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来，不少曾在大学期间热恋过缪斯的校园诗人，在离开校园各自打拼多年之后，又以诗歌选本的方式重新集结在一起，这已然成为了“当代诗坛的新现象”[1]。武汉地区就先后推出《珞珈诗派》《沙湖诗风：湖北大学诗人诗选》等选本，分别展示了武汉大学和湖北大学校园诗人的创作实绩。体现华中师范大学校园诗人实力的《桂子山诗选》已在近期面世，而武汉地区另外几所高校的诗歌选本，也正在紧张谋划和积极编撰中。校园诗人集团式回归的这种“诗坛新现象”，理应受到关注和重视。

　　2018年9月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山湖集》，是紧接着《珞珈诗派》和《沙湖诗风：湖北大学诗人诗选》而出现的武汉地区高校的第三部诗歌选本，收录了36位校园诗人的二百余首诗作，该选本为我们领悟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文学底蕴、领略其诗歌风采提供了一个极好的窗口。我甚至认为，一定意义上，选本是可以使诗歌增值的，通过这样的诗歌选本，我们不仅欣喜地目睹了一批校园诗人的精神复归与艺术重生，还能借此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大学校园文化建设和大学校园文学发展，作出深度的审视与反思，获得某些重要的诗学启示，这或许是《山湖集》带给我们的意外收获。

　　一、呼之欲出的“山湖诗群”

　　出现在《山湖集》上的36位诗人，大多是60后和70后诗人，分别为原中南财经大学和原中南政法学院的毕业生。也就是说，集子中出现的诗人，主要由两拨人构成，即中南财经大学校园诗人和中南政法学院校园诗人，诗集取名为《山湖集》，也正是取了蛇山（原中南财经大学地处蛇山南麓）、南湖（原中南政法学院地处南湖之滨）两个地理名词中的“山”与“湖”二字来构成的。这一诗集命名，也是颇富深意的，既述说了这些诗人的来历和出处，又尊重了原有两校而今已合并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客观现实。《山湖集》的出版，某种程度上意味着：一个以校友为构造基础的诗人群体正式浮出水面。这个群体，我觉得命名为“山湖诗群”是可以成立的。

　　正如以珞珈山命名的“珞珈诗派”能够代表武汉大学校园诗人群体，以桂子山命名“桂子山诗群”能够代表华中师范大学校园诗人群体，以沙湖命名的“沙湖诗风”体现着湖北大学校园诗人群体的创作特色，那么以蛇山、南湖两个地理名词的简称形式“山湖”命名的“山湖诗群”，也是能鲜明昭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校园诗人群体的赫然存在。与此同时，从诗歌史的视角来看，以胡风为代表的“七月诗派”，其名称来自胡风创办的《七月》文学期刊，以穆旦、郑敏等为代表的“九叶诗派”，其名称则来自1981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九叶集》。而今，《山湖集》的出版，将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校园诗人的创作风貌整体地展示出来。因此，以这部诗集的出版为契机，将这群来自中南财经大学和中南政法学院的诗人命名为“山湖诗群”，可谓适得其时。

　　也许用流派来命名一个群体，其所体现出的历史意义和诗学价值更为充分，从这个意义上说，将这群诗人命名为“山湖诗派”或许更能凸显其文学史地位。不过，文学流派通常是指“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一些在思想倾向、艺术倾向、审美趣味等方面相近或相似的作家自觉或不自觉地形成的文学派别。”[2]因此，文学史上对文学流派的认定是比较严格的。比较而言，诗群的界定要比流派宽泛得多，从时间和空间维度上，诗群的指认也比流派指认显得更为自由和灵活。而且诗群还具有艺术风格上的包容性和人员构成上的开放性，这就意味着：不仅曾经活跃在中南财经大学、中南政法学院的校园诗人可以进入这个诗人群体，而且2000年两校合并之后，在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就读并在诗歌创作上体现出突出才华的诗人个体，也可随时添加进这个诗群中来。比如出现在《山湖集》中的杨波、陈瑶、王晶、周琪、舒少文、甘超逊等，就是两校合并之后出现在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优秀校园诗人，这说明了这部诗歌选本的包容性，也从一定程度印证了“山湖诗群”命名的合理性。

　　尽管诗群的命名并不如流派命名那样严密，但一个诗群是否存在并得到人们认可，还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如相对稳定而成熟的创作队伍，一批具有思想内涵和艺术特色的诗歌作品等。我认为，“山湖诗群”是符合上述要求的。首先，这个诗群有一支成熟而稳定的诗歌创作队伍，不少诗人在当代诗坛都具有不俗的影响力，得到了诗界同仁的普遍认可。无论从发表作品的数量、质量还是在当代诗坛的影响，“山湖诗群”的领军人物非王键、阿毛两位莫属，骨干力量则包括王键、阿毛、程峰、刘静、李扬、朱建业、森森、唐驹、程韬光、夏雨、谢华扬、陆海峰、尹与等。其次，这个诗群中有不少诗人，已经写出了相当优秀的诗歌文本如王键《沉默期》《我喝下》《夜航》，阿毛《当哥哥有了外遇》《玻璃器皿》《这里是人间的哪里》，程峰《在冬天写一首诗温暖自己》，刘静《老城纪事》，李扬《献给父亲的诗》，朱建业《我每天都在练习死亡》，森森《书信》《清明》，唐驹《岩石之地》《订单OK》，程韬光《陶渊明》，夏雨《根雕》《剑》等。

　　如果说，在《山湖集》出版之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校园诗人群体，还处于蛰伏期、松散状态的话。那么随着这部诗歌选本的出版发行，“山湖诗群”便已正式浮出历史地表，这个诗群的赫然凸显，标志着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校园文化建设和校园文学创作，就此跨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迈上了一个更高的艺术台阶。

　　二、校园的诗意空间

　　校园诗人在新世纪的群体式集结和集团式复归，已经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和热议。诗人宋琳将这种现象的出现，归因于诗人对当下商业化氛围的抗御，他认为，校园诗人的回归“除了怀旧以及由此引起的甜蜜的忧伤感，对当下物质主义文化氛围的不满是主要原因。”[3]诗评家吴投文则将校园诗人复归与校园文化发展相关联，他说：“珞珈诗派打出明确的旗号，以整体性的实力引起诗坛的广泛关注，主要还是新世纪最近几年的事情。这也得益于武大对校园文化的高度重视。”[4]这些分析都是有一定道理的。

　　在我看来，校园诗人在新世纪的集体复归，是对大学校园所具有的开阔诗意空间的再次指认，同时也是与校园文化建设和发展产生的互动作用所致。这种互动作用体现在：一方面，这些校园诗人借助校园语境和校园文化氛围，为自己的诗歌找到了源发点与根据地，其诗歌创作的艺术生命也得以获至某种意味上的复活和重生。另一方面，借助这些校园诗人复归的风潮和势头，校园文化建设也找到了新的兴奋点和增长点，以校园诗歌创作来助推校园文化发展，也因此成了不少大学用以提高学生人文素养、增强高校文化氛围与审美品位的重要路径。从这个意义上看，《山湖集》的出版以及“山湖诗群”的凸显，对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校园文化建设来说，是极有积极意义的。

　　大学校园是一个洋溢着诗性和诗意的文化空间，这在《山湖集》中得到了有力的证明。大学校园之所以诗意葱茏，主要在于生活在这个空间的主人公——大学生，几乎都有一颗怦怦跳动的诗心。吕进先生指出：“大学生是一个生活状态、文化心态、审美情态都有自己特点的青春群体，他们的年龄是诗的年龄。可以说，大学生几乎都是半个天生的诗人。每一个知识分子在回忆自己的青春时期时，几乎都会谈到他在大学时代曾经写诗的经历。”[5]这段话强调了大学生与诗歌之间不可分割的内在关联，与大学校园实际是贴合的。《山湖集》收录的不少诗歌，正是诗人们在大学时代写下的反映大学生生活、情感与思想的艺术作品。“真想栽种点什么/方格稿纸上/尽长些三月的小花小草/可这是在冬天里/北方的湖泊都已封冻/你很想变成候鸟/心却飞不起来/南方的冬天依旧寒冷/我以温暖的心窝等你/来我的春天垒巢”（程峰《在冬天写一首诗温暖自己》），大学时代对情感的渴慕、对爱情的等待与执着，在此可见一斑。“携一路风尘/一曲唐诗袅袅的余韵/一缕《本草纲目》中烹得发烫的/细致的药香/从几千里外/向你匆匆走来”（刘静《独活——由一味中药谈起》），将泛着苦味的中药写得那样香味浓郁、文化底蕴十足，显示了大学生追求知识的热情和乐观开朗的情怀。

　　某种程度上，大学校园与中国新诗之间，存在着相互激发、互相促进的关系。一方面，校园为诗歌的生成提供了良好的氛围和阔大的空间。另一方面，当校园进入诗歌表达之中，它已不再是原初意义上的物理场域，而是被塑造成了诗意校园、诗化校园，校园生活也因此变得多姿多彩、有情有味，“校园在诗歌中已经成为了诗化校园，它来自现实校园，又和现实校园拉开了距离；它将现实校园拆成零件，然后再将现实校园按照诗美规律重新组合，让校园获得诗的灵气，发散诗的韵味、幻象和魅力。”[6]在《山湖集》里，我们可以发现不少彰显校园与校园生活灵气与韵味的诗歌。这里有对青春情绪的匪夷所思的想象：“思念如果有温度/要多少度才最相宜//我想是24℃的月色轻笼荷塘/微醺的空气中腾腾袅起的烟草//我想是24℃上下的鹊桥会/每一朵星云都缀满了你的名字/撩拨着和你触碰的体温”（陈瑶《24℃》）。这里更有对亲情的铭记与礼赞：“世界那么大/只取夏景村掏心掏肺/藏匿酒杯和爱情/劫持一草一木/恨不得石头也蹦出粮食来”（李扬《献给父亲的诗》）。“母亲/我别你，是雏鹰展翅/我见你，是倦鸟归林//……只愿你的岁月如同门口的山茶/在斑驳的发间开出妩媚的花/当这花朵滴下了第一枚露水时/请眺望我/芬芳的春，繁茂的夏”（王晶《归期》）。

　　大学校园是诗意盎然的精神空间，它孕育的校园诗歌显示着许多独特的艺术特征和美学魅力。这些诗歌往往情绪激扬，情感深切，充满着浪漫的情怀和奇妙的想象，将校园文化与大学生活的诗意色彩艺术地彰显出来。不过，校园诗歌往往存在着不可避免的短处和痼疾，难免会显得文笔稚嫩，情感单纯，思想简单，缺乏情绪的繁复性和思想的纵深度。因此，校园诗人只有学会走出“校园”，突破校园的某种局限，在更宽广的视野和维度上捕捉诗意、表达诗情，其诗歌才能达到更高的艺术境界，凸显出更饱满的审美品质。事实上，来自“山湖诗群”的王键、阿毛、程峰、刘静、李扬、朱建业等诗人，而今早已突破了校园诗人的藩篱，作为普泛意义上的诗人执着坚守着缪斯的阵地，他们的诗歌，已经在当代诗坛立住了脚跟，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位置。

　　三、“山湖诗群”的当下美学样态

　　《山湖集》的出版，意味着一群有着相同的大学出身、相似的学习经历的校园诗人的重新集结，而其中那些已经走出“校园”在当代诗坛上获得立足之地的优秀诗人的存在，既使这部诗歌选本的美学质地得到有效保障，也为“山湖诗群”的存在注入了历史合法性。我认为，这批诗人的存在，无论是对于提升母校的知名度，还是对于促进大学校园文化的深度发展，都是具有非凡意义的。《山湖集》辑录了很多诗人近期创作的不少诗作，可以说为我们了解“山湖诗群”的当下美学样态提供了丰富而精彩的诗歌文本。

　　大学一定程度上构成了很多诗人进行诗歌创作的源发点和根据地，但真正的诗人不应该永远滞留在大学的领地上，而应该向更开阔、更深远的地带进发。换句话说，真正有抱负的诗人不应该只满足于被人称赞为“校园诗人”的名号，而应该有意识地“去校园化”，在更具普遍意义的人伦世界和价值维度上来寄寓理想、抒发情志、表达思想。真正的诗人应该是那些走出大学校园、走向新的工作岗位后，还不辍笔耕、继续创作诗歌的人。在我看来，来自“山湖诗群”的领军人物王键、阿毛，以及骨干成员程峰、刘静、李扬、朱建业、森森、唐驹、程韬光、夏雨等，在走出“校园”后，仍然迷恋着缪斯，他们近期创作的诗歌，观照视野极为开阔，表现题材相当广泛，表达的主题较为深邃，选用的意象格外奇崛，体现出较高的艺术品质。

　　这些诗人的诗歌，因此具有了不少可贵的品质：首先体现着视野的开阔性。时间的古远与当下，空间的巨大与细微，情感的多种层面与色调，乃至心灵世界一点一滴的律动，都能在他们的诗歌中找到踪迹。视野的开阔自然带来了诗歌题材的多样，既有对古典生活的理解与想象，如程韬光《陶渊明》、朱建业《滕王阁与王勃相遇》，又有对当下现实的直观，如阿毛《女邮差》、程峰《我与去年一拍两散》等；既有对身边景观的描摹，如李扬《关于春天的日记》、森森《油菜花》、翟俊武《街区花园》、苏以恒《深圳之春》等，也有对异域风景的描写，如王键《冬天的爱德华王子岛》、白政瑜《月色王城—圣彼得堡》等。王键《冬天的爱德华王子岛》有这样的诗句：“雪比海大，它漫过了海，延伸至曾经/生机勃勃的陆地，安妮的绿山墙也/隐去了身影。这里，冬日的阳光/冷峻刺眼，其光芒闪耀在/波涛与星星之际——/爱岛，与陆地失去联系的王子/始终处于它们的中心。//冬天的爱岛在远离陆地的孤单中/练习着它的坚强与冷酷”，用“雪”“阳光”等几个核心意象，彰显出爱德华王子岛的迷人风情和独异特征，写出了美丽风姿和孤傲个性。

　　其次体现着情感的丰富性。一般来说，校园诗人的情感色调往往是明朗而单纯的，走出“校园”的诗人，其诗歌中的情感色调更为繁复，情感的内蕴也更为丰富。王键的《我喝下》如此写道：“我喝下/明日为我/秘制的/药丸。那药丸/有梦幻般的颜色。//杯中还有酒。我敬这/果子成熟的秋天/我敬星空，/星汉的长廊辽阔/流火似锦。//白天，我苟且忙碌，/我的精神萎靡；/夜晚，我的血被换过一次。//我喝下那带腥味的液体/我喝下来自今日的愤怒和叹息/我喝下明日的梦。去梦里/我喂养星星，放飞一只鹰，并将火/从石头里取出。”“喝下”这个简单的生活举动里，竟能衍生出如此多的故事与念想，足见诗人情感之丰富和细敏。《山湖集》中，呈现复杂情绪色调的诗歌还是不少的，如阿毛的《有诗》、夏雨的《醉在精神病院》、朱建业的《我每天都在练习死亡》、胡丹丹的《巨石之花》、陆海峰的《梦在地铁入口处》等。

　　再次，体现着思想的深刻性。诗人并不一定要做思想家，但优秀的诗歌往往会蕴含深刻的思想，诚如美国诗人斯奈德所言：“诗是形而上学的巉岩上的砌石道。”[7]在《山湖集》里，阿毛《玻璃器皿》、王键《沉默期》、李鸿鹄《脊椎》、夏雨《剑》等诗作都不乏意味深长的思想内涵。《玻璃器皿》全诗为：“它的美是必须空着，/必须干净而脆弱。//明亮的光线覆盖它：/像卷心菜那么舒慵，//或莲花那么圣洁/的样子。//但爱的唇不能吻它，/一颗不能碰撞的心；//被聚焦的夜半之光，/华服下的利器！//坐不能拥江山，/站不能爱人类！/这低泣的洞口，/这悲悯的母性。//你们用它盛空气或糖果，/我用它盛眼泪或火。”既有生命无奈的感慨，也有对女性的关爱和怜惜，还有对美本身的某种思考，其思想的深刻性和丰富性是较为明显的。

　　此外，还体现着风格的多样化。“山湖诗群”的诗人，有以意象抒情见长的，也有口语直抒为主的；有凸显着鲜明现代主义精神气质的，也有融浪漫主义与现代主义于一体的；有长句铺排的显得汪洋恣肆，有以短句见长的显得快捷简明；有语意通俗易懂的，也有表意含混繁复的。多种多样的艺术风格，促成了“山湖诗群”审美形态上的丰富性，也是诗人们真正走出了“校园”、走进了诗歌的某种反映。

　　毫无疑问，走出“校园”，走进诗歌的“山湖诗群”诗人们，已经在诗歌创作上取得了极为丰硕的成果。更令人欣喜是，他们至今都没有停止前行的脚步，他们的诗歌之路，还将不断向前延伸。

　　作者单位：岭南师范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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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１]参见杨雪莹、荣光启《校园诗人集团式的复归：当代诗坛新现象》，《湖北日报》，2018年2月24日第7版。

　　[２]《文学概论》，十三校《文学概论》编写组编撰，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76页。

　　[３]宋琳语，转引自黄纯一《走近校园诗歌：在物质年代重燃精神的火种》，《文汇报》，2013年6月14日第9版。

　　[４]吴投文：《珞珈诗派的过去和现在进行时》，《写作》，2018年第4期。

　　[５][６]吕进：《校园文化与校园诗歌》，《江汉论坛》，2003年第7期。

　　[７]【美】加利·斯奈德语，转引自《西方诗论精华》，沈奇选编，花城出版社1991年版，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