殊情

通知下来，一级响应

她听见身体的按钮次第打开

像医院的那台发电机

——陈维锦《正月初一，一级响应》

在我看来，在大规模战争从中国大地上消遁以后，应该没有哪个春节比2020年的更加特殊了。甚至，即便在战争年代，春节期间短暂的祥和、欢愉、走亲访友，依然是外力难以阻挡的事情；而在2020年的春节，人们的心情很难是轻松的，那种世世代代传递下来的拜访探问的脚步惯性，也不得不集体性止息——这一切，都是由于一种小小的病毒。一种病毒、及其所导致的事件（大规模疫情），让这个国家这么多人的目光瞬时聚焦，强力地暂停和重置了日常生活的轨迹，牵动了那么多的心、激起了如此复杂如此强烈如此多层次如此难以统一归纳的情感……我们甚至都难以准确预想，即便当这场瘟疫平息退场，它曾经的肆虐在个体生命内部和社会外在层面引起的震颤余波，将会持续多久、又最终会催生出哪些（无论正面的还是负面的）次生产物。

这当然是特殊的。这种事件层面的特殊，成为了这些日子以来我所读到的抗疫诗歌最重要的内容部分或灵感之源。抗疫阵地工程的紧张建设（如李强《看不见的战线之诺亚方舟》）、一线医护人员的悲壮奋勇（如陈维锦《我打开的光源，比春天明亮——庚子年抗疫记事组诗》）、包括普通人的内心情感状态（如青蓝格格《假如我是一名被感染者》），都在诗歌作品中获得了充分的展现——在如此特殊的事件压强之下，诗歌记录着身处其中的人的特殊的动作与表情。这种“记录特殊”的价值无疑是鲜明的，为此，诗歌技艺的局部短板或可商榷之处，某种程度上也变得可以谅解。

“我们”

疫情就是我们共同的命运

——王单单《花鹿坪防疫记》

在特殊事件及其应激反应的层面之下，还有更深一层的特殊。

这一次，新冠肺炎突如其来的撞击掀起了巨大的烟尘，这烟尘以完全意外的方式瞬时笼罩了这片大地上的所有人。此种极端的处境，将人们联结在同一种关切乃至命运之中——迅猛地、普遍地、以如此罕见的无差别模式，无论你是谁，无论地位身份，也无论你的观念立场教育背景话语体系，死亡的逼视令众生在形式上再度平等。某种意义上，这场瘟疫甚至像一支强力速干胶水所擅长做的那样，临时却强力地聚合了现代社会中日渐碎裂分化的个体经验时空。

于是，在“我”之上，“我们”再度出现了：并非是宏大话语强行叙述的结果，而是来自真切的、近乎本能的生命体验。就像王单单在诗中所说的那样，“病毒在暗，我们在明/每个人，都是宿命的靶心”，“疫情就是我们共同的命运”。

一个如此自然合法的“我们”，一个允许包含不同的故事、迥异的姿态、分流的话语、却最终依然能够融合并置的“我们”。这在今天并不多见。

日常

微信群里传来刘美丽的喊声：

“牛肉面太给力

吃出了兰州的感觉”

小吃货的刘美丽

小小的心

一碗牛肉面就能满足

——弱水吟《给我的护士妹妹刘美丽》

激情和决心是重要的。但对诗歌而言，如果只有高分贝的呐喊，我个人会感到不满足。幸运的是，我看到了足够多充满生活质感和日常表情的诗句。它们带给我的是细微而真切的触动，就像弱水吟笔下的那碗牛肉面一样——疫情很大，话题很大，悲伤和感动都很大，但具体到每个人，我们的生命入口终究是那些精密甚至幽微的结构，例如小小的耳朵，例如“小小的心”。

在许多抗疫工作一线战斗者的笔下，这种节奏变化与细节捡拾往往更加迷人，因为它们常常意味着层次更复杂的生命真实感，以及高压快节奏（既是现实工作的也是诗歌叙事的）之下情感力量更立体可控的凝固塑形——例如弱水吟笔下一线医护工作者的吃喝睡眠，例如李强笔下“在高楼对江而坐/小口啜饮生普/看浩瀚长江/丝绸般漾动”的难得小憩。

说到底，文学将“殊情”历史化、美学化的最好方式，正是写好“殊情”语境下那些精微真切的“日常”人类生活。

事实上，许多出色的、令我印象深刻的意象正是由此而来。比如“铁”，王单单《花鹿坪防疫记》里开篇便是：“村委会的高音喇叭/滚动广播着防疫须知/声音震动，抖落了/几块斑驳的锈迹/像一个站在高处的哨兵/看到危险正在逼近/为了挽救我们/一块沉默的铁/竟然变得声嘶力竭”。震动、锈迹、沉默……一只铁喇叭，广播出的不仅仅是防疫通知，同时还有精妙（而有戏剧感）的历史场景联想和鲜活的乡镇抗疫表情。

它也让我联想起另一首诗里扎中过我的一块铁：吉狄马加在《死神与我们的速度谁更快》里，形容瘟疫的死神在所到之处“敲击着黑色的铁”。冷硬的、黑色的铁，仅仅是“铁”，与具体工具形态（如铁制的镰刀、枪管、手雷、手术刀等）有暗示关联却未完全绑定、在词的层面只呈现为祖先般古老的原始形态（就像病毒——甚至死亡——这人类的古老对手一般），其触感、温度、响声、色泽，以及由此激活的整条联想线路，都与大规模疫情下的人类情感体验细密吻合。甚至，我此刻还可以将它同王单单笔下的“铁”互文来读（铁喇叭难道不正是被瘟疫敲响的吗？）。这类意象的灵感生成及效应达成，无疑来自日常，或者说——来自最真切的生活生命感知。

介入

像是在一群普通人中

打听神的下落

——王单单《花鹿坪防疫记》

离开具体文本回到总体。对诗歌而言，很重要的一件事是，在重大社会事件面前，诗歌（又一次地）没有缺席。

要谈论文学介入的话题便绕不开萨特。萨特格外强调写作对世界和社会的“介入”“参与”乃至“责任承担”，有趣的是，他在此话题的讨论前提中将写作分为“散文的”与“诗歌的”两种，认为散文的写作可以“把词看作工具”、穿透词语而抵达物，诗的写作则是“把词看作物”，它所面对（或者我们可以干脆说是“寻找”）的是未被驯化的词——或者说，是词身上未被驯化的部分。萨特关于“文学介入”的看法无疑建立在20世纪现代世界的普遍危机语境之上，如今，抛开萨特的表述是否严格指向狭义文体不论，我们也的确不妨在同属“危机”的语境（当然两种“危机”之间的规模及性质存在明显区别，在此暂不展开讨论）之下，重新思考诗歌介入社会事件的问题。

应当说，近年来诗歌是很“热”的。诗歌的“回暖”乃至“升温”当然存在着多方面多层次的原因，例如社会经济文化的总体性进步、新媒体的普及、诗歌创作的总体水平提升等等，而仅就其最直接的层面而言，就是“需求”：社会的需求，人的需求。诗歌依然是被需要的，人们仍然希望自己的生命与情感在诗歌中得到回应。在此意义上，就文学内部来讲，诗歌在近些年来对大众生活乃至社会重大事件的参与介入，也的确可以与萨特的语境有所呼应：一段时间以来，我们的诗歌写作的确曾面临着某些危机，我们的写作很多时候没有“穿透词”、许多时候甚至被困在了词的迷魂阵、藏身堡里。毫无疑问，词——包括它的无法穿透性和未驯化状态——是诗歌的能量之源，但如果在此陷于偏执绝对，也同样容易导致某些“现代病”（就像现代主义文学在某些时刻遭遇的困境）。也正是在此意义上，我愿意对诗歌对社会现实或重大事件的介入——至少是“发声”“书写”——抱有敬意和期待。

然而，重要的一点提醒是，这种声音终究要是“诗”的。借用霍俊明此前《“要有光”：非常时期的抒情诗人——关于“抗疫诗潮”的思虑或提醒》一文中的表述，“诗人应该将日常生活和现实经验转换为诗歌中的个人时间、容留经验和开放式的‘精神现实’，而非对热点事件、新闻话题和现实生活的表层仿写和新闻套写”。这一切，不仅仅要求着诗歌写作者的“现实正义和社会良知”，更呼唤和考验着诗人“个人化的现实想象力和个人化的历史想象力”——只有这些，才真正能够帮助我们，用诗歌的方式“打通历史记忆和时代内核”；也只有这样的诗歌，才能够形成对历史、对生活的真正“介入”。

因此，对诗歌来说，这次疫情，同样也是一场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