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中国诗歌的自我救赎

唐政

    胡适、沈尹默等为代表的“白话诗”虽然开启了一代新诗的风尚，但从文言古体进化到白话诗并非这些五四新文化先贤们心血来潮、突发奇想，而是诗歌自主化进程中的必然结果，也就是说，古体诗到了不得不改变的时候了，文言古体已经不能完全满足现时代的情感需求和新的文化、文明生成。
    而从胡适的“老鸦冒着风雪飞”到徐志摩的“在青草的更青处”，白话诗又经历了一次令人耳目一新的洗礼，从语言到意境的生成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同样，以穆旦为代表的“九叶诗派”和本土化诗歌的集大成者艾青，双璧闪耀，又为中国现代新诗注入了鲜活的血浆。原来那种直白的、略显生涩的、还没有完全从古风中脱胎换骨的诗歌渐被一种新的诗风所取代。诗歌在不断自省的道路上发生了波澜壮阔的变化。
    到了“朦胧诗”，尤其是语言和表现方式的革命，似乎对过去的诗歌来了一次斩钉截铁的告别。当“朦胧诗”人们带着一定的革命自觉性，激情满怀地为当代新诗呐喊的时候，特殊的时代性也为“朦胧”或“隐晦”的诗歌风格提供了一定的庇护或者说可能性。诗歌自主化进程又一次改变了中国诗歌的发展方向。
  “第三代”诗人们经历了“朦胧诗”时代隐忍和不断修饰的人格，从而更加渴望直面生活和人生，或者用简单的生活与人生构建他们的“诗情画意”，这也是与那个压抑已久终获解放的时代相生相息的。
    70和80年代的诗人们，则伴随着改革开放的阵痛，本想以决绝的心态拉开与前辈诗人们的距离，却苦于“朦胧诗”和“第三代诗”的强大加持，诗歌的公共语境和社会生态已经因傲慢而变得偏执，诗歌的自主化进程不得不因此转了一个小弯。
    90和00后无论在形式还是内容上都更像是一个开拓者，诗歌变成了一个无限开放的自由市场，里面不仅有各种琳琅满目的诗歌产品，且陈设华丽、缤纷，市声喧嚣而张扬。他们不再关注前辈诗人们在诗歌领域所取得的“苦难性成果”，甚至压根儿瞧不起他们的诗歌。诗歌理想因此变得更加自我和开放，意象碎片化，题材边缘化，主题去中心化，表达方式复杂化，表面上看去，他们的诗歌写得“洋气”而“丰满”，有复式的审美效果。诗歌的自主化似乎偏离了传统的轨道。
    然而，无论是诗歌圈内人士还是圈外人士，无一地都对当下诗歌表达了极大的不满，既没有虚假的繁荣又没有真实的沉寂，诗歌圈内热闹非凡，诗歌圈外一片狼藉，诗歌的生存状态既尴尬又无奈。偏偏这些年各种抄袭之风盛行，诗歌的生态环境遭到了极大的破坏。再加上诗人们不受节制的创新和变革导致了诗歌异化。在当时代，再要给诗歌下一个准确的定义都显得很艰难。
    有一个伪命题一直摆在我们面前：现时代，我们还需要诗歌吗？
    在《诗经》时代，政府的采诗官从民间采诗，而民间诗歌又是根植于民间生活中的精神样本，诗歌和生活几乎可以划等号。这一时期，无论是诗歌的生成方式还是诗歌的表现形态都是原始的、自然的、原生态的。
    而到了《楚辞》时代，浪漫主义浸润了那个时代的基本生活，诗歌开始变形，开始关注和揭示那些高于生活或者是生活停留在远方的真相。诗歌更多地成为了士大夫家族精神滋养和自我娱乐的工具。
    在文学高歌猛进的唐诗宋词时代，文人们游走天涯，互相唱和，而官员们以文为乐，文以载道，诗歌不再是普通大众的精神慰籍，而慢慢地变成了一种精英文化。即使像杜甫那样具有鲜明的现实主义精神的诗人，其诗风也有文人化的一面。
    到了当代，普通的知识分子也不读诗歌了，不再用（甚至羞于用）诗歌来表达日常情感，他们宁可沉湎于快餐文化带来的肤浅的情感享受，也不会从那些所谓的高雅诗歌中获得快乐。诗歌成为了一个狭小的圈子文化，诗人们除了自我消解，就是彼此消解，诗歌也慢慢地淡出了主流文化圈。我们说诗歌不再担负着主流文化的政治和社会地位，事实上也没有人要求诗歌一定要具备这样的地位，只不过是那些高高在上的诗人们心里面一个自欺欺人的幌子而已。
    那么，是不是老百姓不喜欢诗歌、不读诗歌、不用诗歌，诗歌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呢？
    世界上总会有人喜欢诗歌，他们或因为喜欢，或因为需要。只不过我们一直过高地估计了诗歌的价值，认为它是一种人人都应该喜欢和需要的文学样式，理应在普通大众的精神需求中占有着绝对的地位。把诗歌上升到这个高度，本身就是一种过度的“文化自信”，当中国诗歌界出现这种集体幻觉的时候，诗歌事实上已经变成了昨日黄花。
    但人们不喜欢诗歌又绝不是诗歌就因此逃离人民的理由。人们不喜欢诗歌首先是诗歌脱离了人民。但十分蹊跷的是，不是我们的诗人写不来这样的诗歌，关键是写这样的诗歌会遭到同行的耻笑，会被认为肤浅、落伍，我们的公共媒体不会发表这样的诗歌，我们的诗歌评论界也更不会主张这样的诗歌。他们似乎更喜欢那些具有所谓现代意识的诗歌。因此，汪国真的诗歌尽管有广大的读者群，但在主流诗歌圈却从来没有他的一席之地。而舒婷、傅天琳的诗歌也往往被认为缺乏现代意识，表达方式偏于传统。余秀华的诗歌又会被认为太野、太真，不被主流文化附和。诗歌圈认可的诗歌和普通大众认可的诗歌似乎出现了两个完全不同的审美导向。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艾青）“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顾城）“让寒冷逼入我们体内最黑暗的部位／
为黑暗带去应有的尊严。”（西川）“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做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舒婷）当代诗歌中依然有这样经典的诗句，是因为它们表达的情感是一个普通人正常的情感，倾诉的方式也是一个普通人正常的倾诉方式，而且完全是“中式的”书写。
    诗歌在《诗经》时代几乎是唯一的“文学”样式，后来随着骈文、赋、散文、词曲、小说、戏剧等各种文学样式的相继涌现，诗歌从唯一变成了之一，相对来说就没有那么重要了。同时，人们对精神产品的选择也因此而变得更加多元化、理想化和性格化。
    诗歌从大众文化到精英文化，很难断言这是诗歌的进步还是退化。中国诗歌发展到今天，当所有的形式主义都无所不用其极之后，诗歌并没有如期归于“平淡”，相反，它甚至变得更加华丽或者华而不实。这其实正是精英文化层内化于外的表征。在纷繁复杂的诗歌形式主义面前，诗人们仍习惯于自得其乐、自以为是。因为当代诗歌越来越缺乏普识性的标准，诗人们的创作变得更加自由和自我，几乎所有的诗人都在自我标榜中，完成了作为一个诗人的时代定位。
    当代诗歌到了必须自我救赎的时候了。


    诗歌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具有自我修复、补充、完善和进步的本能，这也是任何一个成熟文体所应该具备的能力。从白话诗到现在，中国新诗历经百年沧桑巨变，在步履蹒跚中，日积月累养成的内涵和耐力，足以完成当代新诗的自我救赎。
    在这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诗歌在文化生活中的精神地位或者诗歌在新时期的精神定位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愈来愈丰富的文化生活和精神需求中，诗歌所占的比例已经越来越小，甚至小到无法看见。我们需要在新的视域中重新确立诗歌在人们精神生活中的定位。这也是当代新诗自我救赎的前提。
    然而，诗人作为创作主体，它无论担负着什么样的社会角色，在当代新诗自我救赎的过程中，作为诗人的力量是十分有限的。中国诗歌发展的历史也证明了这点。无论是屈原、李白、杜甫、北岛，还是那些身在高位的政治领袖，他们的诗歌只能代表着诗歌的一种风格，而不能完全主导诗歌的发展方向。这也是，为什么如此多的声音在唱衰诗歌，中国新诗依然在顽强生长的原因。这也是， 为什么中国诗坛始终有一股清流在浊浪滔天中涓涓流淌。诗歌在自主化进程中所展现出来的强大自制力和自控力，无形中成了诗歌发展和进步的定海神针。
    诗歌文体的力量，是推动诗歌向前发展的原动力。从《诗经》到《楚辞》，从唐诗到宋词，从古体到白话，从现当代新诗的每一次演进和嬗变，它无一例外地都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六、七十年代的“政治抒情诗”用口号的形式抒发内心感情，“朦胧诗”用隐晦的形式表达诗歌理想，“第三代诗”的反英雄主义情结，最后都是在诗歌文体力量的作用下得以自我矫正的。
    而诗人的创造力也包含了政治和社会的力量，虽然它们在短时间内或可延缓甚至改变诗歌的自主化进程，但从宏观和全域看，没有一个人可以改变诗歌的走向，也没有任何一种政治和社会力量最终能够决定和主宰诗歌的存亡。
    那么，诗歌如何实现自我救赎呢？
    首先，诗歌依靠文体的力量向前推进，而文体的力量天然地具有排他性，非诗因素对诗歌的干扰和影响是短暂的、不能持久的，一旦文体形成抗力或者免疫力，再妖娆的非诗因素都不能成为美丽的借口。诗歌文体的力量是作为独立文体自我约束的力量。
    最难的是，这种自我约束力量要形成一种机制，要有“画地为牢”的决心。2023年许多大刊名刊发表了一些引起广泛诟病的诗歌，它们的出笼显然就是缺乏文体约束机制的结果。什么样的文字才是诗，这并不是一个十分复杂的技术问题，也不是我们的编辑缺乏判断力，而是没有一种健全的机制管控它们。
    为什么在新诗的发展道路上总是会莫名其妙地受到一些非诗因素的干扰？因为非诗因素总是把自己妆扮得花里胡哨，或者假探索之名。而诗歌最终是诗人主导的一种精神力量，既然是诗人主导，就有主观的、自我的、偏执的可能性。这些非诗因素在某个特定时期，甚至会获得短期的话语权。但诗歌具有“清者自清、浊者自浊”的辨析力，无论是因为政治的、社会的、个人的因素，最终都会在诗歌自主化进程的滚滚洪流中现出原形。
    其次，诗歌本身具有新陈代谢的能力。正如从旧体诗词发展到白话诗，从白话诗发展到现代新诗，从现代新诗进一步发展到当代新诗，虽然其中有各种各样的推动力量，但更重要的还是诗歌自身新陈代谢的能力。就像生命要生长，新的细胞要不断取缔旧的细胞一样。正如90后、00后这个时段的诗人，他们不仅用自己的行动完成了诗歌的推陈出新和创造性发展，而且也促使当代新诗完成了体系内的自我变革。比如表达方式的多样化、题材的边缘化、主题的去中心化、语言的陌生化、意象的碎片化等等，这些都是中国诗歌发展中的新变数。
    但这个变化是来之不易的。
    50、60、70、80一大批卓有成就的诗人还生活在当下，他们不仅是诗歌规则的制定者，也是这些规则的既得利益者和捍卫者，他们甚至在许多领域享有着至高无上的诗歌话语权。当然，这些优秀的诗人和作品，有榜样的作用，但同时也可能是发展的桎梏。为什么新时期诗歌缺乏主流诗歌文本？因为主流诗歌受到了新的挑战。新生代的诗人们一边被同化一边异化，他们的内心事实上对许多前辈诗人是不认可的，但又没办法完全摆脱对他们的依赖。因此，在他们的诗歌中很难看清楚他们的诗歌理想和追求。
    尽管当下诗歌处境艰难，但诗歌自主化变革的力量和对除旧布新的渴望，却一直没有减退过。


    当代新诗要完成自我救赎，必须是在一种健康的诗歌生态中才能实现，而且每一个层面都要发挥自身的力量。单纯地依靠某一方面都难以改变诗歌的现状。
    从诗歌角度，至少有三种力量互相交织。一是西方诗歌，一是中国传统诗歌，一是中国当代新诗。这三种诗歌文化共同涵养着中国诗歌的生成和发展。我们既不能依赖外来文化的洗礼，也不能完全从传统文化中来。诗歌精神的传承和诗歌表达方式的创新都是诗歌自主化进程的一部分，而当代新诗要完成自我救赎，它一定是从源头开始沥清诗歌的本质、文化的属性，一定是从完整的诗歌要素中自我检索、扬尘，而不是半途而废，或者断章取义。
    西方诗歌固然有它表达的先进性，传统诗歌固然有它深厚的文化底蕴，中国当代新诗也固然有它存在的时代性和合理性。但它们在互相融合中又无一例外地出现了许多矛盾的产物。如西方诗歌中的“语言陌生化”就直接导致了中国当代诗歌“诗到语言为止”的表达误区。而对传统诗歌中韵律的摒弃又导致中国当代新诗因为缺乏节奏而失去了阅读的快感。中国当代新诗中的“题材边缘化”和“主题去中心化”又让中国当代新诗失去了诗歌作为独立文体的边界感。这三种力量不断地在此消彼长中促进中国诗歌的发展变化，而且还有一种无形的力量在平衡着它们的关系，这也是中国诗歌得以自我救赎的诸多可能性之一。
    从诗人角度。诗人作为诗歌的创作主体，既要主动维护诗歌的文体特色，又要坚守自己的创作特色，既不能盲目自大，又不能人云亦云，尤其不能被大众娱乐和大众审美绑架。诗歌要回到诗歌本身，而不是某一个时代、某一个诗歌样本。因为我们不可能再回到唐朝，回到李白、杜甫，也不可能回到北岛、舒婷。今天的诗歌该是什么样子就是什么样子，每一个时代的诗人都应该具有最起码的诗歌自信，而不是抱残守缺、妄自菲薄。
    这不是一个诗歌盛行的时代，更不是一个以诗歌为轴心的时代，诗歌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不重要，也没有我们期待的那么重要。但至少诗歌圈子里的人对诗歌要有基本的尊重，对一个独立文体的尊重，对诗性的尊重，对创作规律的尊重，这也是诗人们在诗歌自我救赎的过程中应该持有的态度。
    从第三者角度。这里的第三者包含读者、编辑、诗歌评论家。他们不能简单地评判或者轻易否定诗歌作为一种独立文体的价值，不能因为诗歌的现状而怀疑诗歌的发展和进步，更不能在显微镜下去看诗歌。诗歌既不是一种信仰，也不是一种宗教，连日常生活都说不上。它也许在你的心里很重要，但在别人心里却什么都不是。所以，我们既不能夸大诗歌的精神力量，也不能把它说得一无是处。作为读者，客观包容。作为编者，以文为本。作为评论家，理性解读。重要的是，都不能固守偏见，以己之好把诗歌引入歧途。当我们不能改变诗歌体制的时候，我们就尽力改变自己。
    那么，中国诗歌还有哪些可以自我救赎的途径呢？
    首先，自觉遵循诗歌的创作规律，尊重诗歌的文体特色，遵守诗歌的生成原则。
    诗歌作为一种文学样式，它有自己的创作规律和生成原则，每一个人都不能违背这些基本原则而另起炉灶。不能把它的文学属性与其他文体混淆，诗之为诗的东西是诗歌永远都要坚持和恪守的道德准则。把诗歌写成“非诗”和编辑、发表、鼓吹“非诗”都是一种不道德的行为。
    诗歌的创作规律是通过陌生化的语言创造出别开生面的意境，实现心灵和世界的融通，发现远方的真相和情感的秘密。也就是说，语言、意境、情感是诗歌创作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三个重要元素，也是检索分行文字是不是诗歌的三个重要标本。而诗歌的生成原则是：语言的陌生化，词语的及物化，意境的空灵，情感的在场，时间的有效性和空间的无限性，内在结构的稳定性，整体气息的畅通性，等等。如果我们在创作中不能遵循这些基本原则，就有可能把诗歌写成一种模糊的文体，作品就会缺乏独特的审美和审美感受。当然，不同的诗人会有不同的创作心得，有些心得甚至是属于他们自己的创作秘密。但是，创作绝不是马放南山，想怎么写就怎么写，诗歌的总体性原则决定了写作的自由度。这些年来，中国诗歌缺乏基本的评判标准，就是因为没有一些固定的标尺。这也是诗歌自我救赎的核心。
    其次，遵守诗歌作为意识形态的精神属性。
    诗歌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它毕竟是形而上的，它的精神属性是挖掘心灵和情感的秘密，最终皈依哲学或者完成宗教式的自我救赎。形而上是指超越了物质形态的非物质性要素，它的使命是自由、空灵、无限。无论是观念写作、经验写作、认知写作、超验写作，精神的自由度都是决定一首诗歌成功与否的关键因素。这里涉及到的“诗歌精神”既有中国传统诗歌精神的传承，比如理想主义，又有当代中国诗歌精神的坚守，比如自由主义，也包括西方诗学中的现代主义和工业文明。作为意识形态的诗歌必须标举自己的精神属性。无论你是咏物、写景，还是抽象的概念表达，都要展示你的精神诉求，这是一首诗歌的灵魂，也是中国当代诗歌自我救赎的使命。
    第三，坚守诗歌的文学性、诗性和理想主义的人格和诗格。
    诗歌不能像记流水账或者泼妇骂街，也不能耍小聪明和玩文字游戏，更不能以探索之名突破诗歌边界。必须坚守诗歌的文学性和诗性。文学性和诗性是诗歌创作的底线，也是自我救赎的那根“稻草”。诗歌首先是文学的一种，它应有美感和形象性，散发着独特的文字魅力。然后诗之为诗，它必须有诗性，比如情感、节奏和表达方式。必须在文学性和诗性的基础上展现出理想主义的光辉或者理想主义的人格、诗格。
    新时期诗歌之所以出现了这样或者那样脱了五形的诗歌，就是因为它们缺少了基本的诗之为诗的东西。更可怕的是，他们没有任何创作的禁忌和畏惧感，反倒认为诗之为诗的东西已经过时，把“糟粕”当荣誉，把胡搞当探索，偏离了一个诗人的基本人格和诗格。
    第四，还原诗歌的民间本色。
    诗歌起自民间，有漂萍之色，而无庙堂之尊。还原诗歌的民间本色和我们通常讲的“好诗在民间”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前者说的是诗歌的出处和归处，后者是和官方诗歌相对应的一种说法。 
    还原诗歌的民间本色，不是让我们的诗歌回到《诗经》时代，这是无论如何也回不去的。也不可能再成为大众诗歌，从而再度成为大众文学的象征。还原诗歌的民间本色是指让我们的诗歌走出象牙塔，放下精英文化的身段，能够多一些民间烟火味，多一些人味，多一些青草和泥土的气息，这也是诗歌应有的本色。