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小凤：20世纪末至新世纪初，以互联网为主要技术的新媒体平台强势覆盖全球，横扫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对社会大众的生活方式、交往方式、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都形成了颠覆性的冲击。在新媒体语境下中国诗坛也不例外，新诗的创作与传播、形态与特征、发展态势与走向等亦发生诸多变化。正因如此，新媒体语境下中国新诗的生存状态一直是当下诗歌界聚焦的重要话题。今天邀请诸君共同探讨在新媒体语境下中国新诗的生存状态及未来发展等方面存在的问题。

蔡 蓓：说到新媒体语境下中国新诗的生态，不得不提21世纪以来中国新诗发展呈现出来的最大特点——“全民化”的“盛景”。首先，当下社会可以说处处可见诗，从网站、论坛、博客到微博、微信，再到如今的自媒体公众号、短视频，甚至地铁站和酒瓶上都有诗；各种诗歌朗诵会、诗歌节、诗歌奖、诗歌研讨会也是层出不穷，许多推介诗歌的平台拥有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订阅量，每晚读一首诗已成为不少人的一种新的夜生活方式，诗歌好像已渗透进每个人的生活中。其次，诗歌在此起彼伏的“新文体”传播中常常能引发一轮又一轮的话题讨论，如废话体、梨花体、羊羔体、啸天体、秀华体、忠秧体、浅浅体……在网络上不仅引发民众热议，还引发了一波又一波的写诗潮，似乎每个群体中都有人在写诗，不仅诗人们在写诗，而且大学生、中小学生、村民、农民工、工人、快递员……也都在写诗，形成了一个“全民写诗”的热潮。从表面上看，今天的诗歌发展确实欣欣向荣、热闹非凡，但写诗的热闹景象是否就是我们当下诗歌生态的真实现状？这就很值得诗歌界探讨。

吴 瑶：新媒体的出现扩大了诗歌的传播。目前在“全民化”诗歌传播方面最成功的案例之一当属中国诗歌传播平台“为你读诗”微信公众号，该平台以“读首诗再睡觉”的口号成功跻身中国诗歌读者的电子“案头书”行列。相较于传统纸质文本，“为你读诗”微信平台作为新媒介给诗歌读者提供了更便捷的视听双重体验，因其“即时性”而打破时空的限制，无疑对诗歌的普及大有裨益。新传播媒介的出现使读者既能保持传统的自由读（看）诗的方式，也能听到诗歌界的翘楚为“自己”朗读诗歌。从诗歌传播的意义上来看，至少依托各种新媒体平台人们可以随时随地成为诗歌的读者（听者），在这一点上，诗歌阅读的“易捷性”可以说为诗歌的传播“全民化”起到了重要作用，让诗歌走在一条“全民化”的道路上。

罗小凤：中国诗歌网的“每日好诗”微信公众号近年来对诗歌的“全民化”传播发挥了重要作用。“每日好诗”栏目自2015年创办以来，已成为一个影响广泛且极为重要的诗歌品牌，尤其是2022年“每日好诗”直播号的开设，更是为全民参与读诗、评诗甚至写诗提供了机会和平台。在“每日好诗”直播间里，每天晚上都有一位诗人、一位评论家和一位主持人跟全国的诗歌爱好者进行交流，这种方式为诗人、诗歌评论家和读者提供了直接交流的平台，显然对诗歌的“全民化”传播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普云凤：就我目前了解的情况来看，小红书上面的诗歌作者和读者也非常多，但是所谓的“多”和“好”其实经不起推敲，一些在小红书上做诗歌分享做得很好的人，也就几千人的粉丝量，这个粉丝数量和国内庞大的网民数量相比几乎等于无。抖音是纯粹以短视频为主的平台，也有作家和诗人入驻抖音，但就我目前的观察来看，还是一些带有“网红”性质的作家和诗人拥有更多的流量。比如余秀华的粉丝数量有92万，但这些粉丝中认真读过她作品的人又有多少？比起她的作品，更能吸引人的是她所谓的“满嘴脏话”、对婚姻的决绝、惹人悲悯的命运，等等。我们不得不承认，像余秀华这样在社交平台拥有这么多流量的诗人的作品都无法得到正视，更不要枉谈那些“老实巴交”的诗人的作品。

这是一个泛娱乐化的时代，普通人宁愿去看短视频里“三分钟带你读完《百年孤独》”的讲解，也很少有读者真正去读完一首诗。从这方面来说，诗歌的传播还是让人忧虑。至于新诗的“全民化”一说，我保留我的观点，但我坚持认为任何一个网络新媒体平台都是人在用“它”，尤其对于那些掌握流量密码的人。比如微信自带的视频等，都或多或少地在诗歌传播上有自己的流量，但仅限于诗歌作者内部的交流，这种交流就很难传播到普通民众当中去。

罗小凤：大家谈到的新媒体语境下写诗和读诗的“全民化”现象确实值得关注。早在2006年，陈剑就在《全民写诗大时代》一文中宣告中国进入了一个“全民写诗大时代”，由此“一股全民写诗的风潮一发不可收拾”。2012年，学者焦仕刚在《新媒介环境下新世纪十年中国新诗发展概述》一文中认为，“多年来新诗追求的平民化、大众化终于随着超级新媒介的出现而实现了，诗歌‘全民化’的时代到来了”。2015年，李少君在《全民写诗的“草根”时代》一文中也明确提出，“自新世纪以来，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当代诗歌借助网络及BBS、博客、微博、微信等新媒体的力量，进入了一个全民写作的‘草根’时代”。的确，网络、手机、户外移动媒体等新媒体全面介入人们的生活，中国新诗的发展格局、创作生态随之发生巨大变化。在此时代语境中，大部分诗人都倾向于积极参与到诗歌“全民化”浪潮中去，但中国新诗是否真的已走向“全民化”？之前学界比较流行的论调认为，中国诗歌从1980年代末期至1990年代初期便已处于“边缘化”的困境。那么，在新媒体语境下诗人是如何调整自己的写作姿态并参与到诗歌“全民化”浪潮的？显然，这也是值得探讨的诗学问题。

普云凤：我对于诗歌“边缘化”的说法保持警惕，也认为诗歌不可能实现真正的“全民化”，即便是当今传媒如此发达的时代。诗歌“边缘化”是基于1980年代文学的“疯狂”而言。我恰恰认为1980年代那种“疯狂”的阅读和写作浪潮是不可理喻的，是“病态”的，是长时间被宏大叙事笼罩后自我意识的“宣泄”。到了1990年代，社会经济开始高速发展，各行各业都回到它应有的位置上，文学和诗歌表面上受到了“冷遇”，可那才是一个正常的社会中文学该有的位置。至于诗歌“全民化”，无非是一波又一波的流量“密码”。

蔡  蓓：确实，诗歌是否需要追求“全民化”也是需要质疑的，“全民化”对诗歌的发展不一定是好事。现代诗从本源上说是西方个人主义的产物，是一种个体的文学形式，而不是集体的。相较于流行音乐、电影等大众文化，诗歌显然是一种小众文学形式。诗歌通常是通过语言、意象、节奏和韵律来传达情感和思想，这需要读者具备一定的文学素养和阅读能力；创作的目的是探索生命的意义和价值，是一种对人类内在精神世界的探索，是一个人和语言之间的个人对话，而不是追求大众的认可和接受。要在诗歌中表达集体情感也可以，但必须通过诗人细致深刻的个体体验建立通向集体经验和情感的通道。诗歌虽然也可以被广泛地传播和欣赏，但并不是所有人都喜欢诗歌或者都能够理解诗歌。因此，诗歌的受众相对较少，其创作目的也并不是追求“全民化”，而是保持诗歌创作的独特性和独立性。当然，诗歌也应当得到一定的传播和欣赏，以便让更多的人了解和欣赏诗歌的美和价值，但“全民化”对于诗歌的发展来说，并不是必要的和完全起正向作用的。

吴  瑶：还是以之前的话题“为你读诗”为例，其实“读诗”方式的多样化选择必定带来更多的思考，即读什么和怎么读，从这两方面出发，就能最大程度地促进诗歌“全民化”是“为你读诗”的旨归。“全民化”背后意味着能够获得惊人的公众浏览量，而这正是“为你读诗”公众号赖以存活的资本支持。值得思考的是，这种被框定设置好的“读诗”与期待中的“全民化”之间是不是又存在着某种悖论？因为迎合民众口味的另一面是对诗歌作品的有所扬弃，被弃的那一部分是不是能够完成对“全民化”的一种解构？我简单统计了2018年至2021年在“为你读诗”平台上出现的诗人作品，其中出现较频繁的几位诗人分别是：舒丹丹（20次）、黄灿然（16次）、海桑（16次）、余秀华（16次）、顾城（15次）、李元胜（15次）、海子（11次）、韩东（11次）、席慕蓉（11次）、林珊（10次）。从数据中我们可以对当下的诗歌生态有一个直观的了解。令人唏嘘的是，1920年代至1940年代的诗人作品在“为你读诗”平台上一篇也没有，难道作为当代诗歌资源的现代诗歌已经失去了读者？对于热爱现代诗歌的读者而言，平台上这种“读什么”的设置显然是不公平的。因此，我认为诗歌“全民化”这个判断其实是可以质疑的，至少在诗歌阅读层面，所谓的诗歌“全民化”显然并未渗透到诗歌肌理的深处。

叶  橹：对于现在诗歌界出现的“全民化”现象，历史是如此惊人的相似，但绝不是简单的重复。这个现象跟1958年新民歌运动中的“全民化”有点像，但也不一样，不是简单的重复，因为现在诗人的文化素质都普遍地比较高。我想这种倾向可能跟诗歌口语化有关。目前大众对“口语”有所误解，把口语诗当成口水诗，把口语化异化为通俗化，容易把“口语”与日常话语混起来，以为口语就是诗，因此大家都可以写诗。事实上，诗歌“全民化”是有问题的。因为诗歌本来就是小众化的，如果诗歌大众化了，那就不成其为诗了。有人可能有顾虑，以为小众化就是贵族化，但小众化其实并不等同于贵族化。当然从某种意义上说，将诗歌小众化理解成贵族化又未尝不可。因为诗是文学的最高形式，从这个层面而言，诗歌本身是高贵的，也可以说是贵族化的。比如中国古代诗歌中，白居易的诗就不是普通老百姓都能读懂的，而是少数人才能读懂。所以诗歌就是小众化的、贵族化的，不能是“全民化”的。

罗小凤：大家对诗歌“全民化”的质疑与警惕是正确的。事实上，新媒体语境下新诗的“全民化”不过是一个乌托邦式的神话，是对诗歌寄予各种期望和想象而形成的假象。新媒体是一柄双刃剑，在拉近诗与大众关系的同时，也降低了诗歌发表的门槛。网络、手机、移动媒体、户外媒体等新媒体平台的介入，使诗歌的发表与传播更为简单、快捷、容易，在大大降低诗歌创作的难度的同时让读者认为似乎人人都可成为诗人，诗歌于是被高速地批量生产。陈超在《“泛诗歌”时代：写作的困境和可能性》一文中将这个时代命名为“泛诗歌时代”。在这个“泛诗歌时代”，在新媒体搭建的平台上，泥沙俱下，鱼龙混杂，泡沫满天飞，好诗与“非诗”“伪诗”的界限暧昧模糊，逐渐在中国新诗界形成了矛盾、分裂的诗歌生态。因此，“全民化”其实是诗歌发展中应该要警惕的陷阱。如何警惕诗歌“全民化”的陷阱，让诗真正深入到人民大众中去并传达人民的声音，正是新媒体语境下诗人应努力探寻的重要课题。

罗小凤：正如刚才我们所探讨的，在新媒体语境下表面上的“全民化”让诗坛确实很热闹，但这都是表象。表面上看，新诗无处不在，大众参与度很高，但事实上在新媒体语境下新诗已被“符号化”。在许多场合，“诗”成为一种“符号”，被诗人或“诗歌运营商”用以进行“符号传播”以吸引公众的眼球。

在鲍德里亚看来，现代社会已从以生产为主导的社会转型到以消费为主导的社会，而消费社会的根本特征便在于符号系统的形成。因此，当下社会既是“消费社会”又是“符号社会”。在“符号社会”中，人们的行为逻辑被符号逻辑控制并主导，追求的是身份符号、地位符号、个性符号、品位符号、时尚符号等，因此各种符号充斥在各行各业及社会的各个角落。文化艺术领域同样如此，各种文化、艺术都已被“符号化”，成为一种符号再现与符号演绎。苏珊·朗格在《情感与形式》一书中将这些“符号”分为两种，即“纯粹符号”和“艺术符号”。她认为“符号的根本意义在于由一物代表或意味另一物，倘若符号代表或意味着自身，它就根本谈不上是什么符号”；“符号”的作用在于“替代”，是不具有“意义”和内涵的，强调“纯粹符号”是被抽空意义的存在体。进入新媒体时代后，我们谈论的“符号”都演变成为这种“纯粹符号”。

新世纪以来，中国社会最典型的社会特征是新媒体被广泛运用于各行各业，正如赵毅衡在《符号学》一书中所宣告的，“二十一世纪是符号学世纪”。中国社会当下已步入“符号时代”，形成“符号社会”的缘由与其进入新媒体时代密切相关。当下新媒体不仅是一种信息传播手段，更具有无限的自我拓殖性，会通过不断复制完成自我的再次生产；对“符号”的自我繁殖和扩张具有促进和推动作用，可供大批量生产各种“符号”。

身处新媒体语境和“符号社会”的新诗亦被“符号化”，在“符号社会”的运行规则中，“诗”的内旨被抽空、悬置而成为一种“符号”，大多数人关注的只是与“诗”相关的“符号”，而非“诗”本身；当大量优秀的诗歌文本被搁浅，就进一步呈现出明显的“符号化”趋向。因此，在新媒体平台上传播的诗歌大多是事实上的“诗符号”，而非“诗”本身。

标签化是诗歌“符号化”传播的一种典型表征。在当下诗歌界，口水诗派、垃圾派、下半身、北京派、华山派、“反克主义”等各种派系林立，“梨花体”“羊羔体”“新红颜写作”“打工诗歌”“草根诗歌”“70后”“80后”“中间代”“中生代”“乌青体”“揪揪体”“手枪体”等各种体式层出不穷，其实均为诗人自我贴加或被评论家、学者们贴加的标签。贴加的标签一旦走红，便让诗人和诗歌的价值骤然提升，究其原因皆在于“标签符号”所拥有的不可言喻、不可估量的“符号价值”。在这些诗歌派系和“体式山头”中，除了极少数诗人秉持严肃认真的诗歌姿态，大多数诗人并不潜心于诗歌创作，以致不少标签下的“主义”“理论”与作品创作实践严重脱节。在部分诗人、诗歌批评家和学者或大众媒体、诗歌新媒体平台和诗歌刊物竞相热衷制造各种“标签符号”的当下，“诗”只能成为一种“出场符号”。

正如沈奇在《“后消费时代”汉语新诗问题谈片》一文中指出，当下诗歌活动频繁，以各种名目举办召开的诗歌节、诗歌奖、诗歌研讨会其实都是“文化搭台、诗歌唱戏、资本捧场、政绩总结等等，诸般活动繁盛之相，从形式到本质，从手段到目的，无一不和市场经济下的其他‘行业’界面合辙押韵”。在这些繁盛的诗歌活动中，“诗”表面上是主角，但事实上真正出场的却是疏离、飘浮于诗歌本体之外的各种“符号”；在活动现场或各种媒体上鲜有人关心参加这些活动的诗歌质量如何，所关注的都是出场诗人的头衔、身份、地位与名气，至于是否名实相符无人过问。因此，“诗”不过是部分诗人出现在各种活动现场时的一个借指与代言文化的“符号”，彰显的是身份、地位、名气和价格。

由此可见，在新媒体平台和“符号社会”的双重语境中，新诗传播面临一个新倾向，即被传播的不是“诗”本身，而是“诗”的“符号”，而且是“出场符号”。这就构成了一种“符号传播”，在一定程度上是新诗传播的另一种迷误。如何让新诗传播立足于诗歌本身，给予诗歌最基本的尊重，无疑是未来新诗传播需要慎重对待的重要问题。

叶  橹：诗的“符号化”这个倾向可以理解成标签化。你们前面提到了赵丽华、车延高、余秀华、贾浅浅等诗人的诗，说起来有个不好听的话题，就是太多人有种伪崇高的心理，喜欢道德绑架。我刚发了篇文章《话说“道德绑架”》，就是专门讲这个问题的。我们读诗、评诗如果用道德进行绑架，很多诗人就都不行了。比如余秀华，很多人批判她，是因为看到她喜欢写性，但她的诗并不只是写性，还是有很多好诗的。再如贾浅浅，因为她写尿啊屎啊什么的，大家就都否定她，但她送过我诗集，我读过后觉得真还有些诗是不错的。那她为什么写尿写屎？那是因为她作为一个母亲看到自己孩子的尿啊屎啊，就想将自己当时的心态写出来，这是一个母亲的心态；但很多人只看到表面的字眼，一看到屎尿入诗就批判她，其实这就是一种道德绑架，这是现在很多读诗的人一个很大的障碍。现在有很多人的诗写得很高深，事实上却让人读不懂他在写什么，显然这也是一个写诗的误区。我觉得读者如果不能正确看待诗歌创作的艺术规律的话，专门从伪崇高的方面评判诗人，总是从道德角度去评判诗歌的话，中国新诗是无法发展的。余秀华有些诗虽然不好，但有些诗还是不错的；贾浅浅也是，有些诗真的写得不错。所以我们不要人云亦云，不要用伪崇高或道德绑架等方式去丑化诗人。因此，我认为所谓“符号化”就是把学术术语乱扣在诗歌上，这无论对诗歌发展还是对诗歌评论者都是一种“认识污染”，长此以往肯定会影响诗歌的发展。

蔡  蓓：诗歌的“符号化”倾向，意味着在新媒体时代许多被“符号化”的诗歌、诗人、诗歌体式与诗歌事件会如商品般被大量制造和生成出来。一方面，“符号化”能够刺激全民读诗、写诗和谈论诗歌，在一定程度上促进诗歌的大众化和诗歌的多元传播与消费，也有利于优秀诗作的诞生；另一方面，被“符号化”又意味着诗歌的创作被商业化、标签化，诗歌被交由消费市场体系以及非专业的公众群体来评价和打分，而由市场、大众所引导的诗歌创作只会更商业化和“符号化”。当诗歌的创作与评判缺乏更独立、更专业、更客观和更公正的评价标准的指引，真正好的诗歌作品就会被埋没在市场的喧嚣之外。

吴  瑶：新诗的“符号化”是现代消费社会不可避免的现象之一。消费作为一种全球现象，有着悠久且多样化的历史，尤其在现代物质世界这样一种场域中，物与欲的纠缠就显得更加复杂。现代性的两大突出特点就是现世化与世界化，这为新诗的“符号化”提供了注解。现代消费社会借助充满意象性的符码关系，承担构筑现世生活本身的“一体化意识”整合功能，这也就是为什么作为消费对象的诗歌被结构化成为一种“符号”而获得了权力。当下的诗歌消费已然不是诗歌艺术本身的消费，而是一种诉诸于意义系统的消费，即把诗歌作为一种能够突出个人的“符号”，一种个人加入“理想团体”的入场券，一种对“低位团体”的脱离。因此，可以说新诗的“符号化”是一种“一体化”的“无意识的纪律”。正如蔡蓓前面所说的，在新媒体时代，大量的诗歌、诗人、诗歌体式与诗歌事件被批量“生产”出来，其原因就是消费者追求的是诗歌象征性符码的意义。这是令人叹息的现实。我认为在面对这种被动且消极的局面时，不妨利用新诗被“符号化”后所衍生的意义系统，即只要消费是一种世界化的行为，其运行的基本机制——集团、阶级、种姓（及个体）的形式自主化就很难被割裂，借助这种无意识的规训力量，可为新诗传播的“全民化”积累读者资源。

普云凤：中国从不缺乏对文化的崇拜，因此我们不难理解现在的很多活动都要邀请诗人、作家出席，这虽然也是“符号化”的一种，但我反倒觉得这并不是坏事。我们要相信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这让我想起经典名著《红楼梦》，大观园的小姐们之所以能够有那么多闲情逸致来吟诗作画，就是因为经历了几代人的奋斗，到了她们这里已经彻底地衣食无忧，能够在琴棋书画等艺术才能上面展示个人的修养。诗人、作家出席活动的确可以在一定范围内扩大文学的影响，但我们也要相信时间的力量，当我们的物质生活达到一定的水平，生活就会适当“慢”下来。这个“慢”下来的过程，将会是人再一次“发现自我”的过程。从这一点来说，文学虽然什么内容都能写，但是真正到了文学只需要承担审美的层面，文学自然就是阳春白雪的东西。对于目前的诗歌生存状态来说，我们需要给诗歌一点发展的空间和时间，暂时不必过分忧虑。

罗小凤：从前面的讨论可以看出，新媒体是柄双刃剑，既为新诗的发展提供了平台，也为“全民化”提供了可能，但同时也带来一些问题，可谓有利有弊。现在需要特别注意的一个新情况是，在新媒体语境下人工智能快速发展，新诗遭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前几年出现了小冰写诗、AI写诗，今年又出现了ChatGPT，那么人工智能是否会替代诗人？

蔡  蓓：我们以往总认为人文创造类的工作中，凝聚着人类智慧的想象力、创造力、审美力、感悟力等创造的高度复杂的综合性智力成果，会是最后被AI取代的工作，甚至是无法被AI取代的工作。现在阿尔法狗来了，小冰来了，ChatGPT也来了，AI能做的事越来越多，表现也越来越优秀，我们就感到一种巨大的威胁扑面而来。ChatGPT作为当今数字技术发展的最新成果，不仅可以进行文艺方面的内容创作，也可以从事法律类、金融类和信息技术类的基础工作，还可以给学生授课，与人类进行高智商、高情商的对话，帮助人类解答各种问题，它带来的将是不可预知的变革。ChatGPT令人惊艳的表现与强大的“进化”能力，是否意味着在不远的将来AI会在许多方面超越甚至取代人类？颠覆人类作为创造性活动唯一主体的合法性地位？“文学即人学”以及以往指向人类的“作家”“艺术家”“评论家”等概念是否也将被解构？未来AI到底会促进还是阻碍人类社会的发展？到底是帮助还是扼杀人类文明的进步？目前我们都还不得而知。

当前更具现实意义的思考应该是透过AI反省人类自身的行为，以及人类发展中现存的问题。我记得罗小凤老师曾在多篇论文中提及消费主义和全球化带来文学环境的变化，从而导致文学创作与评论的浮泛化和功利化问题；“媒介化生产”带来的“诗性”流失和灵魂话语缺失，从而导致创作者、读者或评论家自身审美力流失的问题，等等。如果说如今AI的局限在于它们缺乏人类的感情、体验、自身经验和思维能力，由此生成的作品缺乏内在逻辑、情境性反应和“思”的内涵而无法打动人的内心，那么反观今天的许多文学创作者，事实上已经先放弃了自身作为独特个体的情感表达与创新性思考。从这个层面上来看，我们如何能责怪一直在努力学习和模仿人类智慧的AI呢？

在新媒体时代中，面对AI对于人类创造性主体地位的挑战，我们所有人是否需要反思人类中心主义和人本主义的思维基点。也许“后人类世”将会很快到来，人类更需要思考的是未来如何与AI和谐共处。例如诗人、作家、学者们可以借AI的帮助完成创作、评论和研究，当然这其中还存在许多道德和伦理的问题。我们可以预见作家、艺术家与AI合作完成艺术作品的创作，这样的作品也许会具有全新的艺术风格或艺术样式。有学者指出，AI创作的作品不能完全用人类中心主义的文艺批评标准去解读和衡量。也许AI在模仿了指数级的大量艺术作品的大数据后，创作的作品会更能接近世界存在的本原，甚至改写人类纪的主体观念。

人类创造AI，让AI模仿人类智能，但AI的智能升级、迭代和“进化”实际上是在超级复杂的数字训练模型之下进行的一种深度学习，遵循的是有别于人类智能发展的数字化发展规则，谁都不知道它的最终走向。波兰诗人切·米沃什在《诗的见证》一书中对此早有预见，21世纪的人类将“断然抛弃主要以生物学为标志的世界观”，将“不再通过那些使人与进化链中更高级的形式联系起来的特点来呈现人，而是侧重人的其他方面：那个对自己也感到神秘莫测的生命，那个不断地超越自身局限的生命的殊绝性、陌生感和孤独感。人将愈来愈与自己背道而驰……”无论如何，人类一直在试图超越自身生命和智力的局限，我们应当勇敢地拥抱未来，未来已来。

普云凤：我非常赞同蔡蓓的看法，我甚至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人类会被人工智能全面取代，人类纪将变成过去时。到那个时候，诗歌或者文学要往哪里发展已经不是我们能预知的问题。我思考的是，如果真的有那么一天，世界变成了人工智能的世界，它们自身难道不会存在发展的问题吗？正如厄休拉·勒古恩在其科幻小说《失落与寻找》中思考的问题一样，人类哪怕是坐在通往火星的移民飞船上，都会面临“眼前的”“需要解决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只是我们目前在作品中寄托的“可见”。世界发展自有其规律，如果人工智能完全替代人类，那么更高级的文学形式或将产生，文明甚至有可能不依靠文字就能实现文学审美享受……当然，所有这些“问题”不在我们目前考虑的范围内。

我们现在还身处“人类文明”中，因此我想谈一点更现实的话题。我认为当下诗歌面临的最大问题是诗歌主体性的缺失，这其实是一个具有共性的问题。西川在总结诗歌写作的几种类型时指出，有一些人的写作靠的是语言的惯性，也就是在阅读了一些诗歌作品之后自己也想着“写一点东西”。我非常同意他的这一说法。当下有些诗人依靠语言的惯性进行飞翔，但不一定能找到自己真正的着陆点，写作显得时断时续；写作没有连贯性就很难形成自己的写作体系，这样的诗歌写作其实就是缺少主体性的一种写作。这种写作其实和我们今天讲的“草根”“平民”现象非常像，无非是昙花一现，很难在诗歌上有自己的建树，是一种不成功的写作。现在网络上传播的许多“诗”，甚至不能称其为“诗”，但拥有非常高的点击量。如果我们把目光转回到诗歌文本上来研究的话，那些点击量非常高的作品不一定经得起是否是“诗”的推敲和质询。

叶  橹：我曾写过一篇文章《人性与任性》，谈到人性与任性的关系时认为任性是人性中的一种表现形态。每个具体的人都有自己的个性，而这种个性在很多时候会表现为任性，而很多文人都很“任性”。也谈到科学家们的“任性”，就是科学家们不断发明新科技，尤其是人工智能的出现导致未来到底是人指挥机器还是机器指挥人？如果将来都是机器指挥人，人性也就不存在了，只剩下机器的“任性”，这就是科学家的“任性”造成的局面。现在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大家可能觉得这是科学的进步，但反过来其实反而把人糟蹋了。当然也有种可能，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将来的人不会是现在这样；人可能会发展得更高级并始终能够指挥机器，那是很好的一种未来愿景。不过我还是有点杞人忧天，如果机器指挥人，人就会被机器控制，而机器是不讲感情的，那诗歌就真没法发展了。因为诗歌是写感情的，一旦人被机器指挥那就谈不上诗歌创作，没有感情了还写什么诗啊。所以人工智能写诗能写出什么好诗呢？比如小冰写诗，没有人类的感情在里面，只能是储存在机器里的语言材料的组合。诗歌这么发展下去就没必要存在了，因为一切都是科学，一切都是机器的“任性”，而没有人类感情的存在。

吴  瑶：也许是我天性比较乐观，我不认为人工智能最终会取代诗人。诚然AI写诗以及当下很火的ChatGPT的确写出了一些很优秀的诗歌，但这不能掩盖它们只是一种对数据库智能整合的事实。人工智能能够储存古今中外与过去此刻所有能够发现的诗歌，并通过对这些诗歌的分析和整合“制造”出一些诗歌作品。我用“制造”而不是“创造”这样的词，说明我对人工智能的诗歌写作又存在一种不乐观的态度。正像学者在《中国诗歌通史·现代卷》中认为的，“任何一种诗歌话语，其实都在遵循选择与合并的基本法则，而这种法则，既受个人性格、民族气质和时代气象的影响，也受文类因素的制约，因而有可师法的部分和不可师法的部分，但在艺术中发扬传统并不是原地的坚守，而是以它为动力，不断拓展和创新”。诗歌内在气象与艺术自觉的互动正是诗人独一无二的“创造”，不是人工智能所能模拟或“制造”出的。人工智能模拟的只能是一种过去式的话语，脱离不了先在的电子诗歌数据库“影响的焦虑”，它并不能指向未来。当人们意识到电子诗歌数据库成为一种艺术“成规”之后，诗歌对于当下经验的言说诉求就成为一种难以完成的能力；当诗歌作为一种成熟的阅读与欣赏“程式”，诗歌对于新的现代经验的言说就会造成阻隔。“制造”的诗歌虽具有诗歌的共通性，但无法表现诗歌的个别性。值得庆幸的是，新的诗歌起点往往是一种创新性的取代，即一种新的语言序列所建立的“程式”，而语言是人类独有的财富，诗歌语言更是其中最为独特耀眼的瑰宝。

罗小凤：大家都谈得非常好。在新媒体语境下，尤其是在当下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的时代，新诗发展既面临机遇，又遭遇挑战。在新科技的强劲冲击下，如何秉持新诗之为诗和诗人之为诗人的“底线”，或许是每个写诗与读诗之人都要经受的考验。

（内容来源：《星星·诗歌理论》2023年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