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流行，以诗抗疫成为诗歌文化的重要行动。有人说，这样的诗很矫情，问题与分歧由此暴露出来。针对诗歌写作的现状，诗人必须发声，必须回答这样一些基本问题：今天，诗人何为？如何写诗？

我尊重每一种真诚的创作以及每一个个体的创作自由，但是否为之点赞，褒扬，还要看这种创作与自由有没有具备人道关怀、草根情结和家国意识，一句话，除了真之外，还要看它们是否有爱，而且，是大爱，不是小爱。

面对突发性公共灾难事件，与无限夸大的原子式个人意识不同的是，灾难题材的写作通过融媒体关注灾难，尤其关心灾难受害者以及与灾难斗争的英雄，用爱心书写，不止是为了记录，更是为了讴歌与灾难作斗争的人，给他们以精神的动力支持。也就是说，面对这场世界性的灾难，诗人既要像杜甫那样沉思“乾坤含疮痍，忧虞何时毕”，又要像西川告诫的“不要勉强为‘小’”以及欧阳江河警觉的“大我已经被小我丢失了”，更要像穆旦呼唤的那样“把自我扩充到时代那么大，然后再写自我”，把个体体验与时代巨变有机结合起来，写出既有丰富性又有开阔性的好诗来。

这首短诗，比照新冠肺炎爆发后处处展现的“怵目惊心的冷静”与偶尔听到的“人间烟火的声响”，于不经意间发出了生命可贵的低沉喟叹。当下诗人要勇于写公共题材，也能写好公共题材，这既是诗的命令，更是诗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