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漂泊与流浪，这是有关我的一生

“任何时候就停下来/喝喝咖啡/或者是茶水/我走/我跑/没有目的/或者可以的话，就写写我的旅行/我累了/我就说/我要回家了/漂泊与流浪/这是有关我的一生。”（《关于我的一生》）

一个没有漂泊与流浪经验的人，很难读懂这首简单的诗所蕴藏的生活味道，所承载的心灵重量。“大美至简”可能表达的可是这种境界，它击中了人类心灵中最隐蔽的那部分情感。

“希腊的地面是否有我家乡的土地贫瘠/螳螂都看出了我的穷困……”（2011/《无语》）

这是一个少年漂泊者的贫困，简单的二个句子，映像了很多生活中的实质性内容。那个时候，这个少年诗人还只有17岁。

“就在那样的三月/我失去了一季的雨水/总是说/等到来年三月。”（2011/《有一年三月》）

从时间上判断，“我提到我要买一辆耐用的摩托车”的要求，是在去希腊前还是希腊后待考。据我分析，应该是在去希腊后，这符合生活逻辑。诗人并没有说明向谁提出买耐用摩托车的要求，是父母？还是外公外婆、爷爷奶奶？或者是其他的什么人？用这种故意设置的“模糊性”，增加了诗歌文本的神秘性，不确定性，营造了一种“欲说还休”的想象空间。

“想着父亲，亡灵和希望/描绘出一种，新的仪式/苦楚和雨夜还会不会/如期而至……选择在我出生的九月/请求你下咽/下咽，我额头前的垢痕/还有身上隐畮的疮疤……母亲/是谁，让我错过了那么多/让我谦卑地替你将雨鞋换上/今夜我可不可以不用启程/今夜，母亲。”（《今夜，母亲》）

这是一首非常冷色调的诗歌，稍有人生经历可以窥见蒋在童年经历的复杂性。“他许诺的烛光在深夜里，映照了我的母亲/我把我的内疚，都苦涩地含在嘴里。”（《你把我含在嘴里》）“想着父亲，亡灵和希望。”这个句子透露出什么消息？我不愿意去猜测。但有一点似乎可以证明：诗人蒋在有同一般少女截然不同的成长经历。

“母亲/是谁，让你错过了那么多，让我谦卑地替你将雨鞋换上。”也许，母亲是不可宽恕的。诗人在少年成长过程中是一种生理性自然的叛逆？还是一种心理性的社会转型期叛逆？我们不得而知。

“这个国家/男人的皮带和纽扣带着/热烘烘的气息/结束我的眼泪……另一个七年/看见，伊斯坦布尔/在日落中升起或者悔改。”（2014/《伊斯坦布尔》）

费利特·奥尔罕·帕慕克（Ferit Orhan Pamuk），土耳其当代最著名的小说家，西方文学评论家将他与马塞尔.普鲁斯特、托马斯·曼、卡尔维诺、博尔赫斯、安伯托·艾柯等相提并论，称他为当代欧洲最核心的三位文学家之一。1952年6月7日，帕穆克生于伊斯坦布尔。他在《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中说过这样的话：伊斯坦布尔的命运就是“我”的命运：“我”依附于这个城市，只因她造就了今天的“我”。“我”出生的城市在她两千年的历史中从不曾如此贫穷、破败、孤立。她对“我”而言一直是个废墟之城。“我”一生不是对抗这种忧伤，就是（跟每个伊斯坦布尔人一样）让她成为自己的忧伤。

许多早期作家在书写伊斯坦布尔时往往养成这种习惯——在他们歌颂城市之美，用他们的故事迷惑“我”的同时，“我”却想起他们已不住在他们所描述的地方，反而偏爱伊斯坦布尔西方化后舒适的现代化设施。“我”从这些前辈那里得知，只有不住在这里的人有权对伊斯坦布尔的美大加颂扬，而且不无内疚：因为一个以城市的废墟与忧伤为题的作家，永远意识到幽灵般的光投射在他的生命之上。沉浸于城市与博斯普鲁斯之美，就等于想起自己悲惨的生活和往昔的风光两者差距甚远。

女诗人蒋在游历伊斯坦布尔的时候只有20岁，她为什么去的伊斯坦布尔，这一切都是秘密。为什么“另一个七年/看见/伊斯坦布尔/在日落中升起或者悔改？”这对于读者是更大的秘密。

是因为“我点上蜡烛/逼迫这张手掌容纳其他的父亲/他点头同意了。”为什么要点上蜡烛？逼迫这张手掌容纳其他的父亲？为什么他（这个父亲）点头同意了？一个秘密接着一个秘密。是因为“想起父亲/亡灵和希望？”还是“今夜，母亲/你别等我太久了/我去了你不能想象的地方/你不要再等我了。”（《今夜，母亲》）这是一连贯的疑问和秘密。诗人同母亲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亡灵和其他的父亲等等都是秘密，读者并不需要弄清楚这所有的秘密。读者不需要弄清楚亡灵和其他的父亲，更不需要弄清楚，“我去了你不能想象的地方，你不要再等我了。”这个不能想象的地方到底是不是伊斯坦布尔？或说是拜占庭、罗马或者荷兰都不重要了。只要生成了诗歌的象征性和美学蕴藉，那么就是一首非常有品质的诗歌了。

（二）举起灵魂伸向你

1557年，德意志历史学家赫罗尼姆斯·沃尔夫在其整理编纂的《历代拜占廷历史学家手稿》中，为了区分罗马时代以前的古典希腊文献与中世纪拜占廷帝国的希腊文献，引入了“拜占廷帝国”这个叫法。这个称呼来源于其首都君士坦丁堡（伊斯坦布尔）的前身——古希腊的殖民地拜占廷城。

17世纪之后，经过孟德斯鸠等人的使用，这个称呼逐渐被西欧历史学家广泛应用，来区分（实际上相当不同的）古代罗马帝国东半部与中世纪的、希腊化的拜占廷帝国。

蒋在《重返拜占庭》其实也就是对伊斯坦布尔的“前世今生”进行历史性、文化性、宗教性的缅怀和文化打捞。

拜占庭帝国在将经典知识传递给伊斯兰世界的过程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其最重要的印象却是东正教会。早期拜占庭的传教士将东正教传给了斯拉夫人。到今天为止，大多数斯拉夫人以及希腊人信奉东正教。而东罗马帝国的建立年代和灭亡年代被定义为中世纪的开始和结束。

“前往以弗所的途中/我们走过墓地/两条路旁放着棺木/镶嵌在上方大理石的雕塑/是头顶的另一端。”（《重返拜占庭》）这涉及到诸多复杂的历史问题。有历史专家这样认为：不论是巴黎还是伦敦，都不敢说它们是欧洲文明的中心，但伊斯坦布尔可以理所当然这样讲。他的话确实不无道理。拜占庭保留了希腊罗马的很多文化成果，以后由十字军运动和教士传到了欧洲，甚至在与当时的大帝国保加利亚角逐中差一点将整个欧洲变成东正教的势力范围。如果这样，当今西方世界的面貌会是另一个样子。

以弗所是地中海东岸保存得最完好的古典城市，也是早期基督教的重要中心。据说圣母玛利亚在此度过她生命的最后日子。

“和我去/一个更远的地方。”（《一个更远的地方》）并不是简简单单地理学的距离，物质时空的距离，诗人所透露的是人与人之间文化上的距离，精神时空上的距离，这种距离比地理学上的距离更隔膜，更遥远。

“我将献上/我所拥有的一切/一个没有珠宝穿孔一一那少女贫乏的耳洞。”（《举起灵魂伸向你》）这首诗不仅仅抒写了人类肉体之爱还写到了灵魂之爱，这都极为惊世骇俗。“我的眼里/除了漫向你边缘的嘴唇/别无他物/我又该如何/举起灵魂伸向你？”（《举起灵魂伸向你》）

这是写的一段异国恋？忘年恋？前文中还出现了“三十五年/等待，给了我唯一的心愿。”（《举起灵魂伸向你》）

这是一个少女向爱情的祭坛献祭？

还是爱情之神阿佛洛狄忒故意设置障碍或说圏套，不得而知，正是这种多义性和模糊性再次凸现了诗歌文本自身的象征性和独特的美学范式表达。

诗人罗伯特·邓肯早就提出“人类可能发现的秩序或强加在他们周围事物之上的秩序……是无足轻重的，因为他们还可能在这些事物之上发现神的秩序或大自然的秩序。”

正如莉莎·罗伯逊(Lisa Robertson)所言：“当资本将女性视为生殖与消费那可怜的可恶的密码的时候，我们的唯一选择是，熄灭创造之火。我们一定要成为历史上逆向乌托邦的幽灵……我们拒绝有所作为。”(《如此牧歌》)刘艾伦(Alan Liu)把这种拒绝视为对信息社会统摄逻辑的反抗，指出其精神实质是迁就差异，将身份、公民属性、种族等过去牢固的概念吸收进来，消化成“团队合作”和“技术理性”的概念。

蒋在个性鲜明，她的叛逆性让她的“公民属性”和“诗人身份”得到了最大的彰显。诗人这种“人远天涯近”的辩证感情方式和孤旅漫游者的人生经历，已成为现代人对审美理想发展的期盼，即“由客体的真实，趋向主体的真实，由被动的反映，趋向主观的创造。”悠悠离愁，千种风情，尽在不言之中。

诗人蒋在能够在诗学之路上另辟蹊径，拒绝了类似汉娜·阿伦特所提出的同质性的“平庸之恶”，有一种“让草原着起火来”的女性思想者的节奏，任何有头脑的人都不能无视这个女诗人的存在。

（三）一个神性附体的诗人

波多尔的手杖是像指挥棒一样短又简洁的手杖，镶着秩序之力量的宝石，代表着等级、权利、尊严和秩序。蒋在《波多尔的手杖》显示了一种救赎性的力量。

“修女，赶来搂住这个孩子/楼房，蔷薇的航行/铁轨经过了平原/宇宙会打开他的脊背/写下，对这个孩子的焦虑与怜悯。”《波多尔的手杖/2014）

蒋在《无语》一诗写于2011年，在她标注的日期中可以看出，也就是说她十七岁左右就漂泊到了希腊，这是一个国际漫游者。是囧游还是求学？也许两者之间是交缠着的，但这绝对需要坚定的意志和向命运挑战的能力，漂泊是人间最好的道场。

“可是我们却一次也不能知道/因为我们是真的丢失了/最重要的哑巴/成为夜晚用哀求挖出来的洞。”（《夜晚用哀求挖了一个洞》/2013）这是来自灵魂骨髓里的孤独，丢失了什么？语言、自尊、苍冥的空间、疲惫的身体和灵魂、异国他乡的无奈，流浪诗人关于爱情的乌托邦，酒精、性、回忆、暴力和杀戮？这一切构成了巨大的荒谬和虚无，只能是夜晚用哀求挖了一个洞，希望找到灵魂的亮光，并到达彼岸。

博尔赫斯说，上帝已经为我们制造了一个迷宫，我们还需要另外制造一个吗？这个迷宫，我以为就是天天包围着、纠缠着我们的自然生活，一个庞然大物，不可避免地重叠着琐碎，矛盾和复杂。诗歌就是对这个庞然大物在某一时刻的特写与放大，从而让我们的生命体验焕然一新。自然生活才是最大的迷宫。一个诗人的出处和来由，必定是和她的生活相关的。

我欣赏蒋在的这首诗：

“伊斯坦布尔的月夜，在雨后/躲在街区的墙边/久久地望着，湿漉漉的大理石/我只能窥视/窥视亚洲的生死/以旁观者的姿态抬起头/亚洲的嘴唇，像一朵玫瑰/迅速隆起/发出寂寞孤独的喊声/我向前将之抱住/你却在喊声中将我纳入/前面是死去的帝王沉睡的西方/背面是沉默忧伤暗淡的东方/我孤立其中/以痛苦的黎明/盘坐在祭坛的中央/百年磨损与故乡对望。”（《来吧，窥视》/2015）

这是巨大的乡愁，同样似鲁迅在《故乡》中的乡愁：

我无法分辨，只能用他们能理解的语言说话，或者干脆闭口不言，因为我能理解他们，他们却不能理解我，我成了他们熟悉的陌生人。

“走路”是鲁迅生命状态的重要特征，我在走我的路，而不是我们的路，我从群当中抽离，虽然孤独被放逐却有了新生的机会。现代意义上的独立的中国知识分子终于诞生了！不再依附于群体性的归宿，无论是故乡还是民族。虽然是如此地辛苦，承担如许的失魂落魄。

诗人蒋在一直在“行走”，“行走”成为了她的宿命。正如诗人荷尔多林道说神圣：那逝去的诸神，它们作为家园守护我们。于是，还乡意味着，人经验无家可归，并走近逝去的诸神，以期最终居住于家园之中。依据荷尔多林，无家可归在此意味着神性在场的空缺，此神性或者是古希腊的诸神，或者是中世纪的上帝，或者是近代人的神性。荷尔多林由此经验而追问道：“为何那古老的神圣的戏剧也沉默？为何那神圣的舞蹈也不再欢跳？”（参见《面包和酒》，载《荷尔多林全集》，第二卷，斯图加特1946年版，第90页）

我认为蒋在己经是一个神性附体了的诗人。那么，她的又一个春天，是否就是塞缪尔.约翰逊所说的：“若是你厌倦了伦敦，那就是厌倦了人生。”

我们确实需要：准许自己永远饱含深情，采下世界上所有的花！

（作者系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