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山花》岁月，虽然是短暂的，连头搭尾不过6年时间，但是一写下这个题目，我就觉得有许许多多往事可以写。一张张熟悉的脸庞，一个个至今听见我仍能辨别得出的嗓音。比我年长的，比我年轻的，他们的音容笑貌，他们走路的姿势，仿佛都在我的眼前晃动。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和我谈过话，倾诉过他们或长或还不那么长的人生，有的向我透露过心事，有的跟我摆过龙门阵，有的还会给我倾诉一下他的感情生活、家庭矛盾。但是更多的，是一幅一幅和编辑部生活有关的画面。

要过春节了，文联给所有职工发了“大杂包”，包里有糖果、小饼干、瓜子、花生、干果，那个年头还稀罕的开心果。编辑部所有的人员围坐在烤火的铁炉子旁边，打开了大杂包，喝着茶水，嗑着瓜子，咀嚼着花生，摆谈着和过年有关的话题，市场上有了啥新鲜货，工人文化宫门口竟然有冰冻的海鲜卖，热闹得很！哪一篇稿子质量高，获得了好评，明年有望得奖！贵阳的治安又出了点小问题，还有马路老是开挖，自来水招呼不打就停，老百姓意见大，叶主编你是全国人大代表，这些事要反映反映哩！不过话说回来，现在的贵州农村，过年热闹起来了，鞭炮一背篼一背篼买回寨子……天南地北，上至天文地理，下至鸡毛蒜皮，啥话题都说。两个副主编，也便趁着这功夫，把今年的小结性话题说一下，明年的选题设想讲一讲，倾听着小说组、诗歌理论编辑、散文编辑说一说编辑思路。气氛其乐融融，一个编务室内热气腾腾，欢声笑语。连党组书记从门口走过，都在事后表扬说，《山花》的氛围好，一股团结向上的气氛。

有一个多月时间，编辑部正对着的文联招待所客房里，住进了一群侗家妇女，都是年纪轻轻的姑娘媳妇，她们穿的是一色的侗家妇女服饰，天天的上午和下午，她们都要亮开嗓门，唱一个多小时的侗族大歌。曾经在苗寨侗村生活过的我，一听见这歌声从对面的楼里传过来，就觉得是一种难得的享受！虽然她们唱的是啥，我一句也听不懂，不过那无伴奏的歌声，那来自大自然的音色，那动人的婉转悦耳的旋律，一响起来，就让我想起苗寨侗村薄雾缭绕的清晨，想起山间淙淙潺潺清澈见底的溪水，想起夕阳西斜时坐在乡间沟渠边就着流水冲洗沾满泥巴的脚杆的画面。我问隔壁办公的音协领导，侗家妇女住在招待所里是在干什么？剧协的领导插话说，她们是要出国去演出，法国、法兰西！

噢！在30几年前的贵州文艺界，这可是一件了不得的大事。原来她们是受到法国总统夫人的邀请，要赴欧洲作无伴奏演出。怪不得，住进文联招待所，她们一边作着出国之前的学习，一边还每天不忘亮嗓哩！哦，我对侗族大歌的熟悉和欣赏习惯，就是在那一个多月时间里培养出来的。多少年之后，我作为宋庆龄基金会理事，参加对黔东南的文化扶贫，去往黔东南捐书、捐电脑和乡村医疗器械，临到告别，黔东南对接的领导问我，想送你一点纪念品留念，你看……我不客气地向他们要了一盘侗族大歌的歌碟。在上海空闲下来，只要一播侗族大歌，我的眼前就会掠过黔东南的山川景物，乡间风光，想起我的《山花》岁月。

年年夏天，《山花》编辑部总要和省民委合作，在如诗如画的花溪举办改稿学习班，把散居在全省各地的各民族中青年作家请来，一二个人住一间屋，由编辑边辅导，边根据稿子的实际情况，请作者住定下来修改。那年头，几乎所有的中青年作家，都来过《山花》的改稿班，听课，改稿，更主要的是他们互相之间的交流、交谈、交心。改稿班结束，编辑部或多或少会收获一些有质量的稿子，发现有潜质的作家苗子。后来，这些人中有不少成了九个地、州、市的创作骨干，有的当上了文联、作协的干部。近几年来，只要到了这些地、州、市，他们听说我去了，也总会来看看我，送上他们的近作，问询一下相互的情况，吃上一顿饭。一次一次去往花溪，我对花溪也有了一份别样的感情。几乎年年夏天，我总会在十里河滩上散散步，在花溪公园里回想一下和省内外作家们的欢聚，步上“爱情之路”，看看今天这一条热闹多了的梧桐树荫路上，是不是还有情侣在喁喁谈心。日夜长流的花溪水，流得是否欢畅。

我的《山花》岁月，像人生的所有阶段一样，不尽是欢乐和收获，同样也有烦恼，也有令人不悦的事情。《蛊》事件是困扰我最大的一件事。文联墙上贴出的那一首打油诗，至今我仍背得上来。那一年去往凯里，时任黔东南作协主席的韦文扬，从我到达一直到离去，始终陪着我。人家问他，韦主席，你咋个天天来陪，他总是回答：恩人哪！我怎么不陪。可见这件事，至今他还记得。还有一位年轻编辑，和一位女作者惹起的“花边新闻”，当时在贵州文坛成了轰动的事件，在听取这一事件的整个过程中，不知耗去了我的多少时间。不过我自始至终抱的是“妥善处理、与人为善”的原则和态度。

作为一个小说家，我想，6年的《山花》岁月，有没有可能写出一部《编辑部春秋》来，是对我的一份问卷和考验。

值此《山花》70周年庆，我借此机会，向我尊敬的胡维汉老领导，向70年来为《山花》奉献了心血的新老《山花》人，向已然离去的李起超、文志强、何锐同志，表示一份崇敬之情。

愿《山花》开得愈加鲜艳烂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