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的诗歌  诗歌的世界

——略谈翻译与诗体创新

傅  浩

上古中原华夏诸国的汉语诗歌体式主要以四言为主，现存实例可见于《诗经》。南方的楚辞是杂言，可以说是压韵的长短句，其实是受上古百越诗歌影响的汉语诗歌，其来源可见于我国已知最早的翻译诗《越人歌》。五言诗据说始于西汉李陵的《与苏武诗》。果真如此的话，那就有可能受到了匈奴诗体的影响。佛教于东汉传入我国之后，汉译佛经中大量的诗歌韵文对汉语诗歌的发展起到过重大作用。据说汉语的四声和反切就是受印度梵语的启发而发现和发明的。曹植借鉴梵呗发明了汉语诗歌的吟诵方法。谢灵运对梵语颇有研究，著有专文《十四音训叙》，他的诗歌创作在音律方面显然受到了梵语诗律的影响。其后才有了沈约概括的四声八病说。可以说，梵语诗律对于在唐代才得以完善的近体诗（律诗）的形成有直接影响。近体诗中的绝句尤其适合配乐歌唱，旗亭画壁故事中诸伶人所唱即皆为绝句。据说李白等人的绝句传到了西亚地区，化为波斯语诗歌中的鲁拜体——一种韵式为aaba的四行诗体，十二世纪波斯诗人莪默·伽亚谟的《鲁拜集》就颇得诗仙神韵。而这种诗体后来又传入突厥语中，成为维吾尔人喜闻乐见的诗歌形式。据说日本的俳句也源于汉语的绝句，而前者现在已经成为一种世界流行诗体了。另一种世界流行诗体是自由诗体，而且它无疑是当今世界上最流行的诗体了。

诗体从一种语言移植入另一种语言当然要通过翻译，但往往不是简单复制，而是有所改造，尽管有时是不得已或无意识的。尤其宗教文献，重在达意，形式则不免被稀释简化。公元前三至二世纪由希伯来语译出的希腊语“旧约圣经”《七十子希腊文本》中想必就有把诗体译成分行或不分行的散文体的情况。公元四至五世纪译出的《通俗拉丁文本圣经》中则无疑有将韵文译成散文或将格律诗译成自由诗的实例存在。最明显的例子可见于1611年问世的英文本《詹姆士一世王钦定圣经》，其中《诗篇》、《雅歌》、《耶利米哀歌》等以及散见的诗体经文，都被译成了散文。这些散文体译诗即英语散文诗的滥觞。据说惠特曼也是受圣经中译诗文体的启示而始创自由诗体的。汉译佛经也是类似情况，只不过其中的伽陀（偈颂）大多被译成了五言或七言的无韵诗体了。与我国的五言无韵诗体极相似的是英语中的无韵诗体，其抑扬格五音步律是萨利伯爵于十六世纪在翻译古罗马史诗《埃涅阿斯记》的过程中创用的，后来被确认为最符合英语习惯的诗律，对英国诗剧的贡献尤大。莎士比亚用这种朗朗上口的韵律把英国诗剧推上了巅峰。弥尔顿继而用它吟诵出了英国最伟大的文人史诗《失乐园》。尽管希伯来语、梵语和拉丁语原诗本来就是不压韵的，但经翻译引进后的散文或无韵诗体，在希腊语、汉语和英语中却是全新的创造。二十世纪初，庞德把费诺罗萨用散文体翻译的中国古诗润色成了自由诗，就被认为是为英语世界发明（或杜撰）了中国诗。而在许多近代语言中，包括汉语在内，新诗或现代诗几乎就等于自由诗，而自由诗无疑是翻译的产物（或副产物）。不妨说，诗体的创新大抵是横向移植的结果。

由上述可见，世界的诗歌从来就不是一座座孤岛，而是一个个开放的城市。诗歌的世界早已是由发达的交通和通讯网络勾连一体的宇宙。一代又一代知名和不知名的译者正是这伟大工程孜孜不倦的建设者。

2020年11月1日

世界诗歌译介与传播

复旦大学   海 岸

中西诗歌翻译已逾几个世纪，中西诗歌翻译的实践可追溯到晚清诗人苏曼殊、马君武的文言格律体翻译，最早的白话译诗在胡适尝试白话写诗的同时首开先河。20世纪20-30年代从事诗歌翻译实践与译论研究的大多为诗人兼翻译家，如郭沫若、闻一多、成仿吾、徐志摩、朱湘、戴望舒、梁宗岱等，他们的新诗创作与翻译实践互为作用，共同推动中国新诗运动的发展，迎来了中国新诗史上的一个“黄金时代”。80至90年代，中西诗歌翻译与译论研究翻开了崭新的一页，重建辉煌的老一辈翻译家，如卞之琳、王佐良、袁可嘉、钱春绮、许渊冲、飞白、江枫、屠岸等为新时期文学的复苏做出了巨大的贡献。20世纪真可谓是中国新诗创作与翻译互为作用的时代，也是中西诗歌美学思想相互汇通的时代。进入新世纪后，新一代诗人出入译界，为诗歌翻译带来一股清新的空气；他们遵循“诗人译诗、译诗为诗”的原则，在阐释与重建诗歌文本的过程中吸取养分，融入到自身的创作中，为置身其中的当代汉语诗坛与译坛带来新的活力与繁荣。

十多年前，我曾编选出版过一本《中西诗歌翻译百年论集》（2007），旨在梳理与总结中西诗歌翻译并不漫长却充满“论战”的百年历程，便于我国高等院校从事翻译的师生、科研人员、诗人、译者，尤其是广大的诗歌翻译爱好者，全面地了解我国诗歌译论研究的历史、现状及其发展趋势。从“信达雅”、“化境说”到“多元互补论”，更兼“直译”、“意译”、“风韵说”、“形似论”、“神似论”、“三美论”、“三兼顾”等等，20世纪所有重要的汉语诗歌译论尽收囊中。编选原则注重诗歌翻译实践与诗歌译论研究并举，因为脱离翻译实践，就谈不上翻译理论，空洞的译学理论不能有效地指导翻译实践。重点选编老、中、青三代在诗歌翻译领域颇有建树的翻译家的译论；同时兼顾西方译介中国古典与现代汉语诗歌的史料与个人经验。近十年有关诗歌翻译的理论研究及实践迅猛发展，去年赵振江教授主编的《中国新诗总论》第六卷翻译卷出版，可谓是《中西诗歌翻译百年论集》的补遗，相信这些书的出版必将推动我国诗歌译学理论与实践的发展。 

而近十年外国诗歌的翻译和出版持续升温，版本纷呈。如果没有相应的导读、注释和批评本的出现，越来越多的中译本会让读者难以进入，无所适从。人们关注的诗人往往只是认可，而不是理解，没有理解的认可往往落入装饰品之列。2016年复旦大学文学翻译与研究中心开始策划“十九首世界诗歌批评丛书”希望通过专家精读的途径，将一系列已被中文读者认可的诗人“从装饰的门槛带向理解的殿堂”。2017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顺利获得当年度“上海高校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出版工程”资助，关于“批评本系列”我在2017年首届“国际诗酒文化大会”上做过“诗歌翻译2.0”的发言。2020年11月该系列的第一本《狄兰•托马斯诗歌批评本》（海岸 著）出版，我今天也把出版的样书带到此届的“国际诗酒文化大会”现场，以推动世界诗歌译介的深入与发展。批评本体例分导读（诗人生平与诗歌述评）、精读代表性诗作十九首（原文+译文+注释+评析）、扩展阅读、诗人诗论（含译介综述）、参考文献书目。丛书各分册通常以一个诗人为对象，由导读、文本和诗论三部分核心内容构成：各分册主要撰稿者，须是该外国诗人诗歌的长期研究者，对该诗人有多年的学术积累，适当编选中外学者撰写的可读性较强的诗歌评述，帮助读者从各个角度深入理解诗人的创作特色和价值。

今天，我还想重点谈谈中国新诗的外译与传播。十多年前我在编选那本《中西诗歌翻译百年论集》（2007）时，发现中国诗歌在英语世界的翻译与传播已历经几个世纪，但重心无疑落在中国古典诗词，对新诗的译介显然起步晚、影响弱，但也经历了中国古典诗歌从欧洲英伦传入美国的相似历程，在近三十年间获得迅速的发展，经历了从译介朦胧诗派到第三代诗人、70-80后诗人的转向，却也承接了西方源自《玉书》译介中国诗歌的文化传统。今年疫情期间，我收到美国诗歌翻译家柯夏智（Lucas Klein）发来的《中国诗歌与翻译——是非得失》（柯雷/柯夏智 编，Chinese Poetry and Translation：Rights and Wrong，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2019）。这本在2018年由荷兰莱顿大学主办的研讨中国诗歌翻译的论文集似乎也提供了相关佐证。全书收录“译者观点”、“译学理论”和“译作影响”三部分15篇学术论文，有4篇论述中国古典诗词翻译的论文，3篇论述俄国形式主义文论、波德莱尔诗歌、策兰诗歌译本在中国的影响，而涉及中国新诗英译研究论文高达8篇——詹恩·玛丽·努内斯（Jenn Marie Nunes）以女权主义者视角英译余秀华诗歌；顾爱玲（Eleanor Goodman）谈英译郑小琼、许立志、王小妮、臧棣诗歌的得失，近年来“打工诗歌”俨然成为海外关注的焦点，不仅成为柯夏智、柯雷、顾爱玲等研究者关注的焦点，后者还英译出版了《铁月亮——中国打工者诗选》（2016）；安敏轩（Nick Admussen）考察费正华（Jennifer Feeley）英译香港诗人西西诗选、温侯廷（Austin Woerner）英译欧阳江河诗选以及他自己英译哑石诗选的经验而提出“呈现式翻译”（embodied translation）观念。柯雷的压轴论文是对新世纪20年间出现的《玉梯》（威廉·赫伯特/霍布恩英译）等中国新诗英译选集的述评。

早在2012年春，我应《中国社会科学报》之约，写下第一稿《翻译与传播：中国新诗在英语世界》，后从“中国新诗的译介与传播述评”、“从《玉书》到《玉梯》的文化传统”、“介入与揭示绝非是想象”和“中外译者需要真诚合作”四个方面扩展为一篇学术论文，在2014年春发表在《东方翻译》上。2017年夏来成都-泸州参加首届“国际诗酒文化大会”后补充了诗人吉狄马加诗歌作品在海外出版与传播的细节：

吉狄马加，这位彝族伟大的诗人带着浓郁民族性的思考，从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和命运等人文角度入笔，以诗歌的方式向世界倾诉历史、倾诉民族文化。2014年，南非乌卢鲁（Uhuru）出版公司出版他的英文诗集《群山的影子——吉狄马加诗选》（Shade of our Mountain Range——Jidi Majia’s Selected Poems）；2016年英国奥罗拉（Aurora）出版公司出版他的英文诗集《身份》（Identity）；美国夏威夷乌诺阿（Manoa）出版社出版他的英文诗集《我，雪豹…》（I，Snow Leopard）；2017年美国旧金山倾倒（Kallatumba）出版社出版他的诗集《从雪豹到马雅可夫斯基》（From the Snow Leopard to Mayakovsky）；2018年夏威夷大学出版社出版美国诗人翻译家徐贞敏（Jami Proctor Xu）英译的吉狄马加诗集《火焰与词语》（Words From the Fire）。近年来更多翻译家以波兰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希腊语、土耳其语、斯瓦希里语、捷克语、亚美尼亚语、法语、塞尔维亚语、罗马尼亚语等二十多个语种在海外转译出版。四川人民出版社汇集出版了20余种语言、54个版本的《吉狄马加的诗歌与世界》。他的诗歌汉语原文非常优美，诗人对故乡彝族山川的深情眷恋跃然纸上；例如，他的诗歌《自画像》“用奇妙的想象构建的童话世界让人想起爱尔兰诗人叶芝早期的诗歌，译者梅丹理简练的英文更让我们联想到叶芝的诗句，译者似乎谙熟诗人的用心，很巧妙地用英语把这种用心直接地表现出来没有增加多余的修饰，语言简练质朴，保留了汉语中两种角色之间的张力，为读者留下丰富的想象空间。”

八十余年中国新诗英译史，乃至几个世纪的中国古典诗歌英译史，表明成功的译本往往离不开中外诗人间的真诚合作。无论是早期理雅各（James Legge）与王韬合作翻译《诗经》，宾纳（Witteer Bynner）与江亢虎合作翻译《玉山》，还是后来的译者如杨宪益夫妇、王红公（Kenneth Rexroth）与钟铃、罗郁正与舒威霖（William Schultz）、丁祖馨与拉菲尔（Burton Raffel）等都是绝佳的例证，为中外合作英译中国诗歌提供了非常有益的示范与启示。2008-09年间，吉狄马加和我也曾编/译出版过一本《中国当代诗歌前浪》，在“第2届中国青海湖国际诗歌节（2009）”推出。“前浪”选编了中国大陆80位大多在20世纪60年代出生，至今在世界范围内坚持汉语写作的先锋诗人的作品，也收录了代表更年轻一代审美取向与文化观念的“70后”、“80后”的诗人作品。“前浪”以汉英双语形式呈现新世纪全球经济一体化背景下，具有悠久诗歌传统的中国当代新诗全貌。诗歌英译大致可分为两类：学术翻译和诗人翻译，全书约二分之一的英译出自英语世界一流的学者、诗人、翻译家之手，如霍布恩、柯雷、戴迈河、凌静怡、西敏、梅丹理、戴维等，余下部分先由我提供英译初稿，再分别与当年旅居上海的美国诗人、2008-2009年度中美富布赖特访问学者徐载宇（Lynn Xu）合作完成，海外版最终由比利时-西班牙的国际诗歌出版社（POint Edition）顺利出版，并在欧洲最古老的“第48届马其顿斯特鲁加国际诗歌节（2009）”开幕当天首发，随之进入当年的德国汉堡国际书展与比利时安特卫普国际书展。

经历了近几年的译编工作，笔者才深刻地体会到霍布恩在英译诗人杨炼《同心圆》时的那番感言：“要想提高汉英文学翻译的质量，惟有依靠英汉本族语译者之间的小范围合作。汉语不是我的母语，我永远无法彻底理解汉语文本的微妙与深奥；反之，非英语本族语的译者，要想将此类内涵丰富的文本翻译成富有文学价值的英语，且达到惟妙惟肖的程度，绝非是一件容易的事。可一旦同心协力，何患而不成？”值此国家大力创导“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转型期，中国新诗的外译工作方兴未艾，目前从事这项工作的诗人、翻译家太少。在此笔者呼吁全国社科规划部门更应将中国诗歌外译的工作纳入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规划中，激励更多的青年才俊参与其中。总之，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深入，各国文化交流日趋频繁，中国新诗英译的前景更值得期待。毋庸置疑，在西方汉学界，无论是德国的顾彬教授，还是荷兰的柯雷教授，都颇为推崇中国当代诗歌在世界文学领域所取得的成就。

译介文化与“世界诗歌”

霍俊明（中国作家协会《诗刊》社）

什么是世界诗歌？

——宇文所安（Stephen Owen）

2018年和2019年，每年正式出版（包括译介）的纸质诗集在4500种左右，尤其是在“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的一大批出版机构和长效的诗歌出版计划对诗歌出版、译介和传播都起到了推动作用，当然瓶颈也是存在的。

随着近年来国内外的各种国际诗歌节、诗歌活动以及译介渠道的多样化，加之各种社会文化力量的参与，中国诗人较之以往已然获得了更多的“世界视野”和“发言机会”，诗歌也被提升到民族寓言、种族触角和语种文化的层面，“中国是一个古已有之的诗歌文明体，中国的诗歌写作是‘大国写作’，而不是那种小格局的、小语种国家的写作。”（欧阳江河《当代诗歌应恢复“大国写作”传统》）

“译介的现代性”或“转译的现代性”一直成为百年中国新诗的必备话题，而诗歌译介确实对中国新诗的历史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尤其是最近二十年以北岛、西川、张枣、王家新、张曙光、黄灿然、傅浩、张曙光、汪剑钊、田原、李以亮、高兴、树才、陈黎、李笠、李以亮、范晔、桑克、杨铁军、徐淳刚、王敖、程一身、伊沙、马永波、晴朗李寒、远洋、舒丹丹、薛舟、倪志娟、范静哗、张文武、欧阳昱、周伟驰、赵四、雷武铃、王嘎、周瓒、姜涛、张桃洲、胡续冬、周公度、陈太胜、阿九、胡桑、包慧怡等为代表的“诗人翻译家”使得诗歌译介取得相当大的成绩。

诗歌译介在近些年持续升温。这是以诗歌为基点而辐射到文化、意识形态和国家形象的“走出去”和“走进来”的跨语际、跨文化、跨国别、跨民族的多元对话过程。这一过程不仅与中国诗歌译介及其影响和效果史有关，又与中国对所谓的世界文学体系的想象、参与、反应和评估有关。例如加拿大皇家学院院士、诗人蒂姆·柳本认为西川、翟永明和欧阳江河是中国的“曼杰施塔姆一代”。

从目前来看，“从国外译入”和“向外语译出”在中国诗歌这里是不对等的，占明显优势的仍是前者。需要强调的是外国对中国诗歌的译介仍是以杜甫和李白为代表的中国古典诗歌为主，现代诗只是占了很小的一部分。而与此形成反差的则是中国对外国诗歌的译介和输入呈现出开放和多元的趋势。以20世纪世界诗歌译丛、新陆诗丛、巴别塔诗典、蓝色东欧、雅歌译丛、雅众文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典诗歌文库、磨铁诗歌译丛、俄尔甫斯诗译丛、小众书坊、“诗歌与人”、红狐丛书、镜中丛书、当代译丛、诗苑译林、浦睿文化、桂冠文丛等为代表的诗歌翻译工程不再是以往欧美诗歌的一统天下，而是向以色列、叙利亚、伊朗、墨西哥、哥伦比亚、罗马尼亚、圣卢西亚、巴西、智利、日本、印度、韩国、葡萄牙、秘鲁、黑山共和国等更多的国家拓展。

显然，中国诗人对“世界诗歌”的想象和实践也越来越明确。美国汉学家宇文所安在1990年的那篇影响深远的《什么是世界诗歌？》一文中曾经批评了东亚诗歌以及中国当代诗人向“世界读者”“瑞典读者”以及“世界主流语言”靠拢的倾向。在全球范围内，很多国家和地区的诗歌辨识度正在空前降低，而“可译的诗歌”确实越来越普遍，而诗歌中的人性、现实感、普适性经验、地方性知识以及民族语言的创造力确实有所弱化。

与此同时，诗歌的国际化视野也助长了一些假想中心主义的全球化写作幻觉。跨文化、跨语际的诗歌交流实际上并不是对等和平衡的，而是“差异性对话”，往往会产生失重的状态，比如叙利亚诗人阿多尼斯就坦诚说道：“因为能读到的译本不多，我对中国文学的认知还是有限。”而这一不对等的关系再加之区域文化政治和不自觉的意识形态性而影响到不同国别诗人的判断力和自信程度。

我所了解的些微诗歌译介与国际传播情况

杨  克

我不是翻译家，没有翻译发表或出版过过外国诗歌作品。机缘巧合，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我的个别诗作己有外国汉学家翻译为英日文，发表于国外诗合集。九十年代初，美国诗人将我30多首诗翻译为英文，日本汉学家也翻译了一批。至今我己出版和马上要出版的有美国、日本、西班牙、英国、罗马尼亚、韩国、蒙古国、埃及8个国家7种外语个人诗集。其他被翻译发表和收进合集的语种还有德、意大利、俄、法、越南、印尼、孟加拉、波兰、芬兰、挪威、匈牙利等。而日语，日本诗歌年鉴亦有我的介绍。

首先，不是我联系众多翻译家为我翻译，而是二十多年来，他们先后自个就陆续翻译了我的诗。比如澳大利亚汉学家西(Simon Patton)，我至今没有见过他，二十年前，我在北大做访问学者，他从澳大利亚到香港的大学工作一段时间，写电子邮件给我，说研究中国诗歌，想到广州见面，我回复了，说我人在北京，寄了我的中文诗集给他。大约8年内，我们通过各种邮件，也还陆续有寄书，他前后便翻译了十几首我的诗。也把他的英译传给我了。他所翻译的诗，是他自己挑的，而不是我选给他。也不需要任何翻译费用，彼此也没有讨论过给那里采用。之后，十年没有联系了。2017年，中澳作家会议，我询问了澳大利亚诗人，才知道西敏尽管是很出名的汉学家，但生性不喜交往，现住在澳大利亚南部。美国俄克拉赫马大学出版社出版我的诗集，需要他授权。我联系不上他，出版社电邮说还等一个星期，再联系不上，就只好不用他翻译的那一部分诗歌了。可赶巧，最后一两天，出版社联系上他授权了。他们都是英语世界，如何网络上查找，最后联系上的，我也不了解过程。当年西敏翻译时，有过好些电子邮件沟通，比如《风中的北京》，他会问我写的时候，脑海里和笔下的这个“风”，是多大的风，因为英文词汇只有微风、台风等具体的风，没有统称的“风”，还有比如会问我“保尔”是谁，因为他并没有读过《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不明白这是个什么人，我需要回复他有关这本书在中国的影响。等等。再就是1993年，美国长岛派著名诗人大卫.艾诗乐(David B.Axelrod)来广州外语学院做英语外教，他那时己经出版了16部诗集，而广外当时还是教育部直属有影响的外语高校，他是美国佛尔布莱特（Fulbright）一个援助计划派来的教授。想认识广州的诗人，时任英语学院讲师的巢圣便介绍了我与之认识。那时我是《作品》普通编辑，还不是副主编，我们只是个人交往，并不是有关文化单位的文学活动。他以前去过发展中国家任教，也都翻译过当地诗人作品。于是说起这个话题来，他翻译了我30多首诗。每次，都是艾诗乐、巢圣和我，在白云山聊天。我一句句阐释我几首诗的中文的意思，巢圣将我的话翻译给他。然后巢圣回去将诗译成英文，艾诗乐再改一遍，与西敏一样，他们都是文学交流中的义务翻译。一年多后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我的《陌生的十字路口》，附录了他们的英译部分，署名巢圣译艾诗乐校。艾诗乐还为我诗集做序。俄克拉赫马大学决定出诗集后，我电话联系了巢圣授权，但联系不上艾诗乐，他现在可能近80岁了。最后是美国的出版社给我邮件，他们联系上了艾诗乐。艾诗乐说署名巢圣便可，当初初稿主要是巢圣翻译，他主要是修改润色。欧阳昱也是好早前他办《原乡》时译发的，电子邮件请他签字授权。杨宁没见过也无联系，当初是美国乔治梅森大学歌德学院举办诗歌活动，他们自己从我的新浪博客上找的诗，发纸条给我，给了邮箱，说需要我授权翻译为德文英文，并制作学院诗歌节海报。我当然同意了。待我出诗集需要英译授权，翻查博客纸条，找到联系人，才知道不是联系人翻译，我当初同意后，他们找了杨宁翻译，并给我杨宁现在国外的邮箱。而梅丹理（DenisMair），前些年也翻译过我的《电话》等。这样，英文诗集中的70多首诗，大约57首，本来就有了翻译。决定联系出版后，我电子邮件找了梅丹理，请他补充再翻译十来首近年的，翻译哪些，也是他决定的。特别需要感谢梅丹理的是，他承担的是一个很繁重的工作，就是要把二十年间众人翻译的诗，也就是诗集中的绝大多数诗作，润色为大致相近的英文风格，不能一本诗集里，英文风格五花八门。而我的诗，又基本上都是外国著名诗人汉学家翻译的，对他人的风格统一润色，还必须尊重别人的劳动，保持别人英译的样貌。

经朋友介绍，我电子邮件联系了俄克拉荷马大学的诗人副教授石江山（JonathanStalling），他帮我找的出版社编辑，好像是一位女编辑，迄今我也没有见过石江山和责任编辑。先是要找三位美国名批评家教授或者诗人分别写出读书报告，必须他们认可，过了几个月，说这三个人报告评价挺好的，可进入下一个程序，可并没有告诉我这三个学者是谁，我也无联系。也就是还要编委会开会投票，可否出版。两个月后，说编委出差等凑不齐人，又过了几个月，说编委会投票通过了。梅丹理来过邮件，说他在美国，见了责编。大学的责编特别强调要语法合乎标准，梅丹理说看来得反复沟通“斗争”半年，因为诗歌的语法与语言学的语法，确实有区别，不应有这么多定冠词。出版费时三年，国外亚马逊网上书店卖书几个月了，我一直没有收到样书，反复电邮，最后才知道我的地址他们写错了，在广州的海关压了快三个月了。而日语，我特别要感谢汉学家佐佐木久春教授，我从2000年至今参加日本诗歌节五次，其中4次是他联系安排的，包括先后在东京大学，早稻田大学和日本诗人俱乐部演讲，惭愧的是，我未邀请过他来中国。竹内新翻译了我的诗集，我也无以为报。

英文诗集在美国英国日本等亚马逊都有售，日文也都是上架书。去年我去英国利兹大学，想买两本，一个硕士生上网查，说英国的亚马逊卖光了。美国有人写英文信给我赞扬的，。英国近日准备出我20首诗的中英文对照，我建议只收19首，向古诗19首的中国伟大传统致敬。英国诗集终审是资深诗人、英文诗刊数十年主编，她托人给我写邮件，说我的英文翻译她觉得很好。而有的中国诗人的英译是中国人或者外国非诗人翻译的，用的词汇太旧。澳大利亚名诗人副教授来邮件说她特别喜欢《走向花山》《有关与无关》等，评价颇高。而诗集出版后我没有去过美国，也没有写信询问反响如何，只知道出版社送了一些美国诗人，与我大陆台湾出版的中文诗集类似吧，就是我的诗集不畅销，但也都能上架销售卖掉。

几个题外话：

1.必须有好的外国母语译者，只能是人家国家的汉学家和诗人翻译我们的作品，而不是随便叫一个懂点外语的中国人将诗译成外语。而有一本翻译得好的英文诗集非常重要，因为其他语种的翻译者，也都会英文。所以，一个诗人的诗，有比较好的英文翻译，与中文同时作为母本供翻译者参考，这提供了便利。使其他语种更有可能选择来翻译。比如我的西班牙语种，一个译者熟悉中文，但润色的西班牙诗人作家，他不懂中文，他的外语是英文，他加工时，除了看已经将中文翻译过去的西班牙译文，还可参照英文。罗马尼亚文的译者也借助了英文。这与各种语种的中国古典诗歌翻译选本，有不少参考了法国朱迪特•戈蒂耶（Judith Gautier, 1845—1917)法译本《玉书》（Le Livre de Jade）类似。所以，英译非常重要。

2.在东京大学我日文诗集研讨会上，日本批评家、教授、诗人认为，意象具体的诗，比较好翻译，比如，《在东莞遇见一小块稻田》中的句子“拧干自己，像一件白衬衣”，就比“内心澄澈”翻译起来更准确而不会陈词滥调。我的英文诗集《地球苹果的两半》之所以用这首诗做书名“地球是一个苹果/字母O 是上帝挥起球棍/击中的棒球 在宇宙不停翻滚”他们认为，亚当夏娃在伊甸园被蛇引诱吃苹果，导致特洛伊战争的金苹果，苹果手机，苹果在西方非常具有象征意味，读者很容易接受。形容地球是不停翻滚的棒球，这个隐喻也都能认可。而接着说“我得意这很美利坚的隐喻/却醉心于祖先的太极哲学 东西两仪/犹如首尾相衔的阴阳鱼/这个概念因你而异常清晰”把地球各半球日夜黑白说是太极图，有中国文化元素。这是日本学界间接对英文诗的评述。

3.在翻译中常被询问的是

中文诗可以不加主语的地方，在英文诗和别的语种诗里经常需要加。所以遇到译者必须加主语的地方，会与我沟通。中文往往也不确定单数和复数，比如我的《高秋》“此时北方的长街宽阔而安静/ 四合院从容入梦 如此幸福的午夜 ”无论意大利语还是什么语种，与英文问的都是一样的问题。写的是作者本人的四合院，或是谁的四合院，还是所有的四合院？而汉语的含糊性，我在回答韩国诗人提问时说过，恰恰是诗性多义性的呈现。

诗歌翻译其实也是再创造，比如我的《在东莞遇见一小块稻田》，“厂房的脚趾缝”，竹内心先生直译。佐佐木久春教授翻译为“厂房的猫的额头”，东京大学副教授林少阳与我说，日本人形容窄小之处为“猫的额头"。

以上仅是个人作品被翻译过程中，所了解的皮毛情况。

中国的诗歌，也是世界的诗歌，不是走向世界。而是，就在世界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