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深度意象时代，中国新诗发展的必然走向

在上一篇论述深度意象时代的作品里，我得出过这样的结论：“诗学的至高境界是诗的深度意象和诗人的灵魂世界的高度融合，从而产生巨大的精神力量。”【1】因为，我坚定地认为，诗的一切都蓄蕴在意象里，不论是格律诗抑或自由诗在这一点上没有什么不同，只是它们意象表现的形态不同，只是自由诗在意象的探索上诗学理念更明确，步伐较大，行走较远。新诗百年的实践证明，深度意象时代是中国新诗发展的必然走向。

1917年2月，胡适在《新青年》发表《白话诗八首》，一般被认为是中国新诗（自由诗）的开山之作，其中《朋友》（后改为《蝴蝶》）最为人关注。就其意象来说，我认为《蝴蝶》等诗作只是简单的“比喻型”。虽然用白话创作，但意境浅显，正因为此，新诗遭到一些人的口舌或者攻击也就不甚奇怪。

紧接着，康白情、周作人、冰心在意象的探索上超越了比喻型的胡适。康白情的《妇人》、周作人的《小河》、冰心的《繁星》、《春水》，在生活和自然的意象里揉进哲理的思悟，这种“生活.自然感悟型”的意象开始迈向意蕴醇厚的境域。而郭沫若的《女神》问世，以其狂飙突进的力量震撼了中国文坛。郭诗的意象表达是抒情+象征，意象的蓄蕴不仅深厚，而且有了震撼的力量。但若要沿着上述概括的思路看待郭诗的意象，我认为《女神》是典型的“抒情型”。正如诗人、美学家宗白华评价《凤凰涅槃》时说的，“你的诗意境偏于雄放直率方面，宜于做雄浑的大诗”【2】。郭沫若的诗作意象既涵盖了深厚的意蕴，又具有强大的抒情力量，影响力巨大。从胡适到郭沫若，诗的意象表达由于引入了象征，意象的蓄蕴由表至里，由浅入深，让新诗在中国诗坛站稳了脚跟。从此人们对新诗不再随意地说三道四，以致对新诗开始敬重。

几乎与郭沫若创作《女神》诗篇的同时，李金发1920年开始诗的创作，1925年出版诗集《微雨》，中国象征派诗歌由萌芽走向诞生。就诗的意象而言，象征派表现出了新诗发展的史学的意义。一是他们有意识探索诗的意象。正如刘西渭上世纪三十年代所概括的，李金发的诗有很多“新的意象的创造”，他们“从意象的联结，企图完成诗的使命”。二是他们诗的意象进入幻象的美学境界，开始进入深度的意象层面，从而产生“大的暗示能”。（穆木天语）孙玉石后来这样概括，“在李金发的笔下，生与死的主题又常常和梦境与幻觉的描写交织在一起。梦境与幻觉成了诗人内心世界的一种象征”。【3】孙玉石的分析触底到了根本，让我们从中发现，象征派诗人的探索已经进入意象的深度意识，意象的创造达到了高级形式幻象。同时又让我们感到，象征派诗人为中国新诗意象的探索修筑了一条顺应史学意义的路径，即意象的深度化。

活跃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新月派诗人综合了“抒情型”和“生活.自然感悟型”的意象创设，意象的运行更自然，更口语化，意象的表现形态日趋成熟。而活跃于上世纪三十年代中、前期的现代派诗人承续象征派，在诗中表现出“繁复的意象”，尤其是戴望舒诗的理念触到了“潜意识”。“他们的意象使人起一种复杂的感觉”，“用意象来暗示，以简洁追求丰富，以有限追求无限，境界朦胧。诗人对意象有复杂的感觉，加以繁复的表现，笼罩在一片梦境中。”【4】现代派诗的意象继续象征派在梦境、潜意识的情境中运行，由于他们创造了散文美的更加自由的诗体，作品更易得到读者的接受。

显然，新月派和现代派对诗的意象的探索不但表现了流派的特征，而且都具有史学探索的意义。诗人对于意象有意识的创造推动了新诗本质的发展，从此，新诗不仅通过意象蓄蕴了极大的暗示能量，而且意境表现为朦胧的美，语言表现为自然的美。在此，新诗已经进入诗学意义上的成熟期。

然而，任何事物的发展都不是一帆风顺，也都会有阻力和曲折，新诗似乎也规避不了这种命运。按照谢冕的说法，由于“意识形态的投入”，对“纯诗的否定”，新诗的探索开始转向，“群体对个人的取代”，“集团艺术的倡导”，诗的方向开始转变。三十年代中后期以后，“规定艺术主流，规定创作方法，规定表现手段，甚至规定情感基调，总之，严格规定文学和诗歌的价值观念并约定它对于社会的教化作用。规定性造成了艺术的空前窒息”。“诗用”冷落了或赶走了“诗美”，甚至有人提倡口号入诗，那就践踏了诗。【5】在这样的语境下，诗的意象探索被直观的抒情和口号代替，不少诗人偏离了诗学的路径。

当然，由于新诗的产生是历史发展的需要和必然，那么新诗也一定不会被历史所抛弃，它的发展，它的意象的探索也一定会承担起历史的责任。

这就是被谢冕誉为闪烁在20世纪40年代天宇上的最后的一群星辰的九叶派诗人。蓝棣之认为“九叶诗派在四十年代的崛起表明，中国新诗与世界诗潮开始了同步的演变与发展。”有的诗人“类如超现实主义”，有的诗人“刻意追求象征”，有的诗人“诗的主题完全化成了意象”，“就是现代主义所惯用的知性与感性的统一”【6】。“知性与感性的统一”暗合了现代主义大师级诗人艾略特的著名论断“思想知觉化”，不论理念抑或实践，九叶派诗人已经进入成熟的现代主义境界，诗人的意象通过情绪的渲染，触底到了灵魂的世界。

新诗的意象发展从胡适到郭沫若的由表至里，到象征派意象的梦境和幻觉的暗示能，意象已经进入深度状态。新月派意象的自然化，现代派意象的潜意识和朦胧意境，以及九叶派诗人知性与感性的统一，都丰富了深度意象的诗学内容。

以后的几十年，正如谢冕分析概括的，由于各种严格规定和口号入诗，虽也有诗人在诗的意象上做过一些努力，但整体已经形成空洞抒情的大势，意象的继续探索便无从谈起。

在这样的语境里，白洋淀一群下乡知青在暗暗颠覆这种大势。七十年代初期，芒克、多多、根子等多位知青诗人在默默地坚持自我探索，形成了一个诗人群体。他们的探索虽然属于地下性，但形成了一股蓄满气势的潜流，芒克、多多等诗人也在潜流中成为砥柱。他们的探索犹如用稚嫩的肩头扛起粗重的纤绳，在江河中逆水行舟。芒克直接借鉴象征派始祖诗人波德莱尔的象征意象诗学，诗人的感觉和心理进入到潜意识的世界中，诗的意象在现实世界和灵魂世界的融合里发酵，不论是对现实世界的触发还是在灵魂世界里与撕裂搏斗，都进入了深度状态。在这个层面上，尤其是对现实世界的洞彻和触发，他们比九叶派诗人又进了一步。

至此，新诗关于意象的探索第一次完成了诗学意义上的完美性成功。在这半个多世纪的探索中，凝聚了两大本质性的节点。一个是以李金发为代表的象征派，突破新诗的比喻型、自然.生活感悟型、抒情型等意象表达的模式，开始进入深度意象，引领新诗在诗学意义上沿着正轨发展。第二个本质性节点就是白洋淀诗群，他们虽然处于地下探索，但诗的深度意象的创设超越了前人，以阶段性的完成式显示了他们在中国新诗中的地位，也为中国新诗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进入深度意象时代奠定了基础。白洋淀诗群和深度意象时代之间虽然隔着新诗潮和后新诗潮时期，但他们在深度意象的探索上都进入了深度的意识领域，在诗学的意义上有着直接的链路。

蓝棣之认为，“李金发有了诗的自觉，但还没有文学时代的自觉”，“压根儿就没有考虑过中国新诗的发展与当代世界的沟通”。而“九叶诗派在四十年代的崛起表明，中国新诗与世界诗潮开始了同步的演变与发展”。一是因为“英国当代诗人、著名批评家燕卜荪通过教书而形成的直接传播”，使一些青年诗人有了“奥登诗风”，二是“感染了现代主义诗潮”的诗人“造成了一种现代主义的小气候”。【7】然而，如果用这些判断条件来衡量白洋淀的知青诗人，那么，芒克等人也可能不能称为时代性诗人。因为，他们跟李金发类似，也只是诗的自觉，虽然他们颠覆了当时的主流诗歌，但没有资料表明他们有文学时代的自觉。另外他们也没有九叶派诗人的条件直接接受当时的外国诗人和诗作。可是，白洋淀诗群还是在潜流期发展成为引领时代的先行者，显示了中国新诗发展的不平凡的史学意义和史学地位。

进入深度意象时代之后，中国新诗发展为泛流期，深度意象的诗学深入到了诗人们的内心世界，使诗坛整体进入了平民化、大众化的创作状态，第一次在诗学意义和史学意义上真正完成了文学时代的自觉。深度意象时代的诗人以其强大的诗学力量宣告，中国新诗不但不会消亡，而且进入了与世界诗坛同步发展的水平。尤其是顾城的《鬼进城》甚至具有了领先于当今世界诗坛的意义，改变了中国新诗一直跟在外国诗人后面学习和借鉴的局面，而以坚实的诗学实力开辟自己的道路。

二、以芒克为代表的白洋淀诗群，作为先锋派的诗学铸造和对后世的引领

白洋淀诗群是个奇迹。过去中国新诗的探索者多是海外留学人员和国内知识精英，而白洋淀的诗人们则是只读完初中或高中的下乡知识青年，就是这些十几岁二十来岁的年轻人，他们的探索却让中国新诗达到了一个高峰，创造了新诗的深度意象诗学。然而，奇迹并不是空穴来风，也不是无缘无故，因为创造奇迹的人满足了创造奇迹的条件。

从大环境上来看，有人认为上世纪七十年代是历史夹缝中的青春，八十年代开花，九十年代结果，什么事都酝酿于七十年代。我觉得他们指的主要是七十年代初期。前面是“文革”的轰动期，后面是“改革”的轰动期，前后的社会环境都是轰轰烈烈，而七十年代初期却是相对安静，而且知青诗人们又是地处偏僻的水乡。然而我认为，这种安静不是安逸、安宁的安静，而是一种内心隐藏着苦难的安静。在苦难的安静中，青年诗人的灵魂世界躁动不安，甚至燃烧起灼烈的火焰。处于这种情势下的灵魂蓄蕴着抗争和创造的生命的精神力量，他们注定要以颠覆性的举动铸炼自己诗学的语境。

从地域文化的环境来看，这些知青都是从北京城区过来，他们虽然是在乡村中生活，但和养育自己的北京市有着天然、密切和深度的联系。当时主流以外的精神探索的北京青年，积极而艰难地按照自己的意志跋涉着，读书沙龙最受精神探索的北京青年的欢迎，白洋淀的知青们积极地参加了他们具有精神凝聚力的活动。尤其是诗人芒克和画家彭刚联络诗人多多成立中国现代第一个先锋派组织，说明他们的精神探索有着明晰的先锋意识。

仅从北京和中国新诗的关系来看，北京不仅是新诗的策源地，也是新诗曲折发展探索的主战场。在新诗发展的几十年间，在北京这个特殊的地域，诗人们不仅绵延着新诗文化，也积淀了新诗的现代主义精神。新诗文化和现代主义精神不仅一直在北京上空飘荡，散发着诱人的味道，也在北京大地深厚的土壤里扎根，发育壮大着自己。尽管这种文化和精神有时候不是作为主流的地位而存在，但它作为地域和时代所产生的精神却生生不息，所以我们就看到，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x小组”和“太阳纵队”能够作为另类在北京出现。虽然白洋淀诗群偏居于乡村，但他们精神的根系却深深地扎在北京精神土壤的深处。作为生活的群体他们在白洋淀，作为精神的群体他们却在北京。其实，从新诗的创始到如今，北京一直孕育和隐藏着一个精神诗派，而且精神的力量越来越强，形成了一个风吹不散、雨冲不走的“场”。北京积淀的现代主义精神的“场”滋养了白洋淀诗人思想的发育，也催生着他们的先锋意识。

芒克等诗人不安定的灵魂和北京积淀的现代主义精神以及北京青年求索渴望的融合，成了他们创造奇迹的土壤和温度。

就诗人本身来看，被称为白洋淀诗人三剑客的根子、芒克、多多，家庭都有接触外国文学作品的条件，芒克说他当时读俄国文学作品和欧美文学作品，崇羡美国“垮掉的一代”的生活态度，读王力翻译的波德莱尔诗作。垮掉的一代作家虽然作品里写了反社会的事件和动作，但作家骨子里是通过精神苦闷的人表现追寻精神的自由和抗争。波德莱尔是一位苦吟诗人，他以痛苦的精神反叛浪漫主义，意象的创造以及所蓄蕴的精神力量震惊世界。芒克受垮掉的一代和波德莱尔文学的直接影响，精神的抗争力量和潜意识的想象力都被撞击唤醒而发散出来。1971年夏天，芒克吟出了“那暴风雪蓝色的火焰……”令根子和多多的反应猝不及防。【8】联系到芒克稍后创作的《城市》和《天空》等诗作，我们从中会深深体会到，那种在痛苦中追寻精神的抗争时时爆发着躁动不安的诗学力量。

所以我想说，芒克和画家彭刚诗人多多创立先锋派，既是应有之义，也是名至实归。虽然，白洋淀诗群是自然形成的状态，但并不是放羊式的自由散漫，而是有意识地对现代主义诗学的追寻，所以芒克才创造出了典型的深度意象，并且达到了中国新诗的至高境界。虽然他们当时并没有文学时代的自觉，但那种精神的抗争和现代主义的追寻，使他们成了中国新诗的具有史学意义的先锋和英雄。

对于象征主义诗学的鼻祖、现代主义诗学的先驱波德莱尔的诗作《恶之花》，和现代主义的经典诗作、西方现代派的扛鼎之作艾略特的《荒原》，我通过反复研读曾经得出过自己这样的结论：现代主义诗学的本质是诗人在痛苦的灵魂世界中精神追寻和生命力量的抗争。联系上述对于芒克的分析，我认为芒克作为中国的先锋派已经触底现代主义诗学的本质。虽然深度意象的诗学概念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美国诗坛出现，但在西方现代派的创作实践中，深度意象已经很早就在诗人潜意识和前意识中流淌或迸发为幻象，只是当时没有这个诗学概念，以后的诗人只是沿着这个路径继续探索和完善。幻象，是现代主义诗的意象的极致，正如现代主义艺术大师毕加索说的，艺术是说真话的谎言。在这里，“谎言”和幻象应该具有同样的内涵。而芒克诗的意象就是说真话的“谎言”，或者说是诗人深度意识里感觉的幻象。所以，芒克在口号诗的语境中创造深度意象这种现代主义诗学，是诗人探索的必然结果。

从诗的语言角度来看，芒克虽然受西方象征派、后期象征派诗学深厚的滋养，但他的语言自然、生活化，超越了象征派诗人涩晦的语言，具有后现代主义诗的语言口语化特色。

以上，从芒克受北京精神和西方现代主义诗学的滋养，积极探索深度意象的诗学内涵，以及自然、生活化语言三个方面的分析，我认为芒克当时的探索已经跟世界诗坛接轨。

但这种接轨是暗合式的接轨。芒克是在现代主义诗歌鼻祖波德莱尔那里获得了诗学营养和美国垮掉的一代的创作态度。鼻祖诗人的作品里蓄蕴着世界性的美学思潮，这种美学的潜流具有极大的生命力量，也许芒克天资具有现代主义诗学的感觉，他在那种美学潜流里感觉到了现代主义的冲击力，所以他的探索暗合了西方现代派诗人的探索，因为他们都是在看不到出路的痛苦中跋涉。

与西方现代派诗人一样，芒克等人作为先锋者颠覆了自己存在的环境，从反主流中成为主流，他们对后世的启迪和引领也必然具有史学的意义。

首先表现在对新诗潮的影响。新诗潮虽然是全国性的诗歌运动，但北京民刊《今天》则是一个具有引领意义的平台，一个群体性崛起的重要平台。芒克和北岛是这个平台的主创者和两大主将，北岛负责小说编辑，芒克则负责诗歌编辑。“今天”传承和创造了新诗的追寻精神，加之时代的呼唤，新诗潮迅速把中国新诗拉向一个超越历史的强势状态，新诗从来没有这样深入人心，而北京精神诗派也由此凸显出来。芒克和多多是白洋淀诗群的代表，北岛也很早就和他们有联络，具有相近的精神探索倾向，而且多多在《今天》十周年纪念会上获得今天诗歌奖。显然，白洋淀诗群直接影响新诗潮的崛起是不应该怀疑的。甚至从某个方面也可以说，新诗潮是白洋淀诗群精神探索的继续。

其次，深度意象时代虽然是后新诗潮直接催发，但在意象的探索上和白洋淀诗群却有直接的链路。后新诗潮喊出了“ps北岛”，但不论是诗人抑或学界，对于白洋淀诗群却越发重视起来。后新诗潮主要是在新诗理念上对诗坛的影响，在创作上并没有形成影响力，而白洋淀诗群尤其是芒克、多多从潜意识里流淌的令人心驰神醉的深度意象却越来越表现出他们的影响力，并且越来越显示出后代诗人对他们反刍的意味。

其三，白洋淀诗群在地下性、艰难性环境中的新诗发展的探索精神直接传承到“今天”诗派，按说这种探索精神也应该传承到深度意象时代，然而，除了顾城和海子等诗人之外，却让我们产生了些许的遗憾。

三、没有先锋和英雄，深度意象时代也可能会沦为平庸

在《论深度意象时代》这篇作品中，我具体分析和论述了深度意象时代经历的潜流期、潮流期的承续过程。这是从“势”的角度来判断的，因为中国新诗诗学的发展存在一个美学的思潮，不论是潜流还是潮流，都有一个发展的大势在催促着诗人们不能停止的探索的步伐。所以，在进入深度意象时代之初就出现了顾城和海子两位高标诗人。这种诗学现象是新诗发展的一个客观规律，每一个新诗发展的时代都会出现代表性诗人，而代表性诗人的出现又具有新诗发展的史学意义。

顾城和海子的出现在于他们诗学探索的先锋意识，然而两位诗人的不幸去世也为深度意象时代的诗坛带来了巨大的损失。失去了先锋，就失去了高峰，就失去了凝聚，就失去了引领。虽然顾城和海子也是以平民化的姿态进行探索和创作，这是因为新诗发展到今天的情势的必然，然而，顾城和海子的探索精神和创作实绩的确塑造了诗坛英雄的形象。

对于深度意象时代的诗学探索的平民化、大众化现象应该从辩证关系的角度来看待。它虽然是中国新诗发展的一种整体成熟的标志，诗学的探索呈现出整体的高原态势，并且在高原上崛起了诗学的山峰，如顾城的深度意象在魔幻世界里运行，海子把原型意象用现代思维演绎到极致。那么现在深度意象时代的诗人该怎样另辟途径、突破自我，再行铸造一座山峰呢？然而不进则退，探索的沉寂甚至有可能导致诗坛的平庸。

而突出的实质性问题在于，诗人们已经缺少了潜流期探索的勇气和精神。

思维和精神的安逸只会让探索的力量减弱。缺少了与现实的激烈碰撞，灵魂的世界不可能点燃灼烈的火焰，那么，作品的精神含量也就会出现空虚。虽然诗学拒绝商业化和政治化的渗透和干扰，但诗人毕竟处于一个不能脱离商业和政治的社会环境，各种非诗的元素时时在干扰甚或在撞击着诗人的感觉。如果诗人选择逃离，即使继续探索深度意象，诗学的力量和它的引领意义也势必会有减弱。因此，深度意象时代在热切呼唤：白洋淀诗群当年的先锋意识和英雄壮举在新的时代以新的态势出现。

先锋是现代理念。在古代和近代，先锋性质的人是我思，是启蒙，而只有在现代，先锋才有了先锋的理念。它已经超越我思和启蒙，它是反思，反思就超越了自我，把历时态和共时态的思想融合在了一起；它是自由的创造，启蒙是针对愚昧而言，而自由的创造则全面解放了人的感觉。先锋不是一个符号，也不仅仅是一个理念，而是一个执着跋涉者的形象。所以，先锋是唤醒渗透现代意识的诗性感觉的冲锋号，先锋是观察美学潜流的火眼金睛，先锋是蓄蕴思想财富的里程碑，先锋是精神凝练的大熔炉，先锋是灵魂搏斗永久的主战场。先锋就是这个样子，他不但要颠覆和改变历史，更要引领和创造历史。

英雄一定与壮举联系起来，有单纯的壮举，有复合的壮举。复合的壮举就诗人来说，他的诗性思维满满地充溢着先锋意识。否则，即使做出一些单纯的壮举，也不会引领时代的美学思潮，说不定一座外表巍然的大楼会被时代美学遗弃，成为一个毫无价值的废墟。时代的美学思潮起初一定是潜流，潜流涌动形成地火。如果一开始就是虚张声势，所谓的美学思潮说不定正在被潜流推向没有生命力的沙滩。

所以，感悟和发现这种潜流我认为应该成为真正的诗坛英雄的重担，这种重担甚至会压得诗人喘不过气来，他只能默默忍受，成为一个诗学精神探索的苦行僧。

苦行僧是孤独的人。里尔克之所以成为全世界最重要的诗人之一，还是他在少年的时候就已经开始积累，这个积累就是孤独。“在孤独的压力下，他越来越多地转向诗歌写作”，后来诗人感受到“一种灵魂的神秘内心独白，它潜藏在思想中，伏线千里，遥遥释放”。里尔克感觉自己成为一个“孤独者，无法认可任何人，除了他自己”，感觉自己成为一个“宇宙的隐士”，能够听到别人都听不到的东西，倾听和孤独成了诗人的特征。诗人用诗这样表达：“我感受到一个时代的所有魅力/它的姿态和形体均堪称伟大/它唤醒那些自由开放的人/他们，前额发亮，从喧嚣的/人群中升起，进入最高级的孤寂”。【9】1922年，里尔克在孤寂的境域里沉醉了将近四十年，诗人终于完成了影响世界诗坛的不朽之作《杜伊诺哀歌》。在孤独里感悟和探索，并且不断积淀诗的力量，是成就诗坛英雄的条件，也是苦行僧诗人作为诗人的优势。

苦行僧有信仰，他的血是灼热的。不论是强调到如何高度的诗的词语，还是我强调到极致高度的深度意象，它们并不是仅仅作为冷冰冰的文本存在，它们都是诗人奔突的热血所浸泡，所熔炼。杨炼从《蓝色狂想曲》到《诺日朗》虽然从主观意象转到原型意象，再到自己乱发竖立、令人钻心的《大海停止之处》这首享誉海内外的诗作，虽然他强调自己要做到中文语言的极致，但分明让我们一直感到他早期的热血贲张一直在热血贲张，情绪和精神的张力令诗人和读者激动不已。因为他认为，诗要有活生生的灵魂和热血在，如果在你的诗里只看到一种冷血，一种冷漠，那你的诗就死了。即使在他的原型意象里，我们也能感受到滚烫的热血：“我活着，我微笑，骄傲地率领你们征服死亡——用自己的血，给历史签名，装饰废墟和仪式”（《诺日朗.血祭》）。

杨炼在海外漂泊，进入了一个新的存在背景，但诗人仍然不敢逃离现实，而是进入一个诗歌、现实和存在的混杂世界，无奈和焦虑的情绪在灵魂深处放大。美国著名诗人金斯堡认为他把生存的痛苦这个世界文学的老问题，由中国文学提供了最新的版本。歌德认为诗人要洞彻痛苦的精神，因为痛苦的精神是绝对不灭的永恒存在。从“人类的写法”的角度来看，这种洞彻痛苦精神的诗学应该成为人类的精神财富。

所以我认为，杨炼之所以几十年来以探索的精神在诗坛跋涉，创作出能称得上高原上一座山峰的《大海停止之处》，一个重要的因素是诗人的热血在灵魂的世界里一直在燃烧。杨炼承继了新诗潮思辨的精神，虽然诗中偶有深度意象闪现，但他还不能称为典型的深度意象诗人。然而，他的关于热血和灵魂的诗的理念和创作态度，应该对深度意象诗人的探索有启迪意义。

杨炼的探索精神让我们认识到，诗人不应该脱离和逃避现实，热血不应该冷却。

虽然， 一个时代的诗人有自己独特的存在环境，一个时代的诗学有自己独特的追寻，但探索和追寻的精神却是诗的永远的力量。强化这种内在的力量，或许是诗人们抑制深度意象时代滑向平庸的诗学支撑。

注释：

【1】枣红马《深度意象时代》，2020年2月28日中国诗歌网。

【2】《三叶集》27页，转引自谢冕《新世纪的太阳》，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11月，47页。

【3】参见孙玉石编选《象征派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5月，7、8、10页。

【4】蓝棣之选编《现代派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4月，9、15页。

【5】谢冕著《新世纪的太阳——二十世纪中国诗潮》，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11月，124、130、207、235页。

【6】参见蓝棣之编选《九叶派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5月，11、12、29页。

【7】同上，29、30页。

【8】参见多多著《依旧是——多多诗选》，台北市秀威资讯科技出版，2013年9月，246页。

【9】（美）拉尔夫.弗里德曼著《里尔克：一个诗人》，周晓阳、杨建国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1月，16页、46页、98页、9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