为别人的营养，而只能成为消极的心灵废墟式的产品。而这些废墟一旦堆积起来，就可能遮蔽主流的声音。这种声音和观念关乎创作主体对社会生活的整体认知、对新时代精神的概括和把握。

在我看来，坚持主导性的意义和价值，就在于可以使我们在多样化的发展中不至于迷失方向。在这里，我们强调主导，但并不排斥多样，这是全局的布局考量。新的时代为文艺家、诗人们布阵了广阔而宏大的生活场景。这是我们神往之地，我们没有理由迷茫、消极，我们没有理由不歌之、不颂之。总而言之，诗人的全局意识或者说艺术格局始终是决定我们能不能写出大诗、能不能写出真正的时代史诗的关键所在。

曾凡华：在当下的诗坛,军旅诗人是最具创新可能和爆发力的一支劲旅。进入新时代,一大批军旅诗人继承优秀的军旅诗歌的传统,创作出许多脍炙人口、催人奋进的诗歌作品，在繁荣中国诗歌创作、满足军人精神文化需求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因此,如何在军旅诗歌创作中注入丰富的文化信息、时代信息和现实信息,是军旅诗人面临的严峻挑战。

如何突破现实题材的外壳,化解生命表象的庸常，把眼光集中在具有普遍性和重要性的大题材上，注意诗歌中潜意识层面的元素，即可意会不可言表的元素,使之与时代合拍,与阅读者的心理合拍,或许是军旅诗创作更上一层楼的关键所在。

诗歌高峰的攀登，需要对时代精神的精确把握,也就是说要有更深邃的思想理念、更娴熟的写作技艺、更持久的创造力和才情,不能沉溺于私语式的个体抒情,要有宏大的诗意呈现才行。诗的经典性,只有在诗性的厚度与宽度达到一定程度时才能出现，是所谓厚积薄发吧。融媒体时代为军旅诗的传播创造了条件,但由于鱼龙混杂、泥沙俱下,也会湮灭一些好诗甚至是经典的诗。机遇与挑战并存,真正的军旅好诗定会“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

李文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进入新时代，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华诗词也迎来了蓬勃发展的新局面。

相比于新体诗在弘扬时代精神上具有的天然优势，中华诗词在紧跟时代步伐、注入时代精神上，尤其需要加强和提高。由于传统思维的惯性和影响，那些努力用传统诗词艺术形式反映新时代火热生活的优秀诗词作品，往往得不到应有的肯定与激励；而那些故意远离时代、抒发个人小情小调的作品，却在一定范围内受到点赞与追捧，以致误导年轻诗友的审美追求。当然，个人艺术风格上的“大江东去”还是“小桥流水”，抒发时代情感还是沉吟个人情调，都属于创作自由。但在社会主流审美价值取向的引领上，必须理直气壮地弘扬主旋律，讴歌新时代，同时又要旗帜鲜明地提倡多样化，营造万紫千红的诗国春色。

乘着新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浩荡东风，中华诗词全面振兴与繁荣的崭新局面一定会很快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