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贫攻坚战，既是一项关系到民生大计的重要的国家行为，又在客观上为参与其中的诗人们提供了新的写作契机。诗人们离开家，到陌生的乡村“精准扶贫”，在切身体验历史大事件的同时，不断充实着自身经验。当真实生动的基层生活、富有温度的心灵体验与诗相遇，他们的诗歌面貌也在无形中变化着，而汉语新诗也因此获得了更强大的容纳能力，变得更丰富、驳杂。这是我阅读《诗刊》社中国诗歌网“奋斗在扶贫第一线的诗人”系列作品的直观印象，下面我从两个方面来细谈自己的感受。

首先，我想谈一谈新诗中叙事与抒情的关系。扶贫工作不是一句空谈，而是由无数具体而琐碎的事情构成的。当这些事情触动了诗人的神经，他们的讲述欲望也随之而生。因此，对事件的讲述，在这些扶贫题材的诗歌里占据了重要的份额。周碧华的《陈家湾纪事》、阿炉·芦根的《我的帮扶户》、也人的《邓启明露出了浅笑》、周孟杰的《“第一书记”扶贫记》等组诗中都出现了具体的事件和人物。有的读者可能会问：在信息爆炸的当代社会，每天都有无数的新闻产生，事件之多，只有你看不到的，没有你想不到的。为什么诗人们还要花费这么多心力去记录这些凡人琐事？惟一的解释就是，当诗人们亲临扶贫现场时，这些人和事切实地冲击到、至少是打动了他们。在情感的催逼下，他们必须一吐为快。从这个角度来看，“事情”确实是个值得玩味的词语。

批评家杨昭曾谈到“事情”一词之妙，我循着他的思路继续阐释了这个概念：所谓“事情”，就是“事”中有“情”，有“情”才会有“事”，“事”与“情”融混在一起，难以拆析。海燕的扶贫小说《小康之路》就记载了大量的事件和事情，其中一些事不乏记忆点。小说的时间跨度长达数十年，读者也仿佛跟着女主人公一起成长。如果没有足够多的事件描写，那么小说的抒情就可能会落空，变得空洞而不接地气，只有在幼年贫困、奋发求学和艰难奋斗的件件小事中，读者才能真正地认领小说要表达的浓情蜜意。同理，新诗中的叙事，不应只视为一种脱离于抒情的技巧，还可视为抒情的一种手段，它与抒情不一定是对立的，相反，二者常常是胶着粘连，密不可分。李欣蔓的《裂变》正是一组融情于事之诗。她写留守儿童“脸上和手上长满皮癣/这肮脏的赘生物令人心痛”（《留守儿童》），写乳腺癌患者“暗淡的天空，她却一头撞到光明/满身的创伤被雨水浸泡”（《与中营村一位乳腺癌患者交谈》），字里行间都充满了对他人的同情。而《空巢老人》一诗，虽未直抒胸臆，却通过塑造剪影式的造型感让我们感受到空巢老人的困境：“土埂上，他们背靠背/像一个驼峰，接住落日。”这些诗歌寓事于情，通过真挚的共情性，向我们证明了诗的尊严。

其次，再谈一下新诗的“速记”与艺术性。在脱贫攻坚的大历史中，许多事件和经验都值得记录，免不了产生“速记”式的诗歌。这种情况下，“有感而发”是一把双刃剑。诗固然需要有“感”，但这个“感”若是轻浅无力的，那它也会稍纵即逝。我并不反对游戏式、小品式的诗歌，但诗的形式、风格应该与题材兼容。落实到扶贫这一题材里，诗若写得过轻过浅，就很难有说服力。因此，扶贫题材的诗歌更需要用深沉之“感”去支撑其艺术性。换言之，写扶贫，不能只是走马观花，而是要深入体会，并调动内心更深层次的诗意。北乔的《入村记》并没有停留在“入村”的表面，他将眼前所见与个人内在相映照，赋予了诗歌更纵深的内心体验：“一切安然，惟有我的心不平静/脚步坚实，虚无在膝头摇晃/我希望，我害怕。”郝炜的《我所理解的嘉陵江》将个人经验、地理水文与精神世界相结合，通过诗歌，为我们再现或重新发明了一个不一样的嘉陵江。而刘笑伟、杨杰、安琪等人则注重在艺术性上另辟蹊径，展示出诗艺的可能性。其中，刘笑伟、杨杰的《喊一声“兵支书”》共有10小节，从不同的侧面塑造了一个立体的“兵支书”形象，这种以点带面的人物写法值得借鉴。安琪的《小叙事诗——吕梁山护工许艳平》直接以“小叙事诗”命名，从护工的外貌写起，回顾其经历，再将时间线引回现在。全诗篇幅不算长，却注重叙述技巧，起承转合皆见自然。此外，周明的《傍晚的夕阳，落在背篓里》、范剑鸣的《在群山中眺望尘世》都注重谋篇布局与诗美经营。王单单的《暮春之初》《新作十首》稳中有醇熟，《易迁户》从对位思维中揭开诗意，《拉水记》用鱼的形象写人的孤独，“天地间，就他/孤零零地，站在/湿漉漉的公路上/像一条鱼，丢失了/身上的鳞”。《早春》有绘画之美，更妙在“密实的梨花丛中/昨夜大风，将那儿吹出一个窟窿/两间瓦房，隐约其中”，这个留白式的结尾，留出的正好是诗意。结尾处以画面带动诗意的写法，也出现在他的《冬至》《在开往花鹿坪的公交上》等诗中，“刀/插在棕树上/已经生锈”，“一个拦车的人，瞬间被/遗留在尘埃里，支在空中的手/被迫用来，和我们告别”。这样的结尾让人忍不住脑补当时的场景，通过想象领略余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